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勇 | 游寿李庄史语所见黜始末考

新近所见傅斯年、游寿、屈万里手札数通，对进一步了解上世纪四十年代游寿在四川李庄史语所的一段坎坷经历，极为重要。这些手札不仅呈现了向不为人所知的游寿与董同龢的摩擦、与张政烺的龃龉和剧烈冲突，而且也展现了傅斯年在这些事件中的立场、态度和具体的处理手段。对全面认识傅、游二人李庄期间关系及恩怨的来龙去脉，扭转人们既有揣测中存在的某些偏颇，大有裨益。

游寿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四川李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一段伤心往事，一度罕为人知。她1942年10月到李庄，先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在一年后转到中研院史语所，直到1946年4月被傅斯年停职而愤然离去，其间经历的诸多不快和矛盾纠葛，她本人既不愿谈起，通常的史料也未见涉及。直到岱峻借助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史语所档案”中的相关信函，才大致反映出游寿在此期间遭遇的一系列挫折，及其与傅斯年、董作宾间的可能嫌隙。以致在1946年，傅斯年以游寿擅自离开岗位并“强词夺理”为由，决意停止她在史语所善本书库图书管理员的职务，并强令撤下其既已发表在史语所李庄期间的学术文集《六同别录》上的论文《冢墓遗文史事丛考》。遂使游寿留下一句“平生志在为学，岂效区区作驽马恋栈耶！岂效无赖汉专以告讼为事，即日离渝归东海！”而愤然离开。岱峻还意识到游寿作于1945年的《伐绿萼梅赋》和1948年的《山居志序》，也是由此而发的托物自况之作，并对其中饱含的幽怨与不平，做了初步的解读。

可是岱峻的复原工作因材料的匮乏，也只形成了一个十分粗略的框架，诸多事由的真相仍扑朔迷离，如在雾中。笔者通过查看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网站上的《傅图整编史语所档案目录》，共检出与游寿（戒微）相关的记录60笔，既包括例行公事性的交接手续、工作记录、登记表等的存档，也包括与傅斯年、董作宾、那廉君等同事的公私往来信函。但遗憾的是，无论公牍抑或私函，该检索提供的仅为摘要（网页上称“摘由”），多则110余字，少则10余字。而通过岱峻的文章不难看出，他所找到并使用的所谓史语所“部分档案”，也正是这些摘要，至于那些相关信函的完整内容，他并未见到。而且该《目录》至今仍在“持续建置”，最近十余年来的相关更新条目，未被岱峻使用。因此，基于这些残断的材料，岱峻不仅很难恢复整个过程的具体情节，揭示出游寿的种种怨怼之情的真正起因；而且令人忧虑的是，他据此所作的种种猜测与是非评判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极易造成曲解或导致偏颇的结论。不幸的是，岳南在他的《李庄往事》中，就接受并强化了这些曲解。

游寿（1906—1994）

仅从目前所见档案《目录》摘要提供的片段看，游寿在史语所的三年似受到了某些轻蔑和待遇的不公，因而不无寄人篱下而难得施展之慨。她对这非常时期同僚中的种种张狂自大和论资排辈，也感到厌恶。敏感、自负，加上桀骜不逊、不循常理和不畏权威的性格，都使游寿常常报以抗拒和反击，乃至有出格之举（所谓张“揭帖”）。而以史语所实际掌权人傅斯年倨傲的秉性和强权式的行政作风，必对游寿凡事的据理力争感到厌烦，对其咄咄逼人的气焰难以忍耐。所以，游寿史语所三年的以悲剧告终，注定为不可避免之事。因很多具体情形尚不得而知，故不宜对冲突双方的是非遽作评判。对真相的了解，还有待查看这些档案的完整内容。

而在获知这些档案的完整内容之前，所幸的是，笔者见有涉及这些史事的信函出现在近几年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它们显然一度作为史语所的档案被保存下来，但均不见于目前的《史语所档案目录》，故知其在《目录》整理之前，就已流出为私人所有，因此也不为岱峻文章所用。更重要的，是这些信札的内容多涉及游寿在李庄史语所与同人冲突及最后惹怒傅斯年的具体情况，恰能补充岱峻所用材料的缺漏，并修正时人对游寿遭遇的偏颇判断。而且到目前为止，笔者只见有两位学者注意到了这些信札中的一部分，仅粗略介绍或旁涉了其关乎游寿李庄经历的史料价值，故亟须作全面和进一步的探讨。

最初受到的轻侮

在“中国嘉德2017春季拍卖会·信札写本专场”上，有《傅斯年致董同龢信札》三通三页。内容为傅斯年对董同龢轻侮游寿的言行做出的严厉批评，并责他写信向游寿道歉。三札内容前后相衔，时间顺序当如图一、二、三。札一（图一）释文如下：

图一《傅斯年致董同龢信札》（其一）》

图三《傅斯年致董同龢信札》（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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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执事在第二院厅前，向凌先生指本所拟借调中央博物院职员游戒微女士之背而笑言曰：“这就是我们的图书管理员”。此等态度，固为执事一向自大傲慢之常态，然仍不能不认为失态。若其中更含有批评之意，则尤妄矣。应即写信致游女士道歉，此信须先交鄙人看过。

以后请于批评本所同事之时，审其语意之轻重。尤其于批评贵组同事时，小心留意，审其事（是）非之实相为幸。

果能学业日进，则当自知所知所能之藐小矣。

余托凌纯声先生转告，此致董同龢先生 傅斯年

这是迄今所见，游寿与史语所同事间最早的一次冲突。《史语所档案目录》有1945年8月25日游寿致傅斯年函，提要显示游寿有云“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琐碎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多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但“所受闲气”究为何事，“所中旧仇”究指何人？据旧有文献，一直不得其详。由此三札，则知她有与董同龢间的一次摩擦。此札未署日期，但据第三札署“32、8、27”，知此事发生在1943年8月。又函中傅斯年称游寿为“拟借调中央博物院职员”，也表明此时她刚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来史语所。甫一入职，即受此无端的轻侮与调笑。

