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金石学、文字学的兴盛

乾隆、嘉庆时期，承清初余绪，学术界的关注方向和治学方法进一步转变，这种变化很快直接影响到书法界，从而使书法风气和书学观念产生了根本性的转换。

由于各种社会和人为条件的具备和促成，经学——朴学（或者又称“考据学”）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已经在学者中占有绝对的优势。训诂考据成为研究学问的不二法门，文字、金石及音韵等专门学科获得突破性进展，在推动整个学术思想界风气转变的同时，对书法界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碑学理论的确立和碑派书风的形成。

乾隆时期学术风气的转变，是多种因素条件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顾炎武像

首先，清初顾炎武、阎若璩、黄宗羲等人起到了先导作用。他们所倡导的实证学风和怀疑精神与明儒空谈心性、游学无根的做法截然相反，泾渭分明，很快深入人心，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极大地刺激了其他学者和后学的研究热情。

顾炎武重视对经学及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认为“舍经学无理学”，其博征实证的治学原则为朴学奠定了基础。阎若璩则以《尚书古文疏证》一炮打响，力辨《古文尚书》出于伪造。受其启发，继起者遂开始对所有儒学经典著作重新考证研究。故嘉庆年间江藩（1761-1831）著《国朝汉学师承记》为朴学学者立传时，将阎若璩列在卷首第一位，又在最后专用一卷记述顾炎武、黄宗羲二人事迹和学术成就，视二人为开派宗师。

乾嘉时期朴学家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基本是从对顾、阎、黄诸人的继承和发扬而来的。其宗旨是以汉代学者所开创的训诂考释方法为正统，笃执古训，凡汉皆好，因而朴学又被称作汉学。

黄宗羲像

其次，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措施对朴学的兴盛起了很大作用。从康熙年间开始，满族统治者不断动用大量人力财力，组织编纂大型图书。

康熙朝编成《康熙字典》《佩文韵府》，雍正间完成了《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时期，这种工程连续不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耗费众多人力，历时十年之久，数量达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

为编纂《四库全书》，朝廷专门成立了四库全书馆，集中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一流学者，同时还下令命各省督抚及私人藏书家搜集进奉善本稀有书籍，由参加编纂的学者对每种书籍进行考证并写出提要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一方面得以阅读到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珍本稀有图书，另一方面也发现了许多需要解决的疑问和学术难题，因而必须对照不同版本和多种资料进行考证。

《四库全书》的编纂，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一次彻底整理，也是对清代学术研究的一次巨大刺激和推动，甚至还直接促成了北京琉璃厂书籍古董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与其祖父玄烨推崇宋代理学、刊印《朱子全书》的做法不同，弘历则有意贬斥程、朱理学的空谈性命道德，疏远理学名臣，更重视对经学的整理和研究。昭梿在记述乾隆朝经学与理学的彼此消长情况时说：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官，命方待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宿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

不仅如此，乾隆朝科举考试的会试、殿试题目，也多以经史内容为题。这样一来，专门诵读理学、大讲理气性命的腐儒难以登第，一批精研经史的学者得中进士，加入到官僚阶层之中。天下学子都转向研治经学，宋、明理学大受冷落，“遂将濂、洛、关、闽之书，束之高阁，无读之者”，以致书坊之中干脆不存理学著作，即使有欲购买者，亦无从获取。

在大量编纂图书、整理文化遗产的同时，满族统治者也进一步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钳制与防范。康、雍、乾三朝，文网严密，文字之狱迭兴不息，卖身求荣之徒处处望风捕影告密陷害，著书为文之士常常祸从天降，家破人亡，其酷烈与敏感为历朝历代所未见。甚至连编纂《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举措，在很大程度上也变成了审查清理书籍著作的行为。当时，因种种违碍借口被全部或部分查禁销毁的图书多达数百种。

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以及对文字狱的无情处罚，致使一般读书人大都不敢从事经世致用或涉及现实的学问，只好转向对旧籍的挖掘和整理，考证典章，训诂名物，成为一时风气。可以说，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不仅对学术研究的自由空气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成为远离时事、闭门考索的朴学的发展契机。

清代中期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生活的发展，学术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生存条件。

乾嘉时期，许多高官大吏都兼擅学术研究，这些集官僚学者于一身的人物，纷纷招请学者文人充当幕僚，编撰刻印书籍，在提高自己声望的同时，又利用自己的影响促进和推动学术的发展。

朱筠画像

如身为汉学家的朱筠（1729-1781）在担任安徽学政期间，邀请了戴震（1724-1777）、章学诚（1738-1801）、邵晋涵（1743-1796）、王念孙（1744-1832）、汪中（1745-1794）、洪亮吉（1746-1809）等一批著名的学者为幕僚，他不仅校订重刊了《说文解字》一书，并且上疏建议朝廷征集珍稀图书及手稿，编修一部大型书目提要，结果促成了《四库全书》的问世，朱筠本人也一度进人四库馆任职。

