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盟友博弈的角度解读玄武门之变才能更接近真相

文 / 子玉

对于唐朝初年的玄武门之变，人们往往会从宗室内斗的角度来解读，但实际上，李渊父子的第一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其次才是父子、兄弟。所以，解读玄武门之变，我们首先要跳出血缘的范畴，完全以政治视角来解读他们的矛盾，如此就更容易读懂这场兵变。本质来说，不管是李世民、李建成还是李元吉，他们更多属于李渊创业期间的盟友，之后，这些盟友就转化成了强藩的角色，完了就是皇帝的削藩和盟友之间的互相兼并。最终，这些矛盾在玄武门一次性得以解决。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正式在太原起兵，分置三军，军分左右，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隶之。次子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右三统军隶之。

可见，李渊起兵属于典型的父子创业，其中，世民在李渊创业之前就“折节下士，推财养客”，为起兵做准备。所以，从一开始，世民就属于李渊的“盟友”。

而李渊之所以重用儿子首先是因为他的儿子们都属于绝对的精英，据史书记载：长子李建成，英武而仁恕；二子李世民，善骑射，武勇绝伦；四子李元吉，善马槊武勇异常。

李渊从创业之初就重用儿子，如此就保证了其内部不会出现异姓的强藩。但是呢，如此虽然能保证权力在宗室循环，但宗室一样会产生强藩。

世民的军功我们这里就不多说了，重点说一下他地位的变化：太原起兵，世民被拜右领军大都督，封敦煌郡公；攻克长安之后，李渊辅政，授世民唐国内史，改封秦国公；618年，在用兵洛阳之后，改封赵国公；李渊登基建唐之后，拜世民为尚书令，右武候大将军，进封秦王，加授雍州牧；打败薛仁杲之后，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授节度，随后又加左武候大将军，凉州总管；大败宋金刚、刘武周之后，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擒窦建德、王世充之后，加授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位在王公之上。

可见，世民之后的地位是仅次于皇帝李渊和太子建成，而事实又是，世民从一开始就有夺嫡的心，这从他在太原起兵之初就在大力延揽人才的做法中看出来。太原起兵唐军在渡龙门之后，世民领兵徇渭北，在这期间，他是广泛收纳英俊作为僚佐，其中就包括主动来投的房玄龄，世民以玄龄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呢，之后也刻意在为世民招揽各路文武精英。

最能说明世民此时有夺嫡之心的事就是他对于杜如晦的态度。在攻克长安之后，世民以杜如晦为秦府兵曹参军，不久之后迁陕州总管府长史。

其实从这个时候李渊就已经在有意抑制世民势力的扩张，将世民府中的精英纷纷外迁，于是，唐玄龄就对世民说：“杜如晦是王佐之才，大王如果只是想做一个藩王，那就无所谓，但如果想经营四方，那就必须得重用杜如晦。”

可见，世民在起兵之初就在有意识地打造自己的核心班底，为夺储做准备，而且李渊此时也在抑制世民势力的扩张。

此后，随着世民的不断用兵，秦王府的精英也就在不断增加，像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等精英都是在世民用兵关东期间加入秦王府的。

在平定天下之后，世民又开文学馆于宫西，延揽四方文学之士，进一步加强秦府的势力，时人谓之“登瀛洲”。

可见，此时的秦王不仅军功傍身，位在王公之上，更是有一个强大的军政班底，这种势能不仅对建成的储位产生了威胁，更是威胁到了李渊的帝位。

那么，建成就很差吗？当然不是，建成除了是储君，也是标准的“强藩”。李渊在攻克长安辅政之后，就拜建成为唐国世子，开府置僚属，而且，建成也曾屡次率兵作战，积累了一定的军功，具体为：

