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懂当年强大的南斯拉夫，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提到巴尔干这个词，您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反正我是早就被高中历史课本腌入味了，上句巴尔干，下句咱们必须接上那么一句火药桶，不然浑身不自在，感觉话没说完。巴尔干和火药桶，这两个词儿就像焊死在了一起，成了刻板印象里的标准答案。但如果咱仔细了解一下巴尔干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刻板印象并空穴来风。人类历史上那些排得上号的大仗，有一大半还真就是从巴尔干引燃的。尤其是那场把全世界都拖下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就埋在萨拉热窝的那声枪响背后。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族精神小伙普林西普匹夫一怒，血溅五步，当街一枪，打中的不止是斐迪南大公，而是直接捅穿了欧洲乃至世界紧绷了几十年的那层窗户纸。

巴尔干这个火药桶最绝的是，你甚至很难说它这里边哪个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危险，更敏感，因为巴尔干全境都是爆点，分不出个三六九等来。就比如东边的塞尔维亚，从一战往前，上述几百年，他们都一直在和统治这片土地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死磕。塞尔维亚的独立战争打了几百年，一代小伙子死了下一代立刻接上，父死子继，爷死孙继，我死多少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你奥斯曼在塞尔维亚的统治成本高到无法承受。奥斯曼人镇压塞尔维亚起义，手段狠到什么程度？

1809年，一个叫辛杰利奇的塞尔维亚起义军领袖率领1．6万名起义军将士在尼什市郊与4万土耳其军队进行了大决战。这一战杀得是天昏地暗，战况极其惨烈，起义军方面有4000人牺牲，而土耳其军队损失更为惨重，有1万人阵亡。由于兵力相差悬殊，起义军最终在决战中失败，辛杰利奇也身负重伤而死。恼羞成怒的土耳其军队首领下令把塞尔维亚起义军阵亡将士的头颅砍下，把棉花塞进剥下的头皮里，然后送回土耳其邀功请赏。

这些被剥去头皮的头骨后来被筑进一个由沙子和石灰建成的塔上，辛杰利奇的头骨也在其中，而且被摆放到了塔的最高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塞尔维亚“骷髅塔”，就位于现在的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尼什的市中心。一直到1878年，塞尔维亚终于打败了奥斯曼土耳其这个西亚病夫，迎来独立，把这座颅骨塔保护了起来，变成了塞尔维亚的民族精神象征，过去了整整69年呐，整整四代人。

好不容易挣脱了奥斯曼的枷锁，更大的风暴就来了。一战爆发，塞尔维亚首当其冲，跟奥匈帝国杀红了眼，伤亡惨重。一战结束，奥匈帝国战败，解体成了十多个小碎片，塞尔维亚成了战胜国，但巴尔干的地缘格局非但没有变好，反而急剧恶化了。

以前，巴尔干这地方是被三大强权抢着管的。东边是沙皇俄国，代表着东正教势力，他们在巴尔干这一带支持同样信东正教的势力塞尔维亚。东南边是奥斯曼土耳其，代表着伊斯兰教势力，他们在巴尔干这一带支持信伊斯兰教的波士尼亚克人，也就是当年奥斯曼土耳其统治时期社会中上层和大城市里改信了伊斯兰教的那部分人形成的民族。西边是奥匈帝国，代表着天主教势力，他们在巴尔干主要管理的是信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人。巴尔干的一切乱局，本质上是这三方势力在这里彼此碰撞造成的。

可是一战结束之后呢？奥斯曼土耳其解体了，凯末尔忙着在小亚细亚打个核心区出来，无暇顾及巴尔干这里的烂事儿。奥匈帝国也解体了，碎的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更不可能跟你巴尔干掺和。沙俄干脆直接闹了革命，尼古拉二世直接被枪毙了，人家现在叫苏联了，那还什么巴尔干不巴尔干的。就这样，巴尔干半岛从原来的三都管地带变成了三不管地带，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大家只能凑合在一起搭伙过日子。就这样，一战之后，巴尔干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君主制国家，叫做南斯拉夫王国。大家名义上团结在一个君主之下，暂时和平。

然而，君主治下的和平还没几天，紧接着二战烽烟又起，巴尔干再次沦为修罗场。这片土地上的势力从大混乱升级成了超大混乱。纳粹德国的阴影笼罩下，本地势力也杀红了眼。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那是铁杆的纳粹仆从军，在皈依者狂热的心态作用下，极端民族主义烧得比德国人还旺，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下手极其狠毒，连德国纳粹看了都要惊呼一句太极端了。塞尔维亚这边也有自己的民族主义武装切特尼克，本来跟乌斯塔沙是死对头，双方相互屠杀，甚至搞起了砍头竞赛，手段之残忍闻名于世。