图二《傅斯年致董同龢信札》（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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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札（图二）：

本日两次来信均悉，查今晨鄙人去信所谓失态云云，并非根据游女士“一面之词”，彼并未前来有[有]所陈说，实系我昨日闻有此事于他人，乃向凌先生询明其真相者。凌先生云，当时执事说此语时，声音不小，不意何以于人走过，背后说之，彼心中惟恐游女士听到，不幸竟听到。凌先生听得此语，心中亦感诧异，故未答你的话，默默者甚久，以后亦再未谈起云云。此即吾所以为根据，而写信者也。当日只有三人，而凌先生乃旁观之人，其言自最可据，且凌先生又为执事自认为师尊辈者也。真相如此，本自简单，自无法更事澈查。

查在人背后指目其人，在中外古今皆不认为合于礼貌（此点凌先生亦同此意见），而当人经过，在人背后作此一语，受之者自然可有各种解释，吾所谓失态者即此。此等道理，在高小初中，或为问题，在中小学生或惯为之，在执事之年龄，强辩实属无益。仍应致函游女士道歉，解释此事：当日此语礼貌虽差，并无恶意。惟措辞必诚恳，不能用给我信之口调，（此等口调，为行品起见，以后不可用），此函仍须先交我一看。此一事也。足下长信中曰“再退一万步言”起，至“恐以□薄□”一节，实为胡扯之至。其中若干句调，既绝无任何逻辑意义，又只是中国下流文人之滥调，有本所副研究员着笔如此，诚堪叹惋。请即来信声明取消，并表歉意（即悔意），此点至关重要。此二事也。执事自信“从未过分批评人”“不敢自大傲慢”，孔子七十方言不踰矩，足下三十甫过，如此自信，未知心静中尚可作些反躬之工夫否？

上述两事，务祈诚心办到为幸。如其不能，吾言亦尽于此矣。此致 董同龢先生。

可知在第一札发出之后，董同龢回信中有开脱之辞，因此傅斯年申明自己的根据并对董的强辩和借题发挥予以严厉的驳斥。董同龢于1936年自清华大学毕业考入史语所，在语言组任职，后来学术上颇有建树。又据石璋如的回忆，董与一般同事的因畏惧傅斯年而敬而远之不同，“董同龢不怕他，经常与傅辩论，傅有时还说不过董。”傅也因此开玩笑说“董同龢最爱抬杠”。从信文不难看出，傅斯年印象中的董同龢还一贯倨傲自大且出语尖刻，其平日必也对傅有所冒犯，而为傅所反感，故借此机会挫其锋锐、杀其气焰。

傅斯年当时既为史语所的实际掌门人，督导学术研究；又任中研院总干事，负责全院行政事务，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可说是百务缠身，能不厌其烦地参与此成人间言语摩擦的官司评判，确可见其事无巨细的管理作风。众所周知，傅的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意在为中国建立一典型的现代学术机构、培养新式学者，以引起西方学界的认同与尊重，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在管理上，采纳了英国培根所谓“集团式的研究方式 ”，号称严格。由此数札可以领略，其严不仅表现在态度的严厉和要求的严苛，还在其家长式权威的无所不至上，大有一切私事皆公事，均在其监管之下的姿态，这与西方的公私分明不无异趣。即如傅信中对董的呵斥，不但在有碍工作的同事关系方面，更包括私人性的道德教养和人格高卑的督责，一般很难想象是领导与下属的谈话。虽尊称对方“执事”“足下”“先生”，但训斥起来却毫不留情，乃至不惜令对方颜面扫地。甚至要董给游的道歉信，也须先交自己过目。种种教训，带有浓厚的旧式师尊甚至父权的色彩。

第三札（图三）以钢笔写就：

同龢先生：廿六日书诵悉，下半语意，情词恳挚，感佩感佩。《论语》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即谓自律严而待人恕也，自责重即是自厚，亦即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也。至所谓设想种种情况，此种设想，大可不必。事不相干，词则甚鄙，孔子云：“出词气，斯远鄙倍矣。”前让之一节，无论口说或着笔，皆不可有。此等辞藻，非所以自重也。承示无不可言，故再申鄙意，幸一思之。兹将前信奉还，便之焚之为幸。此颂 日祺 傅斯年启 32、8、27

致游先生稿，致数字附上。

董同龢（1911—1963）

是董在受到傅的严厉批评后，将给游寿的道歉信寄与傅看。傅一面表示部分的满意，一面对其无益之辞，仍不放过教训。有意味的是，傅要将董之前的来信“奉还”，是不欲将其归入档案，以传之后世。此举不仅示以宽宥之意，而且再次间接表达了对董信言辞鄙陋，不堪为旁人所见的看法。

岱峻认为游寿所走的金陵“旧学”之路是被傅斯年看成歧途的，因此从一开始就对她抱有成见；岳南也说傅斯年根本瞧不上这些产自长江沿岸的“土鳖”，所以游寿还未入史语所就“面临对方早预备好的杀威棒”。可是以上三札，却清楚地表现出傅斯年对初来史语所的游寿的保护与关心。游寿为曾昭燏的至交，由她推荐来所，而傅斯年又与曾家有姻亲关系。再者此事确属董同龢言行失礼，于情于理，傅斯年都不能不主持公道。岱、岳之说，系捕风捉影之谈。

