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集字作品中，《兴福寺半截碑》仅次于《集王羲之圣教序》

《兴福寺半截碑》是唐代僧人大雅等集晋王羲之行书碑刻。721年立于长安。此碑又名《吴文碑》，因此碑尚存下半截，故又名《兴福寺半截碑》。此碑明万历年问出土于陕西西安，字行流畅，摹刻精良，是研究王羲之书法的重要原碑刻。清代杨宾谓唐代集王书者有十八家，推《圣教》为第一，《兴福寺》仅次于《圣教》，将《兴福寺半截碑》列为唐代集王字碑中仅次于《圣教序》的作品。

与《圣教序》相比，《兴福寺半截碑》重神采筋力，生动古澹，内撅外拓融合，方圆兼济，字字呼应如一笔书；而《圣教序》精于形模，工整严谨，笔法以王羲之内撅为主，字独立性强，略欠映带。

《兴福寺半截碑》以王羲之行书为基调，融合楷、行、草三体特征，用笔既精敛含蓄，又华滋丰润，整体风格遒劲秀逸，兼具法度与灵动，既体现了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又具有唐代书法的特色。

因是集字碑，整体章法稍显松散，但单字独立性与行气连贯性并存，字间相应，大小交错，直斜相补，行气连贯，流畅和谐，体现了唐人集字的严谨性，也增添了碑刻的美感。摹刻精良，行气流畅，虽为集字却如一人所书。清代安世凤评其“独得王字精神筋力，俨如生动”，相较怀仁《圣教序》的形模工整，《兴福寺》更重神采与古澹意趣。

《兴福寺半截碑》自出土以来，历代评价虽对其集字身份存疑，但普遍认可其艺术成就。

明代赵崡《石墨镌华》评曰：“兴福寺僧大雅集右军书，余观其笔法去《圣教》远甚，应是集字者不及怀仁而碑有‘开元九年’字，疑是《圣教序》诸刻中摹集，非右军真迹也”，他认为该碑笔法与《圣教序》相比差距较大，怀疑是从《圣教序》诸刻中摹集而来。

清代杨宾统计唐代集王书碑刻共十八家，推《圣教序》为第一，《兴福寺》位列第二，成为王羲之书法传承的核心范本。

杨震方《碑帖叙录》：指出《圣教序》因时代近王羲之而和谐自然，但《兴福寺》在结体与字间映带关系上可能胜出，二者难分高下。

《墨林快事》谓：“集人大雅乃兴福寺僧，故世谓之《兴福帖》，其集王字顾独得其精神筋力，是以书家重之”，肯定了大雅集王字能独得精神筋力，因此受到书家的重视。

清代周星莲《临池管见》评：“僧大雅所集之《吴文碑》亦用右军书，尤为逋峭，古今集右军书凡十八家，以《兴福寺》为最，不虚也”，认为在古今集右军书的十八家中，《兴福寺半截碑》最为峭拔，评价极高。

清刘熙载《艺概》评：“唐人善集右军书者，怀仁《圣教序》外，推僧大雅《吴文碑》。《圣教》行世，固为尤盛，然此碑书足备一宗。盖《圣教》之字虽间有峭势，而此则尤以峭尚，想就王右军之峭者集之耳”，指出此碑以峭为特色，与《圣教序》的 “尚骨” 形成互补，共同构建了王羲之书风的多元。

清代郭尚先《芒竖馆题跋》评：“怀仁集书，千古绝作，其病在字体衔接太紧，不得纵宕，故香光（董其昌）疑为怀仁自运。盖匀圆整洁止是唐人法，晋人无是也。此碑神观自不及怀仁，而分行稍疏转觉古穆”，认为此碑分行稍疏，反而具有古穆之感。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获拓本后创作《临〈兴福寺碑〉》，以篆籀笔法入行书，舍弃牵丝映带，凝练为圆浑中锋线条。

其临本不求形似而取气韵，墨色枯湿变化，结构外拓内敛，将古典集字转化为个人“高古空灵”风格的代表。通体完整，书法已将进入老境，笔法浑厚，字体外形气盛，而内含丰满，耐人寻味。

但书写此册之时，他自己的书体已经形成，所书在字形表面上看，仍是八大山人晚年书法的面目，而晋人书法之气贯，却蕴藏於内，难以点画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