可是二战打到1942年，切特尼克一看实在打不过纳粹，自己也投了，变成了纳粹的另一支仆从军，帮着纳粹欺压百姓，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跟乌斯塔沙就和好了，双方继续在进行砍头大赛，人家俩的仇恨是优先于它们各自跟德国纳粹的友谊的。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力量在崛起，那就是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游击队。这三股势力之间杀得你死我活，巴尔干的土地被鲜血反复浸透。

就是在这样尸山血海的炼狱里，铁托和他的游击队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铁托本人，一个克罗地亚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一家九口人种着10英亩土地，吃了上顿没下顿，那真叫一个开局一个碗，装备全靠打。早年闯荡过列宁格勒、西伯利亚，蹲过监狱，搞过工人运动，对社会规则、法律乃至国家概念，都有着那个动荡年代赋予的独特"灵活"认知。他凭借这份在残酷战争中积累的、无可置疑的战功和合法性，在1945年后，把这片饱经战火、民族矛盾盘根错节的巴尔干土地，捏合成了南斯拉夫联邦。

铁托的政治合法性，在全世界的范围来看都属于最高的那一档，他们不是靠外部势力空降，也不是玩什么虚假选举，是实打实用自己的枪杆子打下了几乎整个南斯拉夫的疆域，这使得他们无需跟任何内外部势力去分享权力，完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国情去发展建设。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共和国，就是这样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个统一的巴尔干国家不是冷战任何一方的藩属国，而是真正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做到了独立自主。这种独特的政治格局让南斯拉夫在两大阵营间游刃有余——工人可以自由前往西欧打工，商品进出口渠道畅通无阻，西方资本和技术源源不断流入。

它既不需要盲从苏联的指令式计划经济，也不被迫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工人自治制度。工厂归全体工人所有，由工人委员会和工程师共同管理运营，厂长与工人更像是同事关系而非上下级。这里没有臃肿的计划经济指令，也没有资本家的绝对权威，盈亏由集体共担，能者获得更高报酬。各个工厂之间呢，则是按照自由市场的方式去合作和竞争，赢家可以扩张，可以盈利，输家可以亏损也可以破产。市场的机制得以发挥，经济活力也可以被释放出来。

看起来，南斯拉夫的这种经济制度好像兼具了东西方之长，摒弃了东西方之短。它好像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分配，消除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同时又保障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活力，避免了计划经济中臃肿低效的行政指令，东西方两大制度理论体系伺候它南斯拉夫一家，这福分肯定少不了啊！

从表面上看，这种制度释放的经济活力确实令人瞩目。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斯拉夫经济在欧洲确有一席之地，人均GDP不仅相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处于较高水平，即使是相对于很多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毫不逊色。最直观的体现是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车：南斯拉夫的汽车保有量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到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前，南斯拉夫的汽车普及率达到了37%，这与当前2025年中国的汽车普及率相当。

商店橱窗里摆满进口电器，普通家庭餐桌上常见牛肉与奶制品，年轻人穿着牛仔裤穿梭在贝尔格莱德的咖啡馆。曾经战火纷飞的巴尔干半岛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图景，萨拉热窝的百货公司橱窗与慕尼黑的时尚卖场同步更新，卢布尔雅那的工程师周末能自驾去威尼斯度假。硝烟味被汽油味取代，枪炮厂转型为冰箱生产线，那个被称作"欧洲火药桶"的称号，似乎已随着多瑙河的波涛漂向远方。巴尔干半岛走进了全新的时代。

然而如今，巴尔干的荣光早已碎落满地。曾经繁荣的南斯拉夫版图被撕裂成六块碎片，战火与贫困重新吞噬了这片土地。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拉热窝，多处道路失修，废弃的纪念碑隐没在荒草丛中，如同南斯拉夫残破的躯壳——这里的经济衰退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的维护与更新。

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其实并非没有矛盾，只不过在铁托时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下，那些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都被压制，被掩盖住了。在各民族的内心深处，大家总是暗搓搓的觉得自己吃了亏。富裕的斯洛文尼亚，觉得自己赚的钱被转移支付给了贫穷的塞尔维亚，波黑等加盟共和国，自己吃亏了。塞尔维亚呢，觉得自己人口多，政治势力强，却需要分权力给过来摘桃子斯洛文尼亚这些小加盟共和国，也觉得自己吃亏了。大家都觉得自己亏，只是碍于铁托这个大家长，这些矛盾暂时还能压住。