何以“不用学名”

“中国嘉德2017春季拍卖会·信札写本专场”上，还见有游寿手迹一组。据图录上的登记信息，该组拍品包括信札“6通7页，附登记表1页”。但图录上只刊发了信札3通3纸和史语所登记表1纸，其余信札3通4纸未见图录，内容不详。现就已知的三札进行讨论，此三札皆只署月日，不署年份，其撰写的时间顺序，当如图四、五、六所示，我们称之为《游寿致傅斯年札》一、二、三。第一札（图四）内容如下：

图四 《游寿致傅斯年札》（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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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嘉德2017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图录，lot.2550

孟真先生道鉴：昨夕命观善本书库，顷有要事下山，赐今晨不能奉陪杖屐，尚有一二细务陈者，拙性愚顽，曾君前已言之，幸蒙赐宥。唯为他日计，又不得不慎重。闻贵所大小研究员，素贱事务人员，即如昨昏时，牌坊前有人指呼管理员，甚有侮蔑之态凌加，意自太息。昔慕前贤之言，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晦吝不生。居李庄半年，乃知下流之处，众所卑陋。又丧乱以来，人逐功利而贱品学，晚不能堪此。白沙细故，负气遁去，即变名籍，不欲知者既讥，且幸依人作助理员，今仍初心，不用学名。请先生以后提及贱名，凡文件，以游戒微，倘用游寿，不能接受，且博物院本无游寿之名。晚前允暂向博物院借调，正欲试看堪任其职否。请贵所所务会议及调任管理员及薪水问题，留后（他日）议（过此年底），庄周漆园，梁生庑下，皆前贤达者。晚细人庸下，竟敢论此，以渎听闻，罪甚罪甚。张季鹰有言，生前一杯酒，何顾身后名。流寓困顿，无一适意，读书为学，亦复何益，秋风起矣，甚有蓴鲈之思。唯已允先生之命，不敢不暂留。诸不复赘，敬请晨安 晚游寿再拜上 八.廿四晨

此札应作于1943年8月24日。游寿自1942年10月到李庄，如今已有10个月，所谓“居李庄半年”，是说概数，这也是游寿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刚借调到史语所之际。信中主要说了三件事：一是“昨昏时，牌坊前有人指呼管理员，甚有侮蔑之态凌加”，显然是上组信中受董同龢调笑之事。想傅斯年也是由游寿此信得知其事，并在向凌纯声了解到详情后，才写信斥责董同龢的。游寿此信写于8月24日，而傅斯年致董同龢的第三封信写于8月27日，故知由事发到基本了结，数度书札往来，不过四、五天的时间。

二是游寿强调了自己既已更名为“游戒微”，希望傅斯年不要再以“游寿”相称。查《史语所档案目录》，1943年8月21日，有史语所致中研院总办事处函：“关于本所借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游寿君来所任图书管理员一案，乞转呈院长核准，又此系交换工作人员性质，本所于可能范围之内酌量借给中博院一二人，并乞转呈院长鉴核。”游寿说：“凡文件，以游戒微，倘用游寿，不能接受。”所指当即此函中的称呼。所以8月30日史语所再致中研院总办事处函，强调：“据游寿君声称现已改名游戒征（微）,请更正并祈转呈院长鉴核。”此事看似无伤大雅，但游寿申明之郑重、语气之强硬，颇能见其此一时期的处境与心态。游寿来李庄前，经老师胡小石介绍，由福建入川，先在江津县白沙镇四川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一年零九个月。其间虽得到谢循初、杨仲子等胡小石故友的照拂，但由此札可知，最后还是发生了某些不快，使她负气离开。因有受辱之感，所以决意更名，在进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时就开始用“游戒微”。《史语所档案目录》中有关游寿更名的函件已为岱峻讨论，但游寿何时以及何故更名为“戒微”的谜题，通过此信才真相大白。“戒微”与其字“介眉”虽为一音之转，含义却相去甚远。游寿盖欲以此自励，且不想让自己的学名再受玷污。此举与其说是更名，不如说意在隐去本名，其性情的刚贞与自怜自重跃然纸上。

三是言及自己对来史语所之事的态度。关于游寿的被借调史语所，岱峻指出是为了“补缺和救急”。他注意到史语所档案中1943 年3 、4月间董作宾致傅斯年函，提到善本书库管理员王育伊要离职“赴渝”，所以一再催促傅抓紧物色“继任育伊之人”。人们或震于史语所当时崇高的学术地位，认为此事对游寿来说，事属不易，是进学的绝好机会。但从该信游寿的语气看，她的态度却非常冷淡。如“前允暂向博物院借调”，一“允”字透露了她的同意借调，可能是曾昭燏或傅斯年做了一番鼓动的工作，才答应的。而所谓“流寓困顿，无一适意，读书为学，亦复何益，秋风起矣，甚有蓴鲈之思。”更表明“借调”的名义在于她要试看环境合意与否，如不称心，则随时准备弃之而去，不做留恋。如果游寿渴望史语所的学术环境，乐于调入，则决不可能在短期之内又出此倨傲之语。游寿说得很清楚：史语所虽为令学人仰慕的机构，但处此天翻地覆的时代，如个人尊严与自由意志尚且不保，为学又有何益？尤其最后的“唯已允先生之命，不敢不暂留”，更表明是傅提出借调游寿，而为她所应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何以两年后当傅斯年对她的印象转恶，决定将其免职时，会不无歉意地写信给董作宾说：“此人实不能再留其在所，弟当时找他，大失策，甚对本所不起。”“兄为代弟事受累,弟无知人之明,弄他进所,对所尤深歉仄也”。