大业十三年（617）六月，李渊在起兵之前派建成和世民率兵去攻打西河郡，两人仅用了九天就将其拿下；在用兵长安的过程中建成和世民所积累的军功不相上下，而且第一个登上长安城墙的还是建成的属下雷永吉；次年（618）正月，李渊又以建成为左元帅、秦公世民为右元帅，率兵十万用兵洛阳；武德二年（619），将兵击司竹贼祝山海，平之，随后，凉州来降，建成又将兵赴原州接应；武德三年（620）七月初一，李渊在派秦王世民率七总管二十五将用兵洛阳之后，又于十三日命皇太子建成将兵镇蒲坂以防突厥，而建成随后也成功击退了入寇汾阴的突厥骑兵；武德五年（622）四月，刘黑闼再次作乱山东，十一月初七，李渊下诏派太子建成将兵东讨，陕东道大行台及山东道行军元帅，河南河北诸州皆受处分，得以便宜行事，建成军事和政治手段并用，成功平定了叛乱。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建成也打造起了东宫的核心班底，东宫文有魏徵，武有薛万彻，足以压制秦王势力。

不过，建成虽然更多是依附于皇帝的存在，但李渊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防着东宫势力，比如，李渊虽然将大部分政务都交给建成处理以让他熟悉朝政，但核心业务还是自己一手抓。

另外，武德七年（624）六月，建成为了应对秦王招募了长安及附近的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别屯守东宫长林门左右，号长林兵，又让庆州都督杨文幹招募壮士送往长安、密使右虞侯可达志从燕王李艺（罗艺）处发幽州突骑三百以卫东宫。

李渊呢，在得知建成这些行为之后就将可达志、王珪、韦挺等人流放，以抑制建成的势力。

可见，不仅世民和李渊之间存在矛盾，建成也存在，此时不管是建成还是世民对于李渊来说都更多是强藩的角色。只不过，建成在一定程度上和李渊的利益绑定着而已。

建成和李渊的关系其实也敏感 图源/剧照

除了建成和世民，元吉实际上也是一方诸侯。李渊起兵之后，以元吉为太原留守，进齐国公，总十五郡诸军事，镇北大将军，许以便宜从事。武德元年（618），进爵为王，授并州总管，之后，又加授侍中、襄州道行台尚书令、稷州刺史。灭掉王世充之后，拜司空。武德六年（623），加授隰州总管，九年（626），转左卫大将军，接着又进位司徒兼侍中。

不过呢，元吉的能力和实力毕竟有限，不是建成和世民的对手，所以就只能先依附于一方，众所周知，元吉站队了建成。但不管元吉实力如何，此时他和两位哥哥一样，也属于“强藩”的角色。

所谓的父子、兄弟在走上创业之路之后先是演化为盟友关系，进而成为存在竞争关系的政治对手。

也就是说，此时的大唐除了皇帝李渊之外，还存在建成、世民和元吉这三方独立的军政势力，当时，“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这一点就形象地说明了李渊和三个儿子之间的微妙关系，李渊面对的不仅是秦王的压力，还有太子和齐王，只不过，秦王的压力更大点而已。

所以，李渊出于本能就先抑制秦王的势力，典型动作就是将秦王府的僚属外迁以稀释秦王的势力。而建成呢，不仅有李渊的支持，甚至李渊那些后宫成员为了她们儿子的前途也主动站队建成，秦王是越来越处于被动地位。

武德九年（626）六月，世民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遣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将左右王保等千余人，加强洛阳的守备，同时拿出大量财物结交山东豪杰。世民此举的考虑是，一旦在长安失败就退到洛阳保存实力。

李渊呢，在面对诸子相争的局面时也不胜其烦，甚至考虑让世民前往洛阳，划陕而治。建成在考虑到世民一旦前往洛阳就难以控制，于是坚决劝阻，李渊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个时候，不管是房玄龄还是长孙无忌都感受到了危险的迫近，觉得有必要先发制人，认为，“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正在今日”，房玄龄因此要长孙无忌劝世民行周公诛管、蔡之事。

建成和元吉此时也在加紧行动，先是以朝廷的名义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离秦王府，然后又对尉迟敬德进行收买，表示，“愿适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副所望也”。由于敬德拒绝，于是元吉又对其进行刺杀，刺杀失败之后又将敬德给关了起来，幸亏世民及时营救才保住了性命。当时，被建成收买的对象还有段志玄，志玄也是拒绝的态度。

