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书信诗文中的金石鉴藏心得

吴大澂像 吴氏家藏

来源 l《西泠艺丛》2021年第9期

作者 l 石燕婷

原题 l “鲰生好古有奇缘”——吴大澂书信诗文中的金石鉴藏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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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在晚清金石学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他留下不少极具价值的金石拓本图集和著录文献, 其金石学思想亦体现在书信与诗文中。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 吴大澂在求古、访古的过程中, 贯穿着"好古敏求, 至诚所格"的金石理念和追求; 在传拓以及著书等传古方面, 一直所秉持着"铢累寸积, 有志竟成"的观点; 于金石鉴赏层面, 则保持着"古器今俱在, 一一吾能征"的自信。

自宋代始，金石学[1]兴。纵观1000余年的金石史，有志于此的硕儒辈出。尤其在清季，吴大澂可算是具有深刻影响的人物。吴大澂（1835—1902），字止敬、清卿，号恒轩、白云山樵，晚号愙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吴大澂于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授编修，其后历任陕甘学政、河南及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史、左都御史、广东及湖南巡抚等职。他于经史、义理、训诂、音韵等方面，均有研治，在处理国家公务的余暇间，尤专金石器物的搜藏与考究，成就甚高。顾颉刚曾于《吴愙斋先生年谱》的序言中对其评价道：“古文、古器之研究本小学目录之旁支，而四十年来蔚成大国。倘非先生开创于前，纵有西洋考古学之输入，其基础之奠定能若是速乎？今日言古文、古器者多矣，孰不受灌溉于先生之书，又谁能逾越先生之建树者？”[2] 当然，这也许会有过誉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吴大澂在晚清金石学领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留下众多极具价值的金石拓本图集和著录文献，为后人从事金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经验。

吴大澂 吉金图（局部） 私人藏

清乾嘉之后，大量古器物出土，此时期的官员士人对器物的搜藏、传拓以及考鉴等表现出极大热忱，其中翘楚者有陈介祺、潘祖荫、吴大澂、王懿荣、吴式芬、罗振玉、赵之谦、莫友芝、沈树镛等辈。吴大澂与当时众多金石造诣颇深的名流均保持良好的交往情谊，这些交游的展开，大多围绕古器物的探求搜访、鉴藏辨伪、传拓著录、文字考究等话题，以书信的形式进行。平日余暇，吴大澂对所收藏的金石器物，亦会赋诗以托寄赏鉴之心（图1）。本文所要进行的讨论，即以吴大澂有关金石话题的部分书信和诗札文字为中心，探析其中蕴含的金石学思想和理念。

图1 壬辰北上留别诗卷 吴大澂

01 好古敏求，至诚所格

围绕金石器物展开的寻访，是为清代金石学家们所热衷的一项访古活动。吴大澂对此尤为专勤，他于政事之余常拜会金石藏家交流最新金石出土和鉴藏情况，或前往古董铺和文物市场寻探古器物，或亲自去往古碑刻现场进行访拓。求古的敏锐眼光和不懈努力，体现在吴大澂访碑等活动的过程中。谢国桢于《愙斋尺牍跋》里对吴大澂的访碑情形有此描述：“至其游踪所至，荒山古寺，凡有遗迹可寻者，无不斩除榛莽，悉心披剔。”[3]他在一生的访古活动中搜藏了大量的钟鼎彝器，其中所收愙鼎和乙亥方鼎当属名品，《唐文安县主李氏墓志》亦为经典的碑刻原石，另还藏有众多各种类型的金石器物及拓片。

