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进：“有文事者有武备”——《四库全书总目》兵学思想刍议｜202507-71（总第3149期）

感谢《孙子兵法研究》杂志社赐稿

原载《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4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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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事者有武备”——《四库全书总目》兵学思想刍议

文 / 王进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摘 要：

关键词：四库馆臣 兵学思想 《四库全书总目》

中国兵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体体现在卷帙浩繁、汗牛充栋的文献典籍之中。《四库全书》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一项伟大文化工程，广泛收集了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典籍。作为官方主导编撰的大型文库，《四库全书》既是我国传统文献的主要渊薮，也是传统主流思想的载体。

《四库全书总目》是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撰写的提要钩玄，“当编纂《库书》时，馆臣于所收诸书均各撰提要一首，具著者之爵里年代，订辨其书文字之增删与篇帙之分合，并批评其叙述议论之得失。诸书提要‘分之则散弁诸编，合之则共为《总目》’”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们不但可以通过《四库全书总目》了解学术发展的脉络和源流，也可深入了解四库馆臣的学术立场和倾向。 其中兵学部分不仅是我们了解兵学文献的重要门径，而且也是认识中华兵学文化主流的不二法门。

一、“治世者所有事也”：四库馆臣对兵家之重视

儒家思想非常强调“诚”。《中庸》认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子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 但在兵家看来：“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序》也说，最古的兵法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

简而言之，兵家重视和强调“阴谋诡计”“权谋运用”。这似乎与儒家强调的“诚”多有违背。深受儒家教育的四库馆臣如何看待兵家思想？对此，《四库全书总目》做了果断的回答——或许让人都有“意外”的是——不但没有排斥和贬低兵家，反而将之抬到很高的地位。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思想。图书的编撰和分类也受其影响。图书的分类历经变迁，至《隋书·经籍志》终于形成“经史子集”的格局，“《隋志》开始的四部图书分类法，支配后世达一千多年，是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件事” 。经史子集的分类及其先后顺序蕴含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不可淆乱，必须严格遵守。《四库全书》及其《总目》概莫能外，“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 。反映儒家思想的“经部”自然位居首位。子部则位列第三，作为诸子之一的兵家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兵家在子部中位置的安排及其说明，从中正可看出四库馆臣对之的高度重视。

在具体论述前，先了解《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不无益处：

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

《四库全书总目》以经史子集分类，每部之下再分为各类（共44类）。在每部的前面撰有一个“总序”，作用是“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然后“四十三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欲了解四库馆臣如何看待兵家思想，兵家所在的子部“总序”和《兵家》类“小序”是关键。

兵家作为《四库全书总目》44类中之一类，归属于子部。“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 ，“子部”收集的是六经之外的诸子，共有14类。对于这14类的顺序排列，并非随意而为。对此，《四库全书》总纂纪昀有着清楚的说明：

余校录《四库全书》，子部凡分十四家。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所谓礼、乐、兵、刑，国之大柄也。农家、医家，旧史多退之于末简，余独以农居四，而其五为医家。农者，民命之所关；医虽一技，亦民命之所关。故升诸他艺术上也。

从中可以看出，子部的分类及其顺序的排列，有着深远的考虑。对此，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心领神会，特加赞叹说，“可知纪氏于此诸类叙次先后之际，考虑至为审密矣” 。具体来说，子部分类为：

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录，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叙而次之，凡十四类。

子部类别的划分诚然重要，但是它们之间并不是随意的罗列，彼此之间也不是排列平行的关系，而是有着严格的顺序。对此，四库馆臣做了详细的说明：

儒家尚矣。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兵，刑类也。唐虞无皋陶，则寇贼奸宄无所禁，必不能风动时雍，故次以法家。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故次以农家。本草经方，技术之事也，而生死系焉。神农、黄帝以圣人为天子，尚亲治之，故次以医家。重民事者先授时，授时本测候，测候本积数，故次以天文算法。以上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

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也。

《诗》取多识，《易》称制器，博闻有取，利用攸资，故次以谱录。群言岐出，不名一类，总为荟稡，皆可采摭菁英，故次以杂家。隶事分类，亦杂言也，旧附于子部，今从其例，故次以类书。稗官所述，其事末矣，用广见闻，愈于博弈，故次以小说家。以上四家，皆旁资参考者也。