指出这一点，绝非要抬高游寿的身价，而是为她“狂狷”的性格试举一证，即不能以常人的逻辑来衡量这位瘦小却又耿介的闽东才女。可能的情况是，曾昭燏知道史语所急需图书管理员，她为游寿的进学着想，向傅斯年介绍了游在胡小石门下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金石学之长，而傅也考虑到史语所图书馆也有金石拓本需要整理，需此人才，所以征得游寿的同意，决定调她来所整理馆藏金石文献。这非但不意味着傅斯年的屈尊，相反，正是他知人善用气度的体现。不仅屈万里强调傅是“用人唯才，绝不讲关系”，陈槃说他：“用人则兼容并包，绝不分门户畛域”；而且许多了解傅的朋友也都认为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和价值就在知人善任。既然游寿是傅斯年主动“请”来史语所的，那么认为傅一开始就对游寿抱有成见的揣度自然就不能成立，而且傅对游寿的尽力保护和关照，也顺理成章。

1940年代李庄板栗坳田边上的史语所图书馆

职位问题

《游寿致傅斯年》第二札（图五）较短：

孟真先生道鉴：愚妄上书，赐谕导诲，不以为罪，感激不知所裁答。比闻重之有所诫饬，晚益惶恐惶恐。体气孱弱，忧疑过甚，观风上国，本非逐名利。君子乐道，自当用学名通籍。至于诠叙，三年前已有品定，弃之若蔽屣，今更无他意，用人如积薪，则无以励久劳矜慎，今当听从明命裁夺。另有专书向某君谢过，望道体康乐，敬请晨安 晚游寿谨拜启 八、廿七

图五《游寿致傅斯年札》（其二）

图六《游寿致傅斯年札》（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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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札亦未署年份，但从“至于诠叙，三年前已有品定”这句看，当写于1945年。即从1943年8月借调史语所，到1945年8月，已历三个年头。这是民间常用的计年方式，与游寿1946年3月31日致傅斯年的信说：“职在所中前后四年，自揣无过”，即从1943至1946年，共历四个年头，是同样的算法。从信文前段看，此前游寿曾为申诉某事致信傅斯年，傅回信予以劝导。而查《史语所档案目录》中有8月25日——就在此信前两天——游寿函致傅斯年谓：“年来受闲气盖平生未有，常恐琐碎冒渎神听，然以防微杜渐，聊试一鸣，君子不欲多上人，固不与所中旧人寻仇。”据此摘要，可知此番游寿又与某同事发生了冲突。按她自己的说法，是为人所欺，一忍再忍之后的爆发。傅斯年不仅回信劝慰了游寿，还训斥了与她冲突的对方（所谓“重之有所诫饬”）。游寿接受了规劝，并对傅的为她伸张表示感激，另有信向对方道歉，以为了结。

信的后半段，说到自己的职位评定之事，需略作讨论。在岱峻和岳南看来，傅斯年压制游寿的另一表现，就是他给游寿定的职位较低，且迟迟不予升迁。游寿初来史语所，为图书馆管理员，属普通职员，直到1946年4月离开时，据史语所档案中的停职通知，仍为“别存书库图书管理员”。但这样的定职和任期，是傅为史语所立下的规矩，非为游寿而设。据董作宾回忆：“他对于青年学者的训练，无论初来的是研究生或者练习助理员，先来一个下马威，每人关在图书室里读三年书，到第四年才许发表文章。”李敖就以此为口实批评过傅斯年的“独裁”，说这“像招收徒弟一般的陋规家法，制造了许多所内的特殊空气”。傅的这个规矩，确实过于强制，但他当是出于对年轻人学术训练的考虑，一来可以磨去急于求成的浮躁之气，二来能藉此充实文献学的基础。至于职位评定的期限，是所内的一般规定。1942年12月11日，傅斯年有《致史语所所务会议研究人员升任意见书》：

傅乐焕君 著作见《集刊》，此外未刊者尚多。按凡初足年限（六年）即升任为副研究员者，前仅有丁声树君一例，此次斯年亦仅提张政烺君，盖六年之最小限度，专所以待特殊者也。傅君前服务图书馆，甚具劳绩，今刊之文，堪称为重要之贡献，然其学力，非可比张君者，故今年不拟审查。

王崇武君 如计入在北大研究所之年限，情形亦同傅君，劳绩、学力，均甚笃茂，以同理由，今年不拟付审查。

话说得很清楚：入所服务六年升副研究员，是最低限度，需成绩特出（丁声树）才行。张政烺于1936年8月来所为图书管理员，1939年1月升为史语所助理研究员，此次（1943年1月）升副研究员，已逾六年，研究成绩颇为可观。傅乐焕和王崇武与张政烺为北大同学，加上邓广铭，四人被称为1936年史学系毕业的“四大金刚”，傅与张同年、王在次年进入史语所。这时两人的学术业绩，也已经十分突出。傅斯年信中提到的“今刊之文，堪称为重要之贡献”应即傅乐焕当年发表的《辽代四时捺钵考》，此文为傅的代表作，影响甚大，他后来也由此获得中研院的“杨铨奖金”。而王崇武这时也发表了数篇重要的明史研究论文。二人虽“劳绩学力，均甚笃茂”，却仍不获审查资格，足见遴选之苛刻。

