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到今，户籍都是 “坑”？《长安的荔枝》撕开遮羞布

《长安的荔枝》从 2022、23 年的小说到 2025 年接连推出剧集与电影，完成了一次快速的 IP 跨越。

这种两年内完成立项、制作到产出的周期，折射出当下文娱产业链工业化周转的高效。技术发展的助推与行业从业者的密集投入，共同催生出这样的速度。

作为暑期档影片，《长安的荔枝》上映初期便展现出强劲的市场表现。豆瓣开局 7.7 分，成为同期出分最高的电影，而同期其他影片评分多在 7 分以下。

从排片来看，以 7 月 19 日为例，其排片量与多部热门影片持平，维持在每日 8 场左右，远超部分小众影片的单日 1 场。这种市场热度背后，是观众对其主题与叙事的认可。

2025 年 7 月上映的十余部华语电影中，超过八成由男性导演执导，女性导演作品仅占少数。这一现象并非个例，而是长期以来行业性别结构的缩影 —— 在资源分配与创作机会上，男性仍占据主导地位。

而《长安的荔枝》能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突围，与其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策略密切相关。

电影中 “力争长安户口” 的台词，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今资源分配的共通密码。户籍制度并非现代产物，早在东亚古代，它便是治理工具，通过控制人口流动实现资源分配与社会管控 —— 古代用于收税征兵，《长安的荔枝》中驿站荒废的情节便与此相关：过重的赋税让村民逃离，村落消散，户籍控制下的资源索取最终反噬了治理本身。

现代户籍制度虽形式有变，核心逻辑却一脉相承。它的管控内容从赋税转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在城乡二元体系中调控人口迁移与城市化进程。

如今，户籍政策虽在松动，比如婚姻登记不再受户籍严格限制，但在教育资源分配上仍显关键。一些地区因高校密集、升学压力较小，成为外地户籍家庭的选择，通过购房落户为子女争取更优的教育机会，这与电影中李善德为落户长安拼搏的状态，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从古代 “外地做题家” 落户长安，到现代人为子女教育选择城市，户籍始终是资源分配的显性标签。它捆绑着生存机会与发展空间，成为普通人衡量 “扎根” 与否的标尺，这种对资源的追逐，构成了贯穿古今的社会镜像。

“规则是弱者才遵循的规矩”，电影中这句台词撕开了权力与规则的隐秘关系。规则本是为替代原始的 “拳头分配” 而诞生，意图实现资源分配的公平，但现实中，它常成为权力的工具 —— 掌握话语权者可随意改写规则，而缺乏话语权者只能被动遵守。

这种失衡在资源分配中尤为明显。电影里，李善德为转运荔枝申请资源，在多个部门间被 “踢皮球”，暴露了明面上的规章制度与潜规则之间的信息差。

他作为执行者，承担着 “完不成便九死一生” 的全责，却缺乏对等的权力，这种 “权责失衡” 正是弱者的结构性困境。现实中，那些在职场中因信息差被边缘化、因缺乏话语权而被迫妥协的个体，与李善德面临着相似的处境。

权力从未消失，只是不断变换形态。古代权力是对军队、信仰的掌控，现代则演变为对稀缺资源分配规则的制定权 —— 互联网平台因掌握注意力资源而拥有话语权，行业巨头因把控产业链而决定机会分配。谁能定义 “稀缺”，谁就能主导规则。

电影结尾，李善德在荔枝树下得知长安沦陷的消息时的哭泣，暗含着对这套规则的复杂情绪。他曾坚信 “天道酬勤” 的游戏规则，却在亲历权力运作后，窥见规则背后的荒诞。

而那句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则道出了普通人在结构性困境中，对自身主体性的最后坚守 —— 即便受制于规则，仍想在既定框架中丈量努力的意义。

从荔枝转运的难题到现代社会的资源竞争，《长安的荔枝》以古代故事为壳，装的是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它让我们看见，那些关于资源、权力与规则的博弈，从未因时代变迁而停止，只是换了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在生活的肌理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