可是铁托的离世抽走了维系国家的最后支柱。1980年，铁托离世，南斯拉夫再也没有一个强人压制暗流涌动的民族斗争，冲突越演越烈，直至1991年，积压百年的民族矛盾如火山喷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率先宣布独立，马其顿紧随其后。但最惨烈的撕裂发生在波黑。波士尼亚克族、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在1992年掀起了血肉横飞的内战。整个波黑内战，就像是三个人要分在地上捡到的一元钱。他们每个人分到了三毛三分钱，最后的那一分钱无论如何都分不开了，于是三个人为了这一元钱打得头破血流。

萨拉热窝，就是这分剩下的那一分钱。萨拉热窝围城战成为现代战争史的残酷标本：塞族武装盘踞四周山头，将整座城市变成屠宰场。萨拉热窝市中心宽阔的主干道被变成了狙击手大街，因为这条大街宽阔，城外山上的塞族狙击手会瞄准大街上任何移动的目标去射击，只要你走上这条大街，几乎就直接意味着死亡。街头倒毙的尸体无人敢于收殓，经常被野狗啃噬。

萨拉热窝围城的1425天里，平均每天落下329枚炮弹，全城各处尸横遍野，在战后成为国际社会震惊的人道主义灾难。波黑内战不是一方与另一方的战争，而是塞、穆、克三方的大混战，它们三方两两之间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1993年11月，莫斯塔尔十六世纪石桥在克族的炮火中坠入内雷特瓦河，象征三个民族共同历史的纽带就此崩断。

这场解体战争的惨烈，根源早在铁托时代便已埋下，一切的悲剧都与南斯拉夫的制度设计都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南斯拉夫的政治制度貌似自由，经济制度貌似高效，但所有这些好处却都是表面上的，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本质上都是在纵容着国家的解体，让散伙单干变得更加容易。政治上，六个加盟共和国各自拥兵自重，大家都有自己的政治体系，武装力量，一旦中央失去了权威，大家就可以迅速分家单过，一夜之间，大家各自的车马炮就能全部对上。经济上，南斯拉夫引以为豪的"工人自治"制度，更是催生出无数独立王国，只要你有本事，有意愿，那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真是可以保障你人人有国建，从土老板到土皇帝只有一步之遥。在这当中，西波斯尼亚共和国便是个典型缩影。

西波斯尼亚共和国这个离谱小国，值得我单独拿出一段来给各位讲讲，因为它不单单是个小国，更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企业共和国。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养鸡场共和国。

1963年，有一位叫菲克雷·阿迪奇的牛人接手了他老家大克拉杜沙市一个只有30多人的养鸡场。大克拉杜沙是波黑西北部山区里一座无人问津的小城市，穷得荡气回肠，这座Agrokomerc养鸡场更是濒临破产。结果在这位阿迪奇的经营下，短短20多年，这个养鸡场居然逐渐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一万多雇员的庞大食品集团。它拥有全南斯拉夫境内最大的禽类养殖规模，生产从曲奇饼干到调味料的上百种商品，营销网络遍布全欧洲。

而通过南斯拉夫特有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只要你这个企业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你就可以无限度地拓展你方方面面的业务，垄断这个小地方的一切业务，什么供水供电，教育医疗，基建能源，餐饮按摩，你大可以无所不包，然后你再去获得更多的经济甚至政治权力，让你这个城市变成一座可以独立运转的王国，再也不需要依靠中央的力量了。就这样，大克拉杜沙城就被阿迪奇打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小开曼群岛，除了跟养殖业和食品加工有关的制造、商贸业外，还发展出了金融业来。

1992年，南斯拉夫彻底解体，波黑内战爆发，失去了中央权力约束的阿迪奇当场摇身一变，成为了波黑最有实力的地方军阀。你看，我大克拉杜沙的工业体系这么完整，稍微产业升级一下弄点机械加工业很合理吧？我养鸡场每天要运那么多家禽给欧洲各国，养活了那么大的车队，有几个大型车辆维修中心很合理吧？波黑的道路状况那么糟糕，那前四后八的泥头车我都会修了，修点履带式的重型车辆也很正常吧？兵荒马乱的，我养鸡赚了那么多钱，雇点当地小伙子来当保安，保卫一下胜利果实很正常吧？就这么一来二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阿迪奇就拉起了一支像模像样的私兵武装出来，成为了波黑内战中塞克穆三方都不容小觑的力量。

