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古文献辨识例说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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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地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或书目）是全面反映地方文献的集合，但由于修志者对于古今地名的内涵及其变化认识不足，于作者名字、籍贯考虑不周，有的或因文献缺失，或以讹传讹，或记录粗疏等，导致艺文志记录历代文献的作者、籍贯、书名等项记录，或错收滥收，或张冠李戴，或语焉不详，严重影响着地方文献的利用。因此可以说，辨识地方文献是地方志编纂、解读，以及地方文献整理的关键环节之一。文章从地名、籍贯、人名、书名四个方面的异同，讨论辨识古代地方文献的路径。

关键词：地方 古文献 辨识路径 例说

地方文献辨识的核心是“地方”。地方以地名的形式，让世人知道方位所在；籍贯以地名的形式，让世人知道某人为何方之人，文献于是方得确定为何方文献。地方文献一般分省、市、县3个层级，以县为基本地理单元逐级归属于上一地方层级，各省级地方文献的总和构成国家文献。地方文献最大的特点虽然是地方性，但这一特点往往并不孤立，而是与其他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产生或多或少的交集，因而又具跨越任何区域、民族、语言文字的特点。古今地名、人名、文献名、出版者及其内涵，或文献残缺，或以讹传讹，或记录粗疏等，往往导致历代文献于人于书，乃至一条文献信息，错讹难辨。因此可以说，辨识地方文献是地方志编纂、解读以及地方文献整理的关键环节之一。由于近现代距今不远，文献易得、交通便利、信息丰富而易于辨识，本文主要讨论古代地方文献的辨识。

一

地方志中地名的辨识

迁徙产生的民族、文化交融与古今行政、区划的共同性、差异性等，导致出现众多同名异地、异名同地、泛指专指、地名交织等现象。地方志中的地理沿革与诸如《舆地纪胜》、地名辞典等地理类书籍是考察各地地名的基本依凭。

一是同名异地主要包括行政区划、非行政区划两类。行政区划同名异地的辨识，需注意其上下隶属关系。如江西有两永丰县，一属吉安府；一属广信府，清雍正十年(1732)易名广丰。江西有建昌府，府治在南城县城；有建昌县，民国初改名永修；辽宁省亦有建昌县，民国初改名凌源。清朝有两个兴安县，一属广西桂林府；一属江西广信府，民国初易名横峰。乾隆《兴安县志》，清黄海修，蒋若渊纂，属广西文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误植于江西。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浙江龙泉人，旧《江西通志》《吉安府志》《龙泉县志》均误为江西龙泉人。非行政区划的同名异地更加繁多，更需注意其所归属的行政区划单位。如以方位称南山、西山、东湖、西湖者不知凡几。宋江西龙泉萧世基，字处厚，著《脉粹》，《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误作河南人,所据当是龙泉知县姚谊《序》所称“河南萧君处厚”。然姚谊《序》称“予承乏邑事，既熟处厚之为人”，则处厚为邑人。且是书又有李撰《序》称“是书乃吉州龙泉上劦隐君子世基处厚作也”。则此河南非中原之河南，乃龙泉县泉江之南。

二是异名同地辨识包括旧称、别称与简称等。如江西省安福县，秦始皇时设安平、安成二县；王莽时改安平为安宁，安成为思成；东汉初复安宁为安平，复思成为安成；汉和帝时改安平为平都；三国吴于平都置安成郡，割安成县属之。西晋武帝时改安成为安复；隋初废郡，省安复入平都，改称安成县，随改名安复；唐高祖时升安复县为颍州，复为安福县；唐德宗时升县为州；明初降州为县，至今皆称安福县。江西以方位之故，别称江右；至迟在清初又简称江省，光绪间电报通讯进入中国后，为区别他省，乃据纵贯江西的赣江简称为赣省或赣。宋人李迅有《集验背疽方》1卷，《四库全书总目》卷103著录《永乐大典》本，称李迅“宋李迅撰。迅，字嗣立，泉州人，官大理评事，以医著名。此书见于陈振孙《书录解题》”。显然四库馆臣以无泉江县，乃擅改为泉州，民国《福建通志》《中国分省医籍考》等俱袭称泉州人，历修《江西通志》《吉安府志》《龙泉县志》因此不察而俱失载此书。考泉州以泉山为名，龙泉以泉江为名，泉江又名遂江、遂泉江、龙泉江，是故江西龙泉往往以此江名而为别称。又，宋宣和三年 (1121）,改龙泉为泉江，绍兴元年（1131）复名龙泉，民国3年（1914）改名遂川，则泉江亦为旧称。是书有李迅庆元二年（1196）《自序》署曰“遂江李迅嗣立书”，又有郭应祥《序》（二序俱载《中国医籍通考》）则称“泉江”，所指皆龙泉。又，郭应祥于嘉定四年（1211）任吉州龙泉知县，同治《龙泉县志》卷8名宦有传，李迅为江西龙泉人无疑。