二氏，外学也，故次以释家、道家终焉。

暂且不论细节，先从大的方面来看，四库馆臣以功能和作用为标准，将子部的十四类分为四大类，分别是：“治世者所有事”“小道可观者”“旁资参考者”“外学”。为了更一目了然，简洁明了地了解上述分类，兹做表分类（见表1）。

表1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分类表

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类等六家“皆治世者所有事也”，也即是治国安邦所必须了解和掌握的基础性事务。这一点可以从纪昀的论述中看出。纪昀将其中的儒家、兵家和法家等三家称为“国之大柄”，认为是治国所必须掌握的根本，不可须臾离手，正可看出其重要性。此为四库馆臣重视兵家者一也。其次是兵家所处之重要地位。兵家既已被列入“治世者所有事”，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仅次于儒家的第二地位。此为四库馆臣重视兵家者二也。

《四库全书总目》何以如此排序？“儒家尚也。”儒家位居首位，这当然能够理解，“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后成为历代王朝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作为儒家根本思想基础载体的“经部”为《四库全书》经史子集之首，但只是收录儒家群经及小学之书，此外有大量儒家学者的著述尚需归纳，于是置之于子部之首。但紧随其后，位列第二的“居然”是兵家，这或许多有让人意外之感。因为，在一般的观点看来，“民，国之本也；穀，民之天也”，民是国家之根本，民以食为天，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四库馆臣心目中，农家居然远远低于兵家而位居第四位。四库馆臣何以如此重视兵家？将之抬至仅次于儒家的重要地位？对此，四库馆臣做出了清楚的回答。

二、“有文事者有武备”：四库馆臣重视兵家之理由

《四库全书总目》对兵家何以仅次于儒家做了一个简洁的回答——“有文事者有武备，故次之以兵家”。四库馆臣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想来是认为此乃常识，无须赘言。但对于身处古今断裂之后的今人来说，则未必能够心知其意，可能忽而视之。但其实其中蕴含了甚深意旨，值得深入探究，也唯有如此，方能了解四库馆臣何以将兵家紧踵儒家。兹先了解此句之出处，进而探讨其深远意蕴。

“有文事者有武备”的背景是春秋时期的鲁国国君与齐国国君的夹谷之会，但明确记载这句话的只有《春秋穀梁传》和《史记》。对于这两部典籍，我们今天或许多有忽视，认为不过就是平常书籍而已。但在四库馆臣的心目中，这两部典籍分别属于“经”和“史”，各自承担不同的作用，切不可等而观之、混而一之。这在《子部总序》得到反映，“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 。“经”书是记载“理”的经典，学者对之的研究，可以明确道义上的“是非”；“史”书则是对历史事迹的记载，以史为鉴，将今日之事与古代之事相互征求，可以明白天下国家治理的“成败”。换言之，“经”书揭示根本原则和思想，但是较为抽象，“史”书则较为具体，反映经书的抽象原则和思想在现实领域中的运用。经、史互为一体，相得益彰，学者如果兼有经和史的修养，就能够更好地治国平天下。明乎此，方能深刻领会四库馆臣将兵家踵于儒家的原因——“有文事者有武备”。首先来看看“经书”《春秋穀梁传》的记载：

（定公）十年春王三月，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

这是《春秋》的“经”文，《春秋穀梁传》做了详细的解释和发挥：

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

在《春秋穀梁传》看来，鲁国和齐国因为是非善恶观念不同，所以在夹谷之会中，鲁国国君一度面临相当危险的局面，但因为孔子会前的充分准备和临场的恰当处理而得以化解。齐国本打算趁两国国君见面的机会绑架鲁国国君。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挺身而出，一边疾行靠近鲁国国君，一边逼视齐国国君，严厉斥之为“夷狄”之人及其行为，同时命令随行的军队首领加以阻止。最终使齐国国君当场逡巡而道歉：“寡人之过也。”并且责怪下属说，人家孔子带领国君履行高贵有礼的“古人之道”，你们反而陷我于不义，“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使我贵为国君却像野蛮之人。但齐国并未就此善罢甘休，进而想以卑贱的俳优在鲁国国君面前表演舞蹈的形式侮辱鲁国国君。孔子再次挺身而出，严肃地说：“笑君者罪当死。”并且再次命令随行的军队首领采取措施，使俳优当场首足异处。孔子的行为震撼了齐国，不仅使齐国的阴谋未能得逞，反而在事后使齐国返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土地。