可是对于游寿的提职，实际上傅斯年不但不欲压制，甚至还考虑放宽条件。《史语所档案目录》中有傅1945年2月16日复曾昭燏函：“前谈游戒微先生事，最后结论仍以前法为妥，其法即：1、改任为助理研究员；2、拟在开会时特别申请以第三年论，若两年中游先生写成著作，即可讨论升副研究员，不待满四年也。”这显然是曾昭燏出于对老同学的同情和关心，而请求傅斯年从宽考虑。曾昭燏时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职，与史语所的人事升迁无涉，她向傅提及此事，纯属动用私谊。傅信中说的这个“前法”，也许就是曾的提议。不仅傅斯年这样的态度，完全不见岳南所谓的“没把这位出自南派大师胡小石门下的女弟子游寿放在眼里”，“严令在四年内不许著书立说”。而且很快，在3月3日，傅就致函那廉君将游寿的身份由管理员改为研究人员（详后），为她在三年后能升副研究员做好准备。岳南不仅把傅的这些做法说成是在游寿斗争下有限的“松绑与让步”，而且还拿游寿与成就斐然的夏鼐和李济的升职之早相比。殊不知这个时候，游寿还未能在史语所取得任何学术成绩。

从游寿方面看，她虽说来此“本非逐名利”，却对自己的际遇心怀不满。所说：“用人如积薪，则无以励久劳矜慎”，就隐含了对傅斯年的怨怼。此外，在这组拍品中的史语所登记表上，游寿在现职名称一栏，竟写了“不知道”；通讯处一栏，写着“青山白云间”；聘用等级一栏写着“不可无一，有可有二”，也足见她的忿忿不平之意。以游寿的个性，面对“不公”，她绝不因自己的处境卑下而向人低头，更不会选择去争取、去乞怜，反而更保持清洁自爱、傲然处之。傅斯年一定是在来信中说明了与曾昭燏商定的“前法”，以为安抚。可遗憾的是游寿并不领情，反而冷冷地抛出了句“弃之若蔽屣”！

而从时间上推测，此札提到的与游寿发生矛盾的同事，很可能是张政烺。

与张政烺的冲突

《游寿致傅斯年》第三札（图六），通篇均讲述与张政烺冲突之事：

孟真先生道鉴：顷者，此间讹言职拍掉责张政烺研究员，因而小学不教，幸有命由渝飞平之召。不然，职罪魁，误人子弟，实不敢任此咎。缘前日张君在善本书室骂职王八蛋，职在窗外耳闻，室中有那、王二君，职即扬教大家来听，堂堂研究员，在公共办公室骂人忘八蛋。要打架，出来！今日在此等一天！因将砚台一拍为三块。张君原来胆小如豆，已㤸面青发抖，由李光涛先生拉走，如此即了。原不以此琐事告先生，恐传言之讹，以职无理取闹。拙性甚直，先生幸不以其狂，而畜在驱走。倘被人责王八蛋，而缄然忍受者，想非先生所欲简拔者。固钦张君之才可用，然其用心，不得不上闻。家事家了，望先生一笑置之。 职游寿又及 九.二

该信提供了向不为人所知的游寿与张政烺间的一次激烈冲突，全信对整个事件的叙述非常清楚。从所谓“由渝飞平之召”，可知此信当写于1945年，9月2日抗战已结束，北平正在接收之际。此前，则北平尚为日占；此后，则游寿已于1946年初离开史语所。又查《史语所档案目录》有未署年份的11月18日傅斯年致那廉君函：“善本图书室此时应全部点交，苑峰收后须即赴平。”以及1945年11月23日那廉君致傅斯年电：“拓片移交业已完毕，已告苑峰，即日赴渝转平。”“苑峰”是张政烺的字，由此可知游信中“由渝飞平”指的也是他。不过可能是忙于工作交接，他直到11月下旬才准备动身。

张政烺1936年自北大史学系毕业入史语所，即在图书馆工作，至1946年离所到北大任教，10年中历任图书馆管理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张的学术能力很得傅的赏识，戏称之为“小王国维”。1937年末，因南京沦陷，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张政烺则受傅斯年之命，负责自长沙转移所中图书至重庆，功不可没。途中他为傅斯年抄写《性命古训辨证》上卷以备出版，尤为傅斯年感念。张政烺虽然后来在史语所已评为副研究员，但却始终没脱离图书馆整理文献的事务。他在暮年的回忆中，也表示史语所图书馆的工作经历让自己受惠至巨。李庄时期，张政烺与游寿在图书馆共事，前述善本书库的交接，也正是在游与张之间进行，但二人究竟有何恩怨，以致张政烺背后辱骂？《史语所档案目录》中，有以下涉及游寿且日期相连的一组，可隐约见出事情的轮廓：

第一笔只显示题名“张游一案”，当为以下七笔张政烺与游寿事的总题。七通信函虽有未署年份者，显然同属一事，均在1945年3、4月间无疑。第二、三笔通信的全文，见于《傅斯年遗札》，其中另有与此相关且不见于史语所档案的傅斯年致陈槃一札，现均抄录于次：

1104．傅斯年致那廉君（1945年3月3日）档号：李15-5-3-2

简叔先生:游戒微先生请假往重庆，返后即专治唐石刻，考证史事，其工作改属研究人员范围，惟名称不改(此等事以前本所常有之)，善本书库，由张苑峰先生兼管，并约王志维先生佐之。所有千唐石(及其他唐诗)、善斋石刻，均留交游先生工作，另辟一室，即善本书库最左第一大间(原存各物移陈槃厂先生住房，陈回原房。)一切乞兄分别洽办为感。即颂刻安 弟斯年 三月三日

1105.傅斯年致陈槃(抄件) (1945年3月4日)档号:李15-5-3-3

槃厂兄:昨谈之事，为之愕然。张君处最近两次谈此事，已说好，又这样来!可为长叹!寄语张君，吾非可受人劫持之人，彼近日之狂悖甚矣。已说好之图书馆办法(即致那先生信中语)如彼不接受，请今日言明，即另办。彼如必要求彼分内所不应有之要求(即昨言之事是也)，去就可由彼自择，至于“说出来与我与所皆不好”云云，乃下流之语，自今以后，彼如留此，应改过反省。此字乞示之， 弟决无犹疑。专颂刻安 弟斯年 三月四日