毕沅像

著名学者毕沅（1730-1797）年轻时受教于汉学领袖惠栋（1697-1758），后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学者程晋芳（1718-1784）、江声（1721-1799）、章学诚、钱坫（1744-1806）、汪中、洪亮吉、孙星衍（1753-1818）等先后人其幕中，协助毕沅编撰著作并校勘了一系列古籍。在当时的情况下，若没有这些地位显赫的官僚出面组织，许多大型书籍的编修是无法实现的。

除官僚外，当时许多商人也积极赞助学术研究，尤其是扬州一带亦锅亦贾的徽籍盐商，更是有此传统。他们延请文人学者住在家中，利用自己的藏书，共同校勘切磋，然后出资刻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及汪棣等人。马氏兄弟虽为盐商，但博学好古，风雅能文，与学者全祖望、杭世骏、厉鹗等为友，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厉鹗的《宋诗纪事》都是寓于马家时写成。

马氏以藏书丰富著称东南，尤喜刊印书籍，所刻严谨精良，号称“马版〞。汪棣以盐业起家，后为国子博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其家“多蓄异书，性好宾客”，一时著名学者如惠栋、王鸣盛（1722-1797）、王昶（1724-1806）、钱大昕（1728-1804）、戴震等往来扬州都与其过从甚密。正是由于有了盐商的资助，许多学者才获得了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潜心著述，从而扬州成为乾、嘉年间一个学术繁荣的文化中心，并由此形成了“扬州学派”。

钱大昕像

除了上述因素和条件外，当时私家藏书风气的浓厚及各地书院的兴盛，也为学者的治学研究和学术思想的流播传授提供了方便。清代中期，私人藏书家遍布各地，尤以江南一带最突出。这些私人藏书家收藏了大量图书典籍、金石拓片及手稿资料，且大多编有书目印行，他们不仅互相借阅传抄，有些藏家还对学者开放，供人研究著述使用。而各地书院的发达，更使学者的治学方法和研究成果得以广泛传播，滋惠后学。当时各书院都由著名学者主讲，以至苏州紫阳书院同时培养出了王鸣盛、吴泰来、王昶、钱大昕等朴学巨擘，扬州安定书院产生了洪亮吉、汪中等，常州龙城书院则有孙星衍、李兆洛等优秀人才。而这些人日后又分别主讲于各书院，遂使朴学传统发扬光大，成影响一代的学术潮流。

朱彝尊像

朴学从一开始便把古代金石碑版文字作为重要的资料来源和可信依据。顾炎武著有《金石文字记》，朱彝尊著有《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黄宗羲著有《金石要例》，均以金石文字考订经史，阐发义例，为清代的金石学研究开辟了先声。

其后，经史学家究心金石者日渐增多，成果不断间世，加之埋藏地下的钟鼎墓志大量出土，隐没于深山荒冢的残碑断碣陆续被发现，成为文人学者和好古之士争相寻访收藏的目标，有关金石碑版的著录整理与研究著述很快得到普及和发展，并形成一股风气。

乾嘉时期的学者，很多人擅长金石学，他们已不仅仅将金石文字看作是考证经史的材料，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历代金石遗迹的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风格演变。从此，金石学的独立性更加显著，因而其影响和价值也更加广泛。从清初到嘉庆的近二百年间，研究金石学的专家代不乏人，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乾隆以前，研究古代铜器及铭文者很少，大都偏重于石刻。清初曹溶撰《古林金石表》，已收人自己所藏碑帖达八百多种。其后，搜访拓集石刻碑版的风气越来越盛，到嘉庆年间孙星衍和邢澍著《寰宇访碑录》，则收录的历代石刻共计八千多种，堪称洋洋大观。

孙星衍像

同清初学者一样，乾嘉时期的朴学家也十分重视金石文字的史料价值。著名史学家王鸣盛自称：

二纪以来，恒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佐证。

钱大昕为一代学术领袖，亦自称笃嗜金石，尝谓：

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调集四方学人赴京编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金石学的兴盛。参加《四库全书》编辑校勘的学者中，有许多人都喜欢金石学，经常聚在一起互相探讨，交流所得。四库馆臣每天清晨人馆校书，午后归寓，下午则各自按照校勘需要开列书目，到宣武门外琉璃厂书肆中寻购。当时，各地书贾趁机辐凑京师，许多贩卖碑帖拓片的商人也加入其中，于是琉璃厂的书籍古董字画商店很快兴旺起来。

由于此时各地文物出土日多，来源广泛，充分满足了学者和收藏家们的需求，故一时治学之士，莫不以金石为重。文人学者出于研究需要，封疆大吏好古崇文，藏书之家广收博采，豪门富商附庸风雅，使得各个阶层的人士大都养成收藏金石拓片的爱好，鼓吹宣传，蔚然成风。在整理方面，最简单常见因而也是数量最大、需要最广的是著录一类。

如钱大昕“集录金石二十余年”，撰有《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毕沅任陕西巡抚时编纂了《关中金石记》，调任河南巡抚后，又编纂了《中州金石记》，开启了一代风气。