在吴大澂的部分诗札中，可见其好古敏求之心。其在《长陵二瓦歌》中有言：“鲰生好古有奇缘，一瓦无论值万钱。长安故人贻我笺，展书发箧喜欲颠。试摹此图工雕镌，朱枫程敦不足贤。岿然两当如璧联，一抷之土金石坚。”[4] 再如《石鼓辛鼓》诗中吴大澂亦表达对所藏器物的珍惜：“金石虽云坚，或不如梨枣。鼓存文不存，没字亦可宝。”[5] 许多书予金石同好的信札内容，体现了他求古的热衷之情。致陈介祺信时谈道：“年底当再奉寄三四百金，并恳代收古陶残字，无论古登古器，完者残者，皆愿得之。伯寅师、廉生皆得古埙，何以尊藏独无埙拓？或在阙疑之中？如有所见，亦乞代留。并望转属收器之人遍告乡民，遇有掘得古瓮内有残片似竹简者，勿轻倒散，当以重值售之。想祖龙焚书时，齐鲁诸儒必有深心传古之人，久埋地中，不易出土。”[6] 吴大澂深知前辈陈介祺的鉴藏眼光至佳，时常流露出钦羡之情，因此他期盼陈介祺在平日的收藏活动中也能为其代购古陶器物，即使是不完整的残片亦可，正如他在信中表示：“如长者之好古敏求，至诚所格，地不爱宝，六经残简应运而出，此其时矣。”[7]（图2）他认为秉持好古敏求之心对于金石古器的搜集和传承极为重要，故时常在写予陈介祺的信札里，也表达出对金石器物访寻的热衷心思：“此行几及千里，所遇集期，留意古陶器竟无所得，仅于景州获一子母印及无字汉竟，何古缘之浅也”[8]；“闻近创收买棉衣之议，每逢市集，派人赴乡收衣，有时亲自赴集，烂铜破铁中无一古缘，即残砖断瓦亦竟寂然”[9]。同时，吴大澂于平日里对金石鉴藏亦会赋诗，借以表达其内心颇为曼妙的金石情感，如《师趛鼎》一诗云：

得失本无尤，于人何所求。

欣然与古会，聊以慰穷愁。

吉语新年喜，奇文补录收。

吉金同志少，欧赵亦千秋。[10]

图2 吴大澂致陈介祺信札

访碑是吴大澂求古的重要活动。他的访碑行程通常让拓工们跟随，路途中遇到颇具价值的碑刻则随时请拓工进行捶拓，若因路途遥远无暇亲自求访的碑刻，如《西狭颂》《耿勋碑》和《郙阁颂》等，一般派张懋功等拓工专门前往访拓。吴大澂在首次写给陈介祺的信中就关于访碑的事宜和情形提道：“晚谬以菲材忝司教铎，问邠岐之风土，揽丰镐之人文，輶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十不存五。”[11] 据此我们可以获知，吴大澂的访碑活动并不总是顺畅和如意的，路经荒郊古道是为正常之事，其间偶会按照过往的金石文献记载去寻索汉唐碑刻，发现大多均已不存。但在吴大澂看来，这是正常且亦值得回顾的访古经验。又如在一通书予陈介祺的信中，吴大澂谈及前往一趟石门访碑的艰苦经历：“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12] 虽然，吴大澂在言语文字中表达访碑的艰辛，实质上他内心反映更多的是其朝圣心理。正因访碑的不易，才能凸显其在同好中对金石碑刻的积极追求，以此亦能获得在求古中真切的愉悦体验。再如他致王懿荣的信文中说道：“石门访碑甚苦，亦甚乐。鄐君开通褒余题字所缺尾段，亲访得之，风雪满山，未及手自摩挲，属工拓寄数纸，至今未到，尚在疑似之间。”[13] 由此种种，吴大澂所言的“好古敏求，至诚所格”的金石理念和追求，一直贯穿在其求古、访古的活动中。

02 铢累寸积，有志竟成

与陈介祺等友朋互通信札，交流日常金石鉴藏情况以及相互交换器物碑刻拓片等，成为吴大澂金石研治生活的重要环节。在一通写予陈介祺的信中，吴大澂云：“鄙意关陇金石毕记未载全文，新出土者亦不少，颇拟广为搜考，编一专书，即金文之出自秦中者皆可摹入，当以尊藏毛公鼎为冠首，其次莫如盂鼎。传古启拓本既蒙寄一全分，各器中确知为秦物者，尚祈编示一目，其当时出土之地，苏亿年略知一二，有可据者，并当详志其原委。此书若成，亦足备三秦掌故，然非一两年所能脱稿，随见随录，铢累寸积，或亦有志竟成，浅陋之讥，所不免耳。”[14]（图3）借此可窥吴大澂所秉持之传古的理念和信心，即“铢累寸积，有志竟成”。他认为毕沅《关中金石记》所收录记载的金石资料并不齐全，而新出土古器物不断增多，因此有必要再对新出器物进行广泛搜集和考究，以及详细叙述补录的步骤和程序，而这一切的基础性工作则是随见随录，日积月累，续录著作才能得以顺利完成。吴大澂期盼在金石著述方面能补前人之未载，写就《续关中金石记》，以期实现其宏大的传古理想，在顾廷龙《吴愙斋先生年谱》的后面部分，附录了愙斋最后没能来得及完成发表的《续关中金石记》一书，即是很好的证明。