在《春秋穀梁传》看来，之所以如此折冲樽俎，根本在于孔子在表面风平浪静的外交背后，首先做了武力的准备——会前就安排鲁国军队及其将军随行。所以，《春秋穀梁传》总结说，“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有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从孔子在夹谷之会的行动中，正可看出即使是处理和平的事情，在外交场合，也必须做好武力的准备。这样的思想在《史记》中得到更为清晰的呈现：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旌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

《史记》的记载与《春秋穀梁传》在叙事修辞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由此而使《史记》更加明显地体现了“有文事必有武备”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具体来说，首先，《史记》开宗明义，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与《春秋穀梁传》将之置于文末形成巨大的反差。并且《史记》不厌其烦，反复申说，在讲完“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之后，又反过来说“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不仅如此，《史记》在“文事”与“武备”的关系上，增之以一“必”字。这不仅是修辞，更是强调。司马迁的意思在于，在孔子看来，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原则是“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文事”与“武备”互为一体，不可分离，所以“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对于即将展开的外交活动，不仅需要外交人员随行，也必须带上军队及其首领随行，做好武力的预备，以防万一。其次，在夹谷之会上的“执法”人员不同。《史记》记载的是“有司”，而在《春秋穀梁传》中则是“司马”。前者更多地是行政执法官员，后者则是军队首领。《史记》如此处理，或许更符合现实实际和史书特质。但从历史角度来看，司马迁当初完全是按照“经”的要求来写作《史记》，所以《史记》也具有“经”的特质，在彰显“经”所强调的“大义”上并不亚于后来被尊为“经”的经典；《春秋穀梁传》的处理则直奔主题，直接指出是“司马”出面而不是“有司”，从而鲜明地彰显基本原则和根本，也更符合“经”揭示“大义”的特性。

综合《春秋穀梁传》和《史记》两部经、史关于“有文事必有武备”的记载，结合四库馆臣对之的引用来看，或可部分解释兵家仅次于儒家的原因。首先，“有文事必有武备”产生的背景是夹谷之会。该会乃鲁、齐的“外交”之战，涉及的是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折冲樽俎，不战而屈人之兵，虽无伐兵攻城，但刀光剑影，实在关系生死存亡。因此，武力准备、军事力量是立国根本，必须首先高度重视。其次，内政的建设必须以安全和完整为前提。只有具此前提，才能谈到建设。因此，涉及社会秩序的法家、农业生产的农家、民众健康的医家以及天文历法等属于内部的事务，只能位列关系安全的兵家之后。最后，无论是作为“经”的《春秋穀梁传》，还是作为“史”的《史记》，都强调指出夷狄与华夏、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作为文明象征的鲁国和孔子最终凭借武备胜出，这也昭示文明和礼义的捍卫需要以军事、武力作为基础和保障。总的来看，文事与武备，互为一体，不可偏废。因此，四库馆臣将兵家在子部中位置前列，仅次于儒家之后。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儒家与兵家之关系？从兵家次于儒家之次序以及儒家之思想来看，兵家只是儒家之补充而非并列之关系。易言之，儒家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兵家属于“治世所有事”之一，所以儒者必须具备兵家之修养。但儒者又不能为之所夺，而是必须将之置于儒家仁义之范围之中。

三、“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对兵家作为理性科学的定位

因为军事活动的神出鬼没、随机应变等不确定性特点，所以长期以来，很多人将兵家与术数联系起来，从而遮蔽了兵家的本来面目，不仅使兵法神秘化，而且也导致兵法被人深深误解，从而妨碍了对兵法的学习和研究。由此，如何定性兵家、兵法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对此，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的《兵家类》的序文中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史记·穰苴列传》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是古有兵法之明证。然风后以下，皆出依托。其间孤虚、王相之说，杂以阴阳五行；风云、气色之说，又杂以占候。故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其最古者，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大抵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今所采录，惟以论兵为主，其余杂说，悉别存目。古来伪本流传既久者，词不害理，亦并存以备一家。明季游士撰述，尤为猥杂。惟择其著有明效，如戚继光《练兵实纪》之类者，列于篇。