翁方纲在担任广东学政时编著了《粤东金石略》，阮元（1764-1849）先后担任山东、浙江学政，著有《山左金石志》和《两浙金石志》。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是著名的藏书楼，其中金石拓片是一项重要收藏内容，著名学者全祖望、钱大昕及书法家张燕昌（1738—1814）都先后其编录过金石拓片目录。

张燕昌像

嘉庆七年（1802），著名学者孙星衍在邢澍的协助下编成了《寰宇访碑录》，该书收人从先秦到元代的碑刻及少量带字瓦当共计八千多种，按时间先后排列，每种名称下注明书体、年月、所在地、拓本藏家等项目，线索清晰，查用方便。

晚清书法家和学者赵之谦、罗振玉、刘声木等对此书均有增补续作。这一时期有关金石碑版的著录著作非常多，体例也比前代更加丰富和完备。除存目、录文以外，更出现了摹图之法。

牛运震像

康熙末，学者牛运震（1706-1758）与拓片商人褚峻（字千峰）合作，由褚峻将《石鼓文》及汉碑共四十七种缩小摹刻，再由牛运震分别撰写著录解说，编成《金石经眼录》一卷，后来牛氏又增人魏晋至唐代碑刻六十种，改名《金石图》。这种图文并茂的著录方法前所未有，大大方便了学习和研究者使用，遂为后人仿效。

《金石图》内页一

《金石图》内页之二

如黄易著《小莲菜阁金石文字》每碑均附有图版，便是沿袭了牛、褚二人的做法。

在收集著录的同时，整理考证的研究也不断深入。继顾炎武、黄宗羲、朱彝尊等人之后，钱大昕著有《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考订审当，议论精卓，王鸣盛称其超出前人之上，为古今金石学之冠。其他如武亿（1745-1799）的《授堂金石跋》、严可均（1762-1843）的《铁桥金石跋》也都具有很高的影响和声誉。研究金石义例者则有严长明（1731-1787）的《汉金石例》、梁玉绳（1754-1819）的《志铭广例》等著作。

在广泛征集著录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金石学已开始逐步走向深入和细致，一些分门别类的研究方法及著作相继问世。在地域性著录和研究方面，清代学者贡献最大，成果众多。除前面提到过的毕沅、翁方纲、阮元等人的著作外，尚有武亿的《安阳金石录》《偃师金石录》，严观的《江宁金石记》，李遇孙的《括苍金石志》，皆负盛名。

在断代研究中，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堪称开山之作，其后瞿中溶（1769-1842）著《汉武梁祠画像考》，阮元著《华山碑考》等，则是对某一类或一件著名碑刻的专门研究。至如毕沅辑《秦汉瓦当图》，冯登府编《浙江砖录》，更是标志着清代金石学家对瓦当、砖文等类别加以关注的开始。

嘉庆十年（1805），学者王昶在长期搜集研究的基础之上撰成《金石萃编》一书。这部长达一百六十卷的巨著中所收人的一千五百多种碑刻和十多种铜器铭文均为王昶所藏，时代从秦到宋末，其体例是在每件名称下系以原碑尺寸、收藏处、摹写或抄录的碑文、他人著作申的题跋评论，最后是王氏自己的考证和按语。该书集著录、释文、摹写、考证评论及资料汇集于一编，既是作者的研究成果，又为其他学人的研究参考提供了便利条件，被誉为是金石学科中的集大成之作。

清代朴学家继承汉代学者传统，以文字训诂为读书治学的基本功，因此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学人必修之课，考证、阐释和研究《说文解字》的著述汗牛充栋，形成专门学科，并进而引发了文字学研究的繁荣和提高。

在文字学的研究中，清代学人首先从《说文解字》入手，通过对此书的研究奠定了其他研究的基础。乾隆初年，扬州盐商、藏书家马曰琯就曾刊行过《说文解字》，不久以后，著名学者、安徽学政朱筠又重新校订并刻印了这部经典字书。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在治学过程中已发觉到《说文解字》本身的缺陷以及经过长期流传翻刻而出现的谬误，遂致力于对该书的校勘和订正，其中研究最深、成就最大的当属段玉裁（1735-1815）。

段玉裁画像

段氏为戴震的得意门生，擅长训诘及音韵学，尤其对《说文解字》致力最深。他利用一些宋、元珍稀版本与当时流行的徐铉校定本进行对照校勘，撰成著名的《说文解字注》，这部段氏的代表作在当时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此后直到清末，有许多学者先后对其进行补充、纠误和阐发。与段玉裁同时的另一位学者桂馥（1736-1805）也以治《说文解字》见长，著有《说文解字义证》。除《说文解字》外，戴震、江声、王念孙等人也分别在对《方言》《释名》广雅》等古代字书的研究中取得成就。

在研究《说文解字》及其他古代字书的基础之上，乾嘉学者更将文字学的范围扩展到金石学的领域内。鉴于古代钟鼎彝器和碑版石刻文字多为篆、隶书体，反映了文字形义的演变过程，这部分文字资料在解释、印证六书原则，为文字学理论提供依据方面具有很高的可信价值。同时，文字学的突破和进展也为研究金石文辞、制度及演变规律者扫除了障碍和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