1106.傅斯年致张政烺(抄件) (1945年3 月4日)档号:李15-5-3-4

苑峰先生:今日徒劳槃厂往返，执事终不肯撤回其荒谬之要求(此要求即:游必走，如不使游走，则你走)，此等态度，等于劫持，断不可长，此其一。我办理此事之原则，星期四晨已言之，(以前亦说过多次)是日晚，在我家( 此次有那先生在座)又言之，当时毫不以为不妥，今忽来此，此其二。我对游先生言调整善本书室事，自始即说明无使其他去之意，今何忽然变卦?此其三。故执事此一要求，不特不可行，并须认为过失而反省也。故最好来一信，或告槃厂，取消前说，如其不能，则是又要走，又接管图书馆，岂非多事?故如执事后日接管图书室，我只能认为取消此要求矣。(以后不能再弹此调)否则岂非多事?兹进此最后之忠告，望善思之。此颂 著棋 傅斯年 三月四日晚

据以上信文和摘要，可知在1945年3月，随着游寿身份的调整为研究人员，傅斯年决定减轻其管理性的工作，原由她负责的善本书库改由张政烺接管，但其中的唐代石刻文献，仍划归游寿管理（从此后游寿发表的文章看，此举正是为她提供研究便利）。傅与张多次商谈此事，张初表示同意，临决前却又忽然反悔，提出无理要求，并对傅施以要挟。张或不便直接交涉，因请陈槃从中转达（此事也牵涉陈的住所利益），令傅大为恼怒，呵斥其口出“下流之语”，并表示对其要挟绝不让步。劝其如前所约接管善本书库，并改过反省。张虽最终同意接管之事，但似无悔过之意，其对游寿，自不能不怀恨在心。此时，游寿则按原计划请假一月赴渝，善本书库金石拓片清点交接之事暂予延迟。游于假期将满之际，又向傅请求续假一月，并主动要求停薪。总之，有此春季的“张游一案”在先，秋季的张辱骂游寿，而反为游寿拍砚叫板，就不难理解了。

游寿于4月25日致函那廉君，说“顷覆书设心处地排解，非畏某君之气焰”，某君显系指张政烺，但所谓“设心处地排解”，究竟何指？其中何以又提到屈万里（翼鹏）呢？在“中国嘉德2015秋季拍卖会·信札写本专场”上，有《屈万里致游寿信札》1通3页（图七），正与此事相关。因其不见于《史语所档案目录》，亦未被《屈万里书信集·纪念文集》收录，故录全文如下：

图七《屈万里致游寿信札》1通3页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中国嘉德2015秋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图录，lot.2273

介眉先生雅鉴：当驺从离李庄时，里以忙于搬家，未获恭送，歉怅之至！顷于致晓梅兄函中，得悉旅途纳祜，为颂无量。夫己氏禽兽之行，里已略知梗概。里曩以其人记诵渊博，与人谈及，辄誉扬之。不图彼已落井下石者经年，而里犹大被蒙头，敬之誉之，而不自知。里固已集糊涂之大成，然初不料人心之险乃至于此极也！闻善本书已清点完毕，并无差错。此事之是非，固可以不待烦言而辩。傅公嘱里移居其寓，此“开门揖盗”之举，殆所以示其不信谗愬之言。既如此，本无庸再作何报复之行动。然而似此衣冠禽兽，如不饱以老拳，则殊难甘心。惟是告里之人，再三相嘱，谓不宜有所举动。且如大闹一场，又必使在此作客之王献老难堪。辗转筹思，苦痛万分。先生高明，度必有以教之也。又当先生初管善本书室未久时，夫己氏曾以本所所印之方志目相赠。此书取自善本书室内，尔时先生在场，此事想尚在忆中。此书既由本所出板，里例应被赠一部；惟赠自彼手，则不知是否合法（所中例应赠彼若干部，彼以被赠之本，转赠他人，自有此权。当时所以受而不辩者以此。）今日思之，或亦有设穽陷友之可能。总之，此一公案，他日如有重提之机会，要当使彼得到其应得之果也。专此奉闻，敬请旅安。 弟屈万里谨上四月十三日

屈万里自1942年入史语所考古组，时在李庄。此札作于4月13日，虽未署年份，但从信中所说善本书库事可以断定，正在1945年张游交接工作之时，“夫己氏”必指张政烺无疑。揣之信文，可知游寿在请假赴重庆后，有信致所中高去寻（晓梅），说起张政烺其人，提到张另有暗中陷害屈的行为。高以游寿之信相示，屈才知为张所蒙蔽，故有切齿之恨。另外，由“闻善本书已清点完毕”以下一段，知游寿走后，善本书库并未如3月9日约定的那样暂时封存，而是进行了清点，并且清点中张政烺当有诬告游寿有管理之失及屈万里有窃取图书之事。屈以调查之大白真相及傅斯年的不信谗言告知游寿，以慰其心，自己心中的愤然之气却难以平复。游寿定有回信对屈万里进行了劝解，所以才在4月25日致那廉君的信中说此“设心处地排解，非畏某君之气焰。”

屈万里（1907—1979）

最后的见黜

但不幸的是，到了1946年3月，令游寿措不及防的处置遽然而至——傅斯年决定将其免职，难听地说，就是清出史语所。《史语所档案目录》中往来信函的摘要，可见事情大致的轮廓：