另外，程知节也被出为康州刺史，他紧急劝秦王：“大王肱股羽翼尽矣，身何能久？知节以死不去，愿早决计！”

秦王的腹心被不断外迁 图源/剧照

可见，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世民最初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当时，秦王府就只剩下长孙无忌还在府中，于是就与雍州治中高士廉、右候车骑将军侯君集和尉迟敬德等人日夜劝秦王先发制人。

可见，众人当时都形成一个共识：这场博弈最终是会以兵变的方式进行解决，谁先动手谁胜。为了让秦王赶紧下决心，众人还将其上升到关系朝廷安危的高度，表示：“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

虽然众人拔高了兵变的高度，但大唐当时确实存在严重的外患，突厥是屡屡对大唐用兵，如果大唐不能及时解决内部矛盾，是根本没有精力应对外患的，众人的话也有道理。

不过，世民当时还在犹豫，表示：“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不如让他们先动手，然后我再应对，这样就能站在道德的高地。”

这当然不行，因为秦王当时本来就处于被动地位，如果再不掌握主动权，那么必败无疑。

为了迫使秦王下决心，敬德还表示：“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戮也。”

长孙无忌当时也附和，说敬德如果离去他也要离开。

如此，秦王将不战而败。

更重要的是，建成和元吉当时也准备利用乌城军情抽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等人和精锐之士让元吉带着出征。这样，建成就能以光明正大的理由解决掉秦王势力。

秦王，必须作出响应。至于世民当时为何犹豫，则肯定是在观察众人的态度以确保计划的周密，这从他对杜如晦和房玄龄的态度中就能看出来，当时，世民让无忌去喊两人归队，但玄龄却说：“我们私下见秦王太危险了，必然是死罪，不敢奉教。”

世民在得知两人的态度之后直接将自己的佩刀交给敬德，命令：“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来！”

其实吧，房玄龄和杜如晦也不是对秦王不忠，而是他们想让秦王明确是否提前动手的决心，在看到秦王的明确态度之后，他们也就及时归队。

这里还必须强调一点，世民当时也给灵州大都督李靖和行军总管李世勣打了招呼，这两人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绝对已经默认了秦王接下来的行动。因为，李靖可是世民当年从刀口救下来的，李世勣在常年跟随秦王用兵的过程中两人也深度绑定。

再说，李世勣是关东人，关东人要想在大唐分享蛋糕就必然要将秦王推上前台。

接下来就是我们都熟悉的玄武门事变的惊天剧情，事变的过程和结果大家都知道，这里就不再多说，笔者觉得唯一需要交代的细节是，元吉之死。

众所周知，建成是被世民射杀，元吉是被敬德所杀，而敬德早就掌握了如何对付元吉的方法。早年的时候，元吉和敬德比武，元吉不是敬德的对手，但世民还是问了敬德这样一句话：“夺矟避矟，何者难易？”

和敬德比武，元吉之死早已埋下伏笔 图源/剧照

敬德回答说夺矟难，世民当时就命敬德夺元吉的矟。可见，世民早就在思考对付元吉的方法和人选，从这一点来看，敬德和元吉在玄武门之变中的狭路相逢是有原因的。

玄武门事变中所谓的李渊泛舟海池很可能也是在避险，最终还是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当天，李渊又下诏：“国家庶事，皆取秦王处分。”

六月初七，李渊正式立世民为皇太子，同时下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

玄武门事变以世民胜出而收尾，本质来说，玄武门事变不仅解决的是秦王和太子之间的矛盾，更是皇帝和秦王之间的矛盾，是几方军政势力博弈的收尾。

不过，大唐当时也确实悬，存在突厥这个强敌，要不是李靖于灵州的硖石击退颉利可汗，大唐的内乱很可能会被突厥作为机会利用，就这，秦王在掌握权力之后也经受了突厥的军事考验。

好在大唐还是及时解决了内部矛盾。理智的来看玄武门之变，不管是谁胜，对于大唐来说都是好事，因为，大唐如此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外患。

总之，要理解玄武门之变就必须突破亲情纯粹以政治关系来理解此次事变，更要上升到天下的高度进行解读，如此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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