三是地名的泛指与专指的辨识难度在于古今同地存在境域重叠交错、大小不一、归属不一等现象，导致后人在不同语境中对地名记述的泛指与专指，即地名的广义与狭义表述产生的差异。如汉高祖置豫章（春秋时有此地名，在今湖北江陵附近，与此豫章无涉）郡，治所南昌县，下辖18县，大致涵盖今江西境域。晋时豫章郡境域，则相当于今南昌市周边区域。隋初废豫章郡置洪州总管府，下辖洪州等6州，治所南昌县，隋炀帝时易南昌县名为豫章。唐初置洪州都督府，治所洪州（今南昌市），洪州领豫章、丰城、钟陵3县；李豫登基为代宗，以避讳易豫章名为钟陵；德宗时易钟陵名为南昌。江西之名源于唐玄宗时设立的监察区域江南西道，治所洪州，辖境大致为今江西、湖南大部及安徽长江以南与九华山、黄山以北，江西、湖南两省大部，湖北幕阜山以北和长江以南，广东连县、阳山、连南县。其时婺源、玉山等县则属江南东道。宋真宗时设江南西路，治所洪州（南宋初升为隆兴府，明初改为洪都府，寻改为南昌府，府治今南昌市），辖境相当今江西省大部和湖北大冶、通山、阳新等地，今江西信江流域以北与九江、瑞昌、德安等则属江南东道。元初置江西等处行中书省，治所仍隆兴府，辖境相当今江西、广东两省大部分地区，今鄱阳湖以东地区则属江浙行省，婺源属江南行省。明初改置江西布政使司，治所南昌府，辖境始与今江西省大致相当，初有68个县，至万历有77个县；惟婺源属安徽省，1934年划属江西省，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划属江西至今。1950年代，江西有县级行政区划82个，至20世纪末增加到100个。从以上简述可知，县级区划趋于增多，豫章境域由大于今江西，缩小到省、府、县，乃至成为非行政区划名的变化，后世乃以此泛指为今江西境域，专指为今南昌区域，而南昌市所辖又有南昌县。史志中的地名往往以泛指替代专指，导致人物具体究属何县出现错误。元李廉有《春秋诸传会通》24卷，元至正刻本卷端题作“庐陵进士”，《四库全书总目》卷28乃以李廉为庐陵人，其后光绪《吉安府志》、光绪《江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民国《吉安县志》、《域外汉籍珍本总目提要》等皆从其说。然明梁寅《送李行简序》（《石门集》卷7）、杨士奇《东里文续集》卷16《春秋会通》则明示李廉为安福人，《大明一统志》卷56小传、《大清一统志》卷250小传、雍正《江西通志》卷51选举及卷76小传、《千顷堂书目》卷2亦俱以李廉为安福人。梁寅为江西新喻县人；杨士奇则为江西泰和县人，与李廉同为吉州路（明为吉安府），二人俱与李廉时代接近、地域比邻，所说当无疑。且历修江西通志、安福县志及清乾隆以前历修吉安府志皆有李廉传，俱作安福人，而历修庐陵县（今吉安县）志未为立传，则李廉为安福人无疑。

四是同名异地与异名同地的交织，往往是别称、简称的交织，其辨识需注意了解众所周知与鲜为人知的不同。如明朱鼎臣著述甚富，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据其《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卷端所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称朱鼎臣为广州人。后世如郑振铎等亦多从其说，即专事广东地方文献专著的《岭南文献综录》亦然。广州别称五羊城，简称羊城，名著海内外，广州即羊城往往成为固化的认知。然《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卷13题“古临冲怀朱鼎臣辑”，卷14题“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而其《新锓鳌头金丝万应膏徐氏针灸全书》卷端则题“豫章古临冲怀朱鼎臣编”。显然所谓羊城朱鼎臣并非广州朱鼎臣，而是江西临川朱鼎臣。考唐末抚州府治迁临川县城之羊角山，“故俗谓羊城”。迨临川亦别称羊城，若临川陈际泰《新刻注释孔子家语宪》题“羊城陈际泰大士父释”，临川徐奋鹏《采辑名家增韵诗经删补大雅》（又名《采辑名家批评诗经删补》）题“羊城以文堂梓行”或“羊城天禄阁梓行”“抚城天禄阁梓”，等等皆是。至“豫章古临”则是省、县地名组配，惟“豫章”用古称，或曰泛指，“古临”则是古临川之意。地名组配亦有府县简称而为之者，如临川朱星祚的《新刻全像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署“抚临朱星祚编”，即抚州府临川县朱星祚编。