图3 吴大澂致陈介祺信札

吴大澂在传古方面确实做了相当多的积累工作，如其于《十六金符斋印存》一诗说道：

蓄印十六年，积累至二千。

古玺得至宝，文字秦燔先。

汉魏官私印，金玉皆精坚。

同钮各从类，年代不细编。

印兹二十部，裒集岂偶然。

谁其任此役，穆父与伯圜。[15]

《十六金符斋印存》共辑成二十六册，收录吴大澂所藏之印一千一百余方，是其十六年所存藏数量。此印存是吴大澂当时嘱由寓居岭南的黄牧甫和著名拓工尹伯圜等一同审编和钤拓而成。他在写予陈介祺的一通信里也提道：“大澂拟将所见吉金，陆续摹绘付梓。未见原器者仅刻款识，别为一卷，敝藏各器又为一卷，合南北各省知交藏器，集一巨观。”[16] 对于所见所藏的商周彝器，吴大澂相继加以摹绘，希望得以汇聚成集，在编著中尤重分类，例如没有亲自见识到原形的吉金款识汇成一卷，而自藏的各种吉金汇成一卷，此外国内金石同好所藏吉金的摹绘，亦应集成一卷，这显然是他信中所言及的又一类需铢累寸积的工作。

吴大澂在金石研治方面对于传古所付出的努力可谓持久而积极，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多次在给前辈陈介祺的信札里提到传古之意，并表示以此当为己任：“亟求赐寄全拓，俾得细读而详绎之。无以为报，当释其文而付诸梓，以副传古之意”[17]；“大澂入都后，力不能得彝器，亦惟日求拓本，为古人传此不绝之一脉”[18]；“收器无力，收拓亦恐不广，唯求诸家藏拓而钩摹之，可扩见闻，可传古，可补许书之未及”[19]。可以说，吴大澂兼具政府官员与金石学家两重身份，但更明显的还是学者本色，除了个人喜好之外，他拥有当时优质的金石文化交往圈，这对其从事鉴藏研究应可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

《说文古籀补》可以说是吴大澂在金石学领域留给世人的杰出成果之一[20]，他利用平日余暇来进行编写，若遇公事烦冗则须暂停，因此编著工作断续进行。但吴大澂一直秉持严谨治学的态度，所撰内容基本独自进行和完成，对此他曾向陈介祺自述：“《说文古籀补》已刻至第六卷，或至八卷而止。近数月间，案牍较繁，无暇及古文字，束之高阁者百余日矣。拟于六、七两月中续编成之，所收古陶、古玺、古刀化亦不少，惟晚见之字，尚多未录，意在速成以传古，不及钩摹，时有疏漏之字。中年以后，人事日纷，稍一蹉跎，不复能从事铅椠。”[21] 撰述期间，吴大澂把其“铢累寸积，有志竟成”的金石学传古理念阐释得极为透彻，他时时向陈介祺汇报分享进度：

去夏所编《说文古籀补》，皆以拓本对摹。每书一字，必翻阅原拓，心领神会，然后下笔……岁莫新春，再竭一月之力，此书当可告成。晚见之字，未及补入者，归入续编。钟鼎彝器，玺印刀布，石鼓陶器，无不广为采录，秦石汉碑瓦当，则未之及也。[22]

对于传拓摹绘技艺和工具的要求，吴大澂也一向精严，在工具选材方面，尤重传拓所用纸墨：

所谓字口墨晕，不系纸之厚薄，乃拓工不肯多椎，又用浓墨速拓之故。若字字椎到，用墨轻扑六七遍，便无此病矣。然石门拓手本不佳，兄屡以厚值给之，又令至署中监拓他石，教以用墨之法，近来颇有长进，故《西狭》《耿勋》稍胜前拓也。[23]（图4)