过去，主要是岱峻依据这些信函摘要对此事做有讨论。他认为这个结果的造成，既有游寿的过失，也有傅斯年的误会和迁怒。岱说虽大致不错，但也绝非表面上看来的这样简单，很多细节还有待详辨。岱峻所谓游寿的过失，指她自1945年以来的屡次请假，违背了傅斯年对史语所严格的管理纪律，让人感觉“游寿显得不大懂事，也不大在乎史语所的规矩。”但实际上，李庄期间研究人员的请假很常见。曾昭燏1945年3月23日致李济信说起：“关于本处请假规定，有一条：‘凡职员服务二年以上，准给休息假二月至三月，薪金照给。’按此条，服务二年之职员与服务十年之职员毫无分别，似与情理不合。且现在请假者，事实上往往不只三月，例如赵乡珊拟请假回籍接眷，恐三月工夫不能回来。”说的虽是中博院筹备处的情形，但想必史语所也相去不远。前文游寿1945年4月的请假赴渝，当即遵照了此类规定。至于她在1946年3月的请假和准备自行“还都”报到，也非自作主张。傅斯年1946年3月致董作宾的信中，即提出研究所复原还都的一些事宜，其中就包括在外人员可自己想办法赴南京。游寿的申请，显然是依循了所中的布置。正因如此，她对傅斯年对自己的处置才大感意外。而且不难看出，此时的游寿已不像初来时那般的一腔盛气，一副绝不委曲求全的姿态。经过几年的磨合与历练，她已经转为珍惜这里的学术条件，甚至多有留恋，所以在给董、傅的回信中表示，如果自己的行为实属不妥，愿意立即纠正补过。

曾昭燏（1915—1973）

误会显然是存在的，游寿本已获得董作宾的准假，董也将此事函告了傅斯年，但傅一定是尚不知情，所以视游寿为“自行离所”，才有信中的冲天怒气。但若说傅的决定仅仅出于他的迁怒，也失之表面。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3月30日董作宾致傅斯年这封信，信中董的意思是，开除游寿，是势所必行之事，但傅斯年的理由——即游寿自行离所——是站不住脚的，也不足以杜游寿之口，而要让游寿无话可说，就得另找借口。也就是说，开除游寿并非傅斯年一人的一时冲动，董作宾也赞成。遗憾的是，董的这封信未被岱峻提起，他一定是漏检了这条。董作宾作为代所长，又是游寿的直接领导，比很少在李庄的傅斯年更要了解游寿的日常表现。董建议的“理由”是什么，尚不清楚，但傅斯年似乎没有接受董的意见，他在给游寿的第二封信里说，作此决定是依据游寿“来渝留下之字”，以及她“致董先生信之词调”的不够尊重。游寿在重庆给傅斯年留下了什么字？今亦不得而知。所谓她对董失敬的词调，当指3月31日信中责怪董的“背后报告”——这确实是她对董作宾的冤枉。傅斯年的这两条理由，显然不是董作宾替他拟定的。傅大概考虑到，董提供的理由肯定会被敏锐的游寿意识到是出自于董，傅不愿再让董牵连进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想自己解决这个问题。

《冢墓遗文史事丛考》的撤稿

更为决绝的，是傅斯年对游寿既已发表的《冢墓遗文史事丛考》一文的处理意见——将其从史语所在李庄重要的学术文集《六同别录》上撕去。此事在《史语所档案目录》中只见于那廉君1946年4月1日致傅斯年函的提要说撕去游文之不便，以及十天之后史语所通知游寿该文不能付印，岱峻、岳南已有讨论，其后果正如岳南所说：“游寿四年来唯一一次出现在史语所刊物上的名字就此消失了。”但更多的详情尚不清楚。而在“中国嘉德2015秋季拍卖会·信札写本专场”上，出现了《傅斯年致那廉君函》1通3纸（图八），刚好是说处理游文之事：

简叔兄:带来《六同别录》中、下收到，初见游某文已装入，亦觉抽去为难。又用心读之，断其非抽不可也。游文文理不通，语无伦次，彼自以为美，实则不中任何标准。他也谈文，怪事!本所自有出版品以来，无根之谈，荒谬之作，亦不在少。然尚无此一格，不必备粃糠之大观也。乞速抽去。书皮不必改装，用刀将此四叶割去，封面与目录均贴上即可。此非以我恶其人而抽之，乃以其文实不可登也。研究所不需要这样自命的“通人大雅”。又游事文件，已寄董先生，乞抄一份，弟已商之律师朋友，彼如打官司，即与之打，决无妥协之可言。

以知他闹事各事，如去年、今年各事，弟所知者:一、不交代。二、住处。三、办公房。后二见骂董先生信。此外兄想及，皆记下。乞兄记下，怕是久后忘了，而打官司必拖时间甚长也。与张对闹文件中之事实，有真有假，并祈抄下，游信全抄，不必太急。官司也不会打得甚快的。弟行前当有信，专拜近安。弟斯年。四、十。再、弟书恐有若干无用者，又弟之文件，似无两箱，草□□议会各件，本为本所之用。参政会各件，可送社会所，他们不要，留下可也。弟文件公私不易分，待到京细分也。

图八《傅斯年致那廉君函》1通3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2015秋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图录，lot.2274。又见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2016秋季拍卖会·笔墨文章——信札写本专场》图录，lot.2276。