按理说，阿迪奇是穆斯林，大克拉杜沙也是波黑穆族聚居区，所以他们应该是站穆族一方的，对吧？但现实并非如此。阿迪奇的私人武装，在三族之中纵横捭阖，成为了独立的第四家力量，今天帮着穆族抵抗塞族，明天又帮着塞族打穆族，活脱脱一个吕布在世。关键是他还有钱，有钱就可以在外交场上纵横捭阖，跟西边新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关系也不错。1993年9月29日，在阿迪奇生日这天，阿迪奇宣布成立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到1994年又升级成了西波斯尼亚共和国，这下彻底王上加白，当上一方土皇帝了。虽然最后，波黑内战结束，阿迪奇的军阀势力也受到了清算，阿迪奇也多次入狱，但他每次都能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和权力资源化险为夷，后来又当回了大克拉杜沙的市长，可以说，不管政治局势怎么变化，大克拉杜沙都注定要有阿迪奇这么一位土皇帝。

显而易见，阿迪奇的西波斯尼亚共和国，就是南斯拉夫企业办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南斯拉夫的境内，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大克拉杜沙，几十个大大小小的阿迪奇，大家都可以自己玩。这种企业办社会的经济制度，把地方实权派关起小楼玩解体的阻力降到了最低，各个企业只要自己办得好，就可以万事不求人，搞自己的独立小王国。当克罗地亚的工厂不会因为塞尔维亚的电厂停电而受到影响时，解体的进程就已经不可逆转了。别说铁托去世了，就算铁托一直健在，南斯拉夫这出兄友弟恭的戏也不可能一直唱下去，很快就会露馅。

在文化上，铁托的大南斯拉夫民族建构得也并不成功。为了弥合南斯拉夫各民族的矛盾，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一直在鼓励大家登记成新的南斯拉夫族。事实上，铁托的这一倡议并无问题，因为南斯拉夫各民族原本就相差无几，他们基因相近，语言几乎一样，除了宗教信仰不同外，生活习惯都是大差不差的，整合成同一个民族并非不可能。然而，铁托还是太小看了分裂的能量。一直到南斯拉夫解体，登记为"南斯拉夫族"的人口也不足10%，绝大多数原来的民族还是在维系着他们的小民族认同。塞族捧着东正教圣像，克族高举天主教十字架，穆族则聚集到各自的宣礼塔集合。与表面的团结不同，大家的内心其实从未走近过，而是始终在越离越远。

从个人能力来讲，在世界范围内，铁托都算是个很不错的领袖。他并不是一个清廉的国家领袖，恰恰相反，他本人的生活非常奢侈。据铁托的亲密战友德热拉斯回忆：“铁托确实对宫殿和豪华别墅十分偏爱。”早在二战打游击时，铁托就将解放的银行大楼改为他的办公场所。南斯拉夫建国后，据统计，铁托在全国有150多所行宫别院，最为著名的当属布里俄尼群岛上的大型别墅。岛上的别墅甚至可以同时容纳五百人就餐，其中还有专供高级官员居住的豪华套间。另外，岛上还有动物园，里面全是各国赠送的奇珍异兽。

然而，他的这种奢侈生活并没有引发人民太多的不满，因为铁托治下的南斯拉夫老百姓日子过得也相当好。他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南斯拉夫的恩格尔系数从1952年的54%下降到1976年的32%，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极为少见。1976年，南斯拉夫经济进入黄金时代，那时候的南斯拉夫平均每1.8个家庭就有一台电视机，每2.1个家庭就有一台电冰箱。南斯拉夫是欧洲第四强国，仅次于英国法国和西德，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都是欧洲响当当的一霸。或许是基于这一点，铁托对享受奢华生活也毫无心理负担。

如今，铁托奢华的别墅里仍陈列着他当年收受的奇珍异宝，然而南斯拉夫却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富甲一方的强国。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仅仅是战乱吗？恐怕未必。南斯拉夫这一段的故事，得从许多失修的山路说起。在波黑腹地行驶，你会发现这里的道路比非洲还要糟糕，好好的路走着走着就到了泥里，再走着走着就进入了茫茫森林，只剩下若隐若现的车辙印，有一次，我从不敢调头到不敢不调头，中间只相隔了5秒钟。南斯拉夫的道路为什么能差到如此地步？答案还是在我前面提到的四个字里：工人自治。

铁托时代的南斯拉夫工厂，既没有苏联式官僚的指令枷锁，也跳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框架。工厂属于全体工人，厂长和工人是平起平坐的同事，没有谁有权随意开除谁。工人们自己选举委员会，和工程师一起决定生产计划，赚了钱大家分。听起来像乌托邦？确实，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工人活得比苏联同行滋润得多，厂子的利润大家分，多劳多得写在明处。从工厂出来，就是工厂自己投资给自己的职工修建的家属楼大院。南斯拉夫会把这些家属楼修成奇观的模样。一座居民大楼甚至可以曲折绵延一公里，一整个工厂的小社会被浓缩进了一栋楼里，让你足不出院就可以实现你从工作到生活的全部人生价值。铁托相信，当人吃饱穿暖后，自然会追求更高价值。