四库馆臣追溯兵法的缘起以讨论古兵法的性质，以此来衡断兵书的优劣，作为《四库全书》之《兵家类》文献的分别。在四库馆臣看来，《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的记载，可以充分证明古代就已经有了兵法。但关键问题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兵法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对此，四库馆臣只是做了一个粗略的解释，认为自兵法诞生之后，“杂以阴阳五行”和“杂以占候”，致使“兵家恒与术数相出入，术数亦恒与兵家相出入，要非古兵法也”，兵法自从夹杂了“术数”之后，就失去了本来性质。因此，虽然古代早有了兵法，但为了恢复兵法的本来面目，必须“当以孙子、吴子、司马法为本”，将兵法定位为“生聚训练之术，权谋运用之宜而已”。可以看到，四库馆臣力图将兵法与鬼怪巫术的术数截然区分开来 ，目的是要明确兵法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将兵法书籍分别纳入“著录”和“存目”两类。

兹以题名戚继光撰作的两部书为例具体说明四库馆臣对兵法的定性。《纪效新书》十八卷（山东巡抚采进本）和《武备新书》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两部书都题名为戚继光所撰。前者为《四库全书》“著录”书目，后者则仅为“存目”。

在四库馆臣看来，《纪效新书》确为戚继光所著，“是书乃其官浙江参将时前后分防宁波、绍兴、台州、金华、严州诸处练兵备倭时作”。戚继光深谙其时明人“惟务自便其私，而置国事于不问”的“积习”，唯恐“局外阻挠，败其成绩”，所以在撰写此书时，对内容进行了慎重的处理，“首为申请训练公移三篇”，“次为或问，题下有继光自注云，束伍既有成法，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为或问以明之”。“其下十八篇”则具体讲述如何练兵作战，而且具体、直观、形象，“各系以图而为之说，皆阅历有验之言，故曰《纪效》”。其中，四库馆臣尤其表彰该书修辞的通俗易懂，“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之所以如此，是“宣谕军众，非如是则不晓耳”。此外，该书“深明形势，不为韬略之陈言”，尊重客观实际，清醒认识到“开大阵，对大敌，比场中较艺，擒捕小贼不同”的特点，注重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正是这样的实事求是、理性客观的态度，才使戚继光在实际作战中“所向有功也”。

题为戚继光所撰的《武备新书》与《纪效新书》大同小异，仍冠以《纪效新书》序。但认真考究下来，“考继光卒于万历丁亥，则必非继光手著矣”。究其实，该书真正的作者“当即（谢）三宾所损益”。作者的真伪属于次要问题，最关键的是该书内容的荒诞不经，“其中如火龙卷地飞炮，雕木为虎豹之形，以轮驾之，使口中出火。飞马、天神及木人、火马、天雷炮并以木为人，缚于马上，饰以纸甲胄，而藏炮于腹，以火𦶟马尾，使之冲敌”。这完全违背了客观实际，难怪四库馆臣怒不可遏地斥之为“殆于儿戏”，进而上升到国家存亡角度，认为“明季谈兵者如是，其亡国非不幸也”。 从而将之“打入另册”，列入“存目”之中。

由此来看，兵法是客观理性的实践，但又与纯粹的“科学”不同，而是带有经验理性性质，强调经验与理性相结合，与鬼怪巫术的术数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这一点在《司马法提要》中得到明确的宣示，“要其大旨，终为近正，与一切权谋术数迥然别矣” ，强调作为兵法与术数的“迥然有别”，从而点明了兵法的理性活动性质。兵法既然是理性客观的实践活动，自然要求实践者具备相应的人格修养。因此，作为兵法“最古者”之本的《孙子》《吴子》和《司马法》无不强调为将者的人格涵养。《孙子兵法》认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认为只有具备智、信、仁、勇、严五种修养的人才堪可为将。四库馆臣对此也高度认可，所以在评论《司马法》和《吴子》时特别强调指出。在评论《司马法》时指出：“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借存什一于千百。” 而在评论《吴子》时得到更为鲜明而又耐人寻味的体现。