图4 吴大澂致王懿荣信札

在工具用材方面，吴大澂则随时留意合适的纸张和用墨：

去春惠书录示金文考释，有细薄竹纸极光洁，用以钩摹金文瓦拓最为适宜。不独秦中遍觅不得，由上海购来者无此坚薄，不知何地所产？乞代购数束，有便先寄二三十纸为感。平日于此等绝不留意，需用时则求之不得，亦善事必先利器之一也。[24]

实际上，传拓以及摹绘，是当时优秀金石学家们极为重视的环节，其实这也须建立在他们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秀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正因吴大澂在传古方面勤备之至，成果最终得以结晶为《说文古籀补》《愙斋集古录》《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周秦两汉名人印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续百家姓印谱》《十六金符斋印存》《千玺斋印选》《论古杂识》等，这足以印证他提出并一直所秉持的“铢累寸积，有志竟成”的传古之观。

03 古器俱在，一一能征

吴大澂的金石收藏，涵盖了商周彝器、镜铭诏版、砖瓦古陶、印玺封泥、碑碣石刻等。他平日遇见古器物，喜做一番研究及发表见解，对于所藏之品，则会详加考证。清代的金石研究，其中一个特点即是与其他学术存在紧密的关联，在史学作为清代学术核心的环境下，硕儒们逐渐消除元明以来的空疏义理之习，推崇实证的研究方法，这关键的途径是运用丰富的金石材料来进行佐证。吴大澂与金石同好频繁的信札往来，大多是谈论器物的真伪、古文字的辨识甚至是证经佐史之内容，其诗亦常常描述对所见所藏古器的鉴赏体悟。他在致陈介祺的信里对赏鉴活动的感悟进行过深刻描述：“尝谓三代彝器，只取其器真、字真，皆可宝贵，只恐市侩妄凿款识，此器便毁。好古者弗加深考，贻误后人，滥登著录，强为索解。阮、吴诸书，皆所不免。如老前辈鉴别之精，考证之确，收藏之富，殆古今罕见。”[25] 在此，吴大澂阐发了在金石领域对鉴别之精，考证之确，收藏之富的追想和愿景。其有一诗《虘司徒犕歌》曰：“我得一器铜至精，上宽下杀底不平。旁有两耳中空半，司徒其官虘其名。古文犕服本一字，我今释字知其器。”[26] 经过对文字的考证，其认为“犕”即“矢服”，是装置箭器的用具，另在此诗的前部分提到了“偶然出土有金镞，不见军中盛矢服。矢服相传用兽皮，为籣为箙迺从竹。”[27] 因当时军兵多用兽皮和竹木制作矢服，故器物的流传就相对较少。

诚然，在古器物的鉴赏方面，吴大澂的眼光是颇为精准的。其在给陈介祺的信札中，经常谈论对所见器物的真伪辨别，从行文中可窥见其鉴赏能力，如：“大澂在秦三年，所见砖瓦伪刻、伪造者无奇不有，近所审定，百无一失。”[28] 吴大澂对自身的鉴藏水平颇为自信，其自喜对砖瓦真伪进行了百无一失的审定。倘若他无长年累月对金石器物的赏鉴积累，估计是难以做到如此之准确。再如其写给王懿荣的信：“积古斋邾公华钟，尊处如有拓本，乞借一观。顷见此器，亦系伪品，然与积古所刻无异，想即河间物也。”[29] 此通信里，吴大澂谈及对于所见一金石古器的质疑，而这质疑的声音是颇为坚定的。同时，在鉴别真伪的态度上，他是极其严谨的。在多通写予徐熙的信中，吴大澂尤为强调鉴别器物真伪须持严谨的心态，如“去腊家兄寄示大玉玺拓本，弟窃疑山左贾人之所为，因其文字薄弱，章法近于凑合，恐系旧玉改刻，惟近人用车床必先磨去一层，易于辨别，如系光面则可靠也。”[30] 再如另一通有所言：“所示中龚父甗，弟细审‘父’字、‘甗’字两波折，窃疑其后刻，乞执事再为审定。仲复阁学所得两剑，文确系伪刻，似与此相仿也。敝藏尚无甗，亦不肯轻弃之，但真赝良不易辨耳。”[31]（图5）因家藏中无甗这一种类的器物，吴大澂虽怀疑所见的中龚父甗里的文字可能为后人所刻，但其仍然致信请教徐熙，让其审定为准。吴大澂对于吉金的收藏相当重视，每遇有鉴定疑虑之古器，吴大澂多会咨询金石圈的前辈陈介祺：