该信落款为4月10日，可知史语所11日的通知游文不能付印，正是基于此信的意见和决定。傅在信中不仅进一步申明了抽去游文的理由，而且还为预备了游寿打官司而自己想到三点说辞。第一条“不交代”，不知所指何事。二、住处。《史语所档案目录》1944年6月21日有史语所致游寿：“前日见揭帖，深感悚异，执事如以为不可，一言即决，何至出此类揭帖，今既如此，只有与王君对换房舍，并无他法，即希照办。”随即又致函王崇武：“房子事原是商量性质，惟暨有此揭帖，则为维持秩序计，只有照原议办理，已嘱游女士与执事对换房子矣。”可知史语所本拟定游与王换房，游寿写小字报（揭帖）抗议，但为所方坚拒。对此，岱峻亦做了讨论。还需补充的是，写揭帖之事，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也和同学干过，因被蔡元培批评为“不合做人的道理”，“为丧失品性之开端”，而令他引为戒惕。所以游寿此举，他自然不能纵容。三、办公房。史语所档案中有某年2月8日《游戒微函陈代主任董作宾傅斯年》，摘要显示“函请速拨办公室事由”，信文详情不得而知，或即此说“办公房”事。无论如何，在傅斯年看来，后两事本属游寿的无理取闹，而今她又在致董作宾信中以为责董的口实，所以大为光火。

傅斯年对董作宾的为人与学问颇为推重，所以自史语所迁来李庄，傅就因自己要常驻重庆，而委托董代理所长之职，直到1946年迁返南京。董作宾在代理所务期间，也保持了对傅的尊重，所中大事小情，一概请示傅斯年，听其遥控。对董作宾学术成绩，傅斯年也极表钦佩，盛赞其积十余年之功而出版于1945年的《殷历谱》为“今日古学之最高峰也。”对这样一位风雨同舟且值得信赖的同人，傅斯年岂能容忍游寿的横加指责。但强行撤去游寿文稿之事，傅也自知理亏。史语所集刊文稿的发表，要经过审查程序，游文即经岑仲勉、陈槃两人的审阅而通过的。傅此番因游寿失敬董作宾而牵连此学术问题，实属出格之举。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刻意向那廉君解释“此非以我恶其人而抽之，乃以其文实不可登也”，而且要做好被游寿起诉的准备。

那廉君（1909—1995）

回顾游寿在史语所不满三年的时间里，傅斯年对她的态度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不仅不存最初的成见，而且还屡施关照与袒护：为她痛责了董同龢，放宽了升职的条件，自行决定改其管理人员的身份为研究人员。直到1945年秋，仍顶住张政烺的压力，坚定地支持其研究工作。1946年3月傅游的失和，以致傅盛怒之下将其免职并撤掉其即已发表的论文，原因尚未全部明了，但大致看，是最初傅斯年因误会而恼怒，决定开除游寿；虽经董作宾的解释，却已如箭在弦，势所必发。此时游寿又怀疑此事为董作宾陷害，而对董出言不逊，更引起傅斯年的恼怒，决裂与悲剧终于无可挽回。

此事在游寿一方，亦不无责任，她的桀骜和利口向为师友所知。沈祖棻晚年有诗：“八闽才调最知名，口角锋芒四座惊。牢落孔门狂狷士，一编奇字老边城。”是最凝练的写照。程千帆笺注：“其为人亦狂亦狷，特立独行，交游中所稀见。”游寿对自己的性格也有很清楚的认识，还在青年时代就说：“脾气既不好，口角又尖利，人家不给我便宜，我也不给人家便宜。为着嘴，吃过许多苦。”李庄期间，战时的人心惶惶和艰苦的环境也易令人变得敏感，使同事之间摩擦不断。岱峻引用林徽因的描述：1943年逃难李庄的研究人员包括他们的妻子在内，染上了一种最终导致争吵、愤怒、谩骂和友谊破裂的煽动性流言蜚语的“病毒”。“我很怀疑，是不是人们在一个孤岛上靠十分菲薄的供应生活，最终就会以这种小孩子的方式相互打起来。”可知游寿与同事间的矛盾，不过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在前文她致傅斯年的第二札中，就承认自己当时的状态是“体气孱弱，忧疑过甚”。加之是非必争，又口角尖利，伤人之事在所难免。游寿虽对傅斯年保持了相当的恭敬，但她对董作宾的一再冒犯则为傅所深忌而不能容忍。

傅斯年（1896—1950）

李敖认为：“傅斯年才气过人，可是霸气太大，大得使他不太能容真正的人才。而他所喜欢的，又多是唯唯诺诺的人儿。”这话并不全对。其实，傅斯年治下的同人既不似印象中的对他唯唯诺诺，也不像后来那些纪念文章表现出来的满是崇敬。至少在李庄期间，各种阻力就令傅斯年颇感无奈和恼火。1944年9月20日致董作宾的信中，傅即诉苦道：“近年弟作一事，无论如何想了又想，必为人大不满，无论如何克己持平，人总认为不然，可为伤心——乃至痛恨者——以此。”游寿在晚年忆及李庄的文字中，也是所见她唯一提到傅斯年时也说：“当时的头头傅斯年却感到秀才难伺候”。傅斯年毕竟是人不是神，他不能容忍游寿冒犯董作宾，是可以理解的。从处理游寿与董同龢、张政烺之事不难看出，虽然平日很熟，关系很好，但傅斯年对同人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可是反过来，这些不讲情面的批评，又事过则了，并不意味着关系的彻底恶化。这正表现了傅的铁面无私，又绝无偏狭。只是这次盛怒之下对游寿的惩罚过激过重。而游寿的“为着嘴，吃过许多苦”，也不幸在李庄应了验。

本文原载于《北方论丛》2025年第三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引用请据原文。

黄毫金（愙斋）

80后，出生广东雷州

中国舞台美术学会会员

广东省舞台美术研究会会员

湛江市书法家协会会员

雷州市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理事

《书法雷州》编委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