众所周知，在《史记》的记载中，“吴起者，卫人也，好用兵。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进而“与其母诀，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一言以蔽之，“（吴）起之为人，猜忍人也”，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卑下龌龊，为人所不齿。

耐人寻味的是，四库馆臣却做了惊世骇俗、别出心裁的解释。首先，吴起“杀妻求将”“啮臂盟母”这两件事“殊不足道”，不值一提。随即话锋一转，“然尝受学于曾子”，强调吴起曾经在圣人曾子门下求学的经历。四库馆臣避重就轻，避而不谈《史记》所记载的“曾子薄之，而与起绝”的事情，转而浓墨重彩地强调吴起与曾子的师生关系，强调后者对之的正面影响，认为吴起在曾子门下，“耳濡目染，终有典型”，最终成了典范性人物，所以“持论颇不诡于正”，其言论和思想一点也不违背正道。为了充分说明其持论之正当，甚至不惜笔墨，还举例补充说，“如对魏武侯则曰在德不在险；论制国治军则曰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论为将之道则曰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备，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约”。总的来看，吴起的持论“大抵皆尚有先王节制之遗”。由此，在四库馆臣看来，高似孙在《子略》中对吴起“尚礼义，明教训，或有得于司马法者”的评价“斯言允矣”。 总的来看，四库馆臣将吴起的“行事”与“持论”严格区分开来，前者轻描淡写，后者浓墨重彩，颇有为吴起辩护的色彩，究其因，目的或许正在于强调为将者人格涵养的重要性。

在大力强调为将者人格涵养之时，四库馆臣也高度重视军队的文明性质。这点在评论《尉缭子》时得到鲜明的体现：

其书大指主于分本末，别宾主，明赏罚，所言往往合于正。如云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又云，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晁公武《读书志》有张载注《尉缭子》一卷，则讲学家亦取其说。然书中《兵令》一篇，于诛逃之法言之极详。可以想见其节制，则亦非漫无经略、高谈仁义者矣。

《尉缭子》为《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可见四库馆臣对之的认可和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四库馆臣认为其最大的特点是“所言往往合于正”，进而举例说明其合乎正义、正道之表现。四库馆臣高度肯定其思想，认为“皆战国谈兵者所不道”，具有浓厚的文明性质，与儒家仁义多有契合之处，所以连宋明理学的开创者之一、著名儒家学者张载也高度重视，对之进行注解。但是四库馆臣也指出，《尉缭子》“亦非漫无经略、高谈仁义者矣”，并非不懂作战而只是高谈仁义，而是竭尽全力避免战争的残酷，尽量减少战争的破坏，所以“于诛逃之法言之极详”，防止军队的滥杀。一言以蔽之，军队不仅是威武之师，也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

基于对兵家内涵的分析，结合其他因素，《四库全书》之“兵家类”共收录67种兵书，其中著录仅仅20种（见表2），存目47种。这一严格的文献分类鲜明地体现了四库馆臣的兵学思想。

表2 《四库全书·子部·兵家类》著录书目表

余论

四库馆臣在肯定兵家之时，也对之做出了限定。首先是将经部和史部之外的子部和集部一概称为“杂学”，“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同时，进一步将子部的儒家与其他区分开来，“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草附木，不能免门户之私。而数大儒明道立言，炳然具在，要可与经史旁参”。由此来看，经史子集四部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经部、史部和子部的儒家，其余的则为另一部分。尽管如此，四库馆臣对余下的部分也做出了肯定，“其余虽真伪相杂，醇疵互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之足以自立，即其不合于圣人者，存之亦可为鉴戒。虽有丝麻，无弃菅蒯；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在博收而慎取之尔”。 四库馆臣提出“博收”之时要“慎取”，这也给我们继承和弘扬传统兵学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兵学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典籍众多，但也面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问题。随着兵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和普及，兵学自身特具的性质如果不能加以正确地看待和运用，不仅对学习者自身心性，而且也可能对社会伦常产生消极甚至破坏性的影响。“正人心、厚风俗”，历来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关注的要点。四库馆臣身处庙堂之高，从文化传承和政治秩序建构的高度，通过《四库全书总目》论评书籍，其视野之远、其格局之大、其思虑之深，远非常人所能领会，“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今人理当深刻领会，从中学习如何正确对待兵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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