尊字在足内，隐隐有直格，笔力遒劲，知非伪刻，惟上下破成两截，用漆黏合，铜色亦不相似，疑为两器，却非近手所合，请鉴其文以为可取否？[32]

图5 吴大澂致徐熙信札

信札文字中可窥见吴大澂在金石鉴藏上的精准眼光和严谨态度，诗作亦然，如《太学彝器十咏》云：

今观周室彝，形与犠牛类。

凿背以为尊，宛然头角备。

王注有足征，阮图亦可记。

沙羽说纷纭，乃知非古谊。

诂经有异同，实贵求其事。[33]

这是吴大澂对所见犠尊的客观考鉴，再如一诗对雷纹壶所发议论：

谓觚小于觯，许义不足仍。

古器今俱在，一一吾能征。

故书勿轻改，何损亦何增。[34]

吴大澂从1870年进入翰林院始，对金石鉴藏的兴趣渐趋浓厚，随着其任职陕甘学政，再至西安负责教育工作等公务事宜，在这期间其利用闲暇时间访寻古迹、搜藏金石器物、拓传石刻碑文。这二十余年间，其鉴藏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所藏之器物大多亦为当时之精品，正如在诗中表达出的自信：“古器今俱在，一一吾能征。”

结语

在清代特有的学术景观中，金石学的发展正如梁启超所言：“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35] 而晚清的金石学精英们围绕古器物而频繁展开探求搜访、鉴藏辨伪、传拓著录、文字考究、证经补史等活动，并以此形成积极互动的金石文化圈。吴大澂是这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相关书信与诗文中蕴含着丰富的金石学思想，据之可窥其研治体悟、艺术观念和鉴藏理路，深具参考价值，对深入金石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导向和参考作用。

注释：

[1]金石学开始于宋代，至元明期间发展曾一度滞后，清代以降因考经证史等之需而逐渐复兴。对于金石学之定义及研究方法，学界曾有多种界定。有学者言其为古器物之学，即研究对象包含商周彝器、古玉陶器、石刻砖瓦、甲骨简牍等，亦如清末学者吴受福认为“金石之学有二：曰考订、曰品骘。”详见吴受福：《清仪阁金石题识跋》，《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辑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页。另如陆九和在其《金石学讲义序》中有云：“惟既名曰金石学，必于金石之界限，详为划分。而所谓甲骨陶玉木竹各类之有文字者，自不能混合于金石之中。”详见陆和九：《中国金石学讲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页。而朱剑心认为金石学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象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详见朱剑心：《金石学》，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笔者认为朱剑心所言较为恰当及全面。

[2]顾颉刚：《吴愙斋先生年谱·序》，《顾廷龙全集》编辑委员会编：《顾廷龙全集·著作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第10页。

[3]谢国祯：《吴愙斋尺牍跋》，沈云龙主编，谢国祯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431页。

[4][5][10][15][26][27][33][34]吴大澂撰，印晓峰点校：《愙斋诗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第24页、第9页、第27页、第9页、第9页、第5页、第7页。

[6][7][8][9][11][12][14][16][17][18][19][21][22][24][25][28][32]吴大澂：《吴愙斋尺牍》，沈云龙主编，谢国祯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第345-346页 、第346页、第185页、第223页、第5页、第32页、第27页、第13页、第133页、第141页、第146页、第326-327页、第358-359页、第60页、第7页、第145页、第21页。

[13][23][29][30][31]吴大澂：《吴大澂书信四种》，陆德富、张晓川整理，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第151页、第146页、第167页、第170页。

[20]《说文古籀补》主要集录商周钟鼎彝器中所铸文字，亦兼及收录石鼓文、古币和古陶文等，共计3500多种古文形体。吴大澂在每个小篆字体下，均罗列出多个古文形体并标注出处。若与许慎《说文解字》中古籀文字形和训诂，有出入者，均进行说明解释。详见吴大澂：《说文古籀补》，朝华出版社2018年版。

[3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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