薄一波回忆1938年6关于“沁州路线”的争论

(七)关于“沁州路线”的争论

1938年5月4日，张闻天、刘少奇向邓小平、朱瑞、李雪峰并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以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指出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以后，晋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因此，必须建立晋东南党的领导中心。建议朱瑞率晋冀豫省委机关，薄一波率第三区专员公署向总部靠拢。要我们分别召集党的、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地方武装的会议，去推动各方面的工作。此后不久，晋冀豫区党委迁到了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沁县南底水。从此，我们第三区专员公署的工作，直接得到总部和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晋东南的抗日根据地工作开始进入了巩固建设的时期。1939年日军打通白晋路之后，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以白晋路为界，路东为太行区，划归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路西为太岳区、长治区，划归山西三、五两行政区和决死一、三两纵队，并决定成立晋东南军政委员会。北方局、总部指定由我(党内化名郑重)任书记，统一领导山西三、五两行政区和决死一、三两纵队的工作。

我们在太岳区工作的特点仍然是:戴“阎的帽子”，讲“山西话”，继续贯彻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政策。由于我们已摸透了阎锡山这个地方实力派的内部情况，工作起来就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就可以放开手脚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去办。这样做完全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逐渐减少对阎锡山的依靠，进一步执行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关于在山西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指示》，1937年11月15日)。北方局、总部朱、彭对此十分赞赏，并不断指示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不能变。

但是，也有一些同志和个别党组织不同意甚至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说这是“沁州路线”(那时我住在沁州)。他们说:我们现在要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能再戴“阎锡山的帽子”了，应该摔掉!我是坚决反对这种意见的。如果照他们的意见办，与阎锡山一刀两断，在山西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呢?剩下的只有“绝对的独立自主”了。我向北方局、总部请示:“要不要去掉‘山西’这顶帽子，脱离阎锡山?”朱、彭明确表示:“不能这样做，表面上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完全做共产党的事。有些事我们出面做不到，而阎锡山能帮我们做到，何乐而不为呢!

这是中央、北方局早已肯定了的方针。这顶帽子是在特定条件下，经过巧妙而艰苦的工作才得来的，来之不易，怎么能随便丢掉呢?"1938年8月18日，刘少奇同志特地写信给晋冀豫区党委，指示说:

在山西，我们工作环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山西已经有了我们的武装(指新军和牺盟搞的地方武装—薄注)，参加了一些地方的政府，并参加了统一的群众救亡运动，而这种参加是未用一种特珠的方式。你们在山西已经不是完全的在野党，军事、政治、民众运动以及各种政策法令等，你们都要过问，而且都应该负责;然而，你们在形式上和法律上都还是一个完全的在野党，在法律上正式的公开的政治地位，你们还没有取得(这种情形，古今中外都没有前例的)，你们必须充分地认识这一特点，并且根据这种特点而来用恰当的特殊的工作方式，然后你们的工作才能顺利地进行，否则是要在许多地方碰壁的。

实行“特殊形式”的做法，外表戴“阎帽”，内容皆我党，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1937年中央12月会议精神传达到晋东南后，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风也吹到了根据地。有的同志借此批评我们“牺盟会是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认为我们发动政工人员、战士与旧军官旧势力斗争是“对上对立，对下孤立”。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在作怪，只觉得照他们的办法做会损害根据地的根本利益。传达中央决定，在“友军中不建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友军”指的是国民党军，把实际上完全由我们党领导的山西新军也看成“友军”，取消新军中的党组织，那就错了。而一些人曲解了中央的决定精神，认为在新军中不能建党，结果使得新军一纵队中的党员干部约有二三十人离队，回到八路军或地方上工作去了。我回来发现后，立即进行纠正，并决定由纵队本身建立党委，自己管党，党员干部离队现象才停止。这一件事，对新军是有一些打击的。但是这些主张像一阵风似的，很快就过去了。

在中央、总部和北方局领导同志的支持下，我们继续贯彻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政策。在这个基本原则下，进一步实行独立自主。我们认为，所谓“沁州路线”，恰恰是体现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实践证明，正是因为我们坚持这样的做法，才有效地巩固了太岳地区的革命政权，开展了群众工作，决死一纵队的力量才不断得到加强。这样，在太行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才能够背靠太岳，更加放手地向冀南、豫北地区发动游击战争，奠定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利用这种特殊形式，许多由八路军出面难办的事，通过阎锡山的手就好办了。

比如太岳区内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和其他杂牌军，经常要和他们打交道。其中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就经常和我们搞磨擦，还想把三、五两个专署拿到他的手里。曾万钟的第三军(滇系)，磨擦搞得更厉害，他们曾派特务开黑枪打死决死队从八路军要来的一纵一总队三大队队长、红军老干部陈玉堂。

我们就向阎锡山打电报，阎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下令把他们调到临屯公路以南，问题就解决了，使岳北地区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最后只剩下个九十八军(西北系)留在这个地区，军长叫武士敏，他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好，抗战也是积极的。国民党不给他们发军饷，我们就帮助他们解决粮食和被服问题。后来武士敏在对日作战中牺牲，为了纪念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1年在他殉难的沁水县东部设立了士敏县。

记得有一次武士敏曾对我说:“阎锡山说是上了薄一波的当，你很能干啊!’’我回答他:“古语云:‘强将手下无弱兵’。强将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毛泽东。没有共产党，没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光我们几个人什么也不行。有了共产党，有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我们这些小兵，就都会成为强兵。”武士敏听后，沉思了一会儿，拍手称赞说:“你说得挺对!”我的话，决不是套话，它是我从大革命失败以来，经历成功与挫折，思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而得到的最深切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