然而实践中，这种欣欣向荣的小乌托邦并不能真的持续下去。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或许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在财富分配上却无疑是不可持续的。在西方，有万恶的资本家压榨，工厂的利润被投资者用于再投资。苏联呢？人家有个铁面无情的计划经济委员会，工厂的盈余被官方调拨去扩建新厂。

而在南斯拉夫，企业收益的分配和使用需要在工人福利和生产再投资之间取得某种平衡，而在工人自己说了算的制度下，这种所谓的平衡会变成什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每月领工资时，工人们自然更关注眼前的消费需求，而非长远的设备更新换代。即使在南斯拉夫经济最鼎盛的时期，南斯拉夫的基建也并没有特别好，至少匹配不上它在其他方面的成就。显然，同样赚的钱如果拿来修公路，那修不了几公里，大家看不到成果。但是要是给大家分了买汽车，那大家可就要连连鼓掌叫好了。南斯拉夫的鼎盛时期尚且如此，它一解体，现有的那点基建也失去了维护，那可不就一下子烂的连路基都没有了嘛。

就这样，不管南斯拉夫的经济在表面上有多美好，它的结局都注定只有一个，就是坐吃山空。事实上，铁托治下南斯拉夫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也离不开外部的援助和贷款。因为南斯拉夫位于冷战双方对峙的前线，它的统战价值被拉满了，所以铁托一直可以从西方获得源源不断的投资和援助。从50年代到80年代，南斯拉夫的外债逐年升高，到80年代后，南斯拉夫每年到期的外债本息和甚至占到全年外汇收入的50%左右，这是极为沉重的负担。看到这个数据，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南斯拉夫是在铁托的带领下艰苦创业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不如说南斯拉夫是在铁托的奢侈示范下，上行下效，实现了全民性的寅吃卯粮，超前消费。修公家的路干什么？买小汽车才是真。投资新工厂干什么？吃顿大餐才是真。

在这种状况下，南斯拉夫唯一的对策，其实就是全民勒紧裤腰带，提高积累率，把越发恶化的外债还上，把该更新的工厂设备更新了，过几年苦日子，把该补的课补上。然而，这对于奢侈惯了的南斯拉夫人民来说无异于说笑话。习惯了吃香喝辣的人，怎么可能接受好端端的突然降薪？毕竟，南斯拉夫的老百姓可是不会在乎什么外债比例的。经济受了损，大家就会把责任推到别的民族身上，斯洛文尼亚人觉得是塞尔维亚人占了便宜，塞尔维亚人觉得是克罗地亚人摘了桃子，克罗地亚则盯着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计算独立后的经济利益，总之，不管怎么糟糕，那都绝对不是我自己的错，我新买的小轿车肯定是我应得的。

就这样，曾经让人瞩目的"南斯拉夫模式"，最终变成了世界经济学者热络讨论的残酷议题：当下的需求与未来的发展，这个血腥的平衡究竟应该如何达成。这个曾让世界关注的自治实验，如今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留给后人思考与借鉴。

南斯拉夫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长期稳定，需要平衡中央与地方权力、兼顾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必须不遗余力地消除小共同体的小算盘，培育基于国家的文化认同。涉及到关乎国家命脉的问题，是容不得商量，容不得妥协，容不得温情脉脉的。作为古今人类数得上号的英雄人物，铁托在晚年其实已经嗅到了危机。当身边人问起南斯拉夫的前途，这位一生潇洒的强人罕见地露出疲态："你不会想知道我对南斯拉夫未来的看法。

说出来，怕是要吓着你。"可惜死神没给他修正问题的机会。1980年铁托去世时，南斯拉夫百万人痛哭送葬，他们不知道领袖带进坟墓的不仅是功绩，还有那句未出口的预言。这或许是命运给铁托最后的仁慈——他不必亲眼看着自己缔造的联邦在血火中崩塌。但是，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我，倒是十分希望铁托能够亲自爬出来看看现在的巴尔干，看看这场基于人性美好假设而进行的试验的残骸。我始终认为，相比起那些渴求基于人性美好而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实事求是，尊重现实的人们，往往可以走得更稳，更远。也许，那些尊重现实，尊重人性固有的缺陷，但却仍不放弃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