二

地方志所载人物籍贯的辨识

传统文化中，籍贯多专指祖籍。籍有登记之意，贯有连续之意。《辞海》称籍贯是“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而祖居与个人出生地有不同者，且自身与父祖兄弟姊妹出生地亦有不同。与籍贯相关的郡望、户籍以及迁徙、行政区划变更等又皆错综复杂，往往出现一人双籍、多籍，甚至一家之人籍贯不同的现象。通过地方志、史书及各类文集所载传记、墓志铭、行状等，结合地理沿革等信息是考察地方人物籍贯不可或缺的路径，须注意以下情况。

一是籍贯受郡望、祖籍、户籍的影响而加大了籍贯的辨识难度。郡望即世居某郡之名门望族，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因魏晋时期实行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而产生。钱大昕谈郡望：“自魏晋以门第取士，单寒之家屏弃不齿，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至宋而私谱盛行，朝廷不复过而问焉。士既贵显，多寄居他乡，不知有郡望者，盖五六百年矣。唯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言王必琅琊，言李必陇西，言张必清河，言刘必彭城，言周必汝南，言顾必武陵，言朱必沛国，其所祖何人，迁徙何自，概置弗问，此习俗之甚可笑者也。”可见郡望之谓由来已久，魏晋时的郡望往往与籍贯同，其后则不一定等同。隋取消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取士后，人们追攀郡望，或以炫耀，或以不忘故土等现象依然存在，如唐诗人李贺为河南福昌县（今宜阳）人，而自题“陇西”人。即清代学者毛奇龄尚自题“河东”人，而实浙江鄞县人。祖籍多指祖父或以上世代居住之地，是记录个人籍贯的主要依据。后世往往又称原籍、乡贯、本贯、本籍、里贯等，俗称老家、家乡、故乡、故里、故土、乡梓、桑梓等。史志记录人物籍贯一般以“世居某某”“某某人”的形式表述，如衍圣公孔希学，《明史》本传记作“世居曲阜”；戏剧家汤显祖，《明史》本传记作“临川人”。国人往往有以远祖籍贯记作己身籍贯以志不忘的现象，如清人高奣映，校刊来知德《周易集注》，为《增订来氏易注》，并作《读瞿唐来夫子易注要说》及《新刻来瞿唐先生易经启蒙》一卷置于书首，署来书为“庐陵高奣映校雠”，自书为“庐陵高奣映”。迨其先祖为东汉庐陵县井冈乡人，蜀汉时移居今云南姚安县，至奣映已是第五十二代。民国《庐陵县志》《吉安县志》不察，乃仍据题“庐陵”而以高奣映为吉安人。户籍与祖籍以县（级）名标识。户籍在民国以后一般指当下己身居住地，清以前为保证赋税徭役、科举考试等，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往往指家庭世袭职业或差役种类。如《明史》卷77：“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实际户籍种类则远不止于此，如有不承担差役的宗室、至圣裔、官、商、富户等名目，别有贱民如乐户、惰民、疍户、九姓渔户、丐户等名目。

二是社会发展的交融与不平衡，使得人口流动不可避免。短暂迁居他处，称为寓居、侨居、侨寓；长期或永久性迁居他处则需入当地户籍，称为入籍、占籍、著籍、附籍；亦有为科举考试而入籍他处者，称为冒籍。冒籍一般是从文化教育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或科举名额少的地区到多的地区。当户籍地成为世代居住地时，户籍地则成为后世的祖籍地。科举文献于籍贯、户籍往往连接记录。当祖籍、户籍不一致时，籍贯取舍宜综合考察。迨中国有以五服区分五代直系、旁系亲疏关系的传统，五代之内为亲，五代之外为出服，则非亲属。即便迁居他乡五代，往往还有以原籍为籍贯的习惯。但迁居他乡者往往到第三代即完全融合到迁居地的生活中，与祖籍地的精神特质、文化习俗形成巨大差异。因此，籍贯的认定，可考虑略以县志所载为准；其徙自外邑而子孙定居于斯者，及由本邑迁出不过三代者，并视为邑人。

此外，无论寓居、迁居他处，往往有文献产生，小则单篇诗文，大则专书。如甲地人在乙地所修方志，虽为乙地重要文献，但作为甲地人著述，则亦具甲地文献性质；而其中文献信息不仅限于甲乙两地，具有多地文献信息的属性。甲地人在乙地设书坊所刊刻（出版）之文献，虽为乙地重要文献，但作为甲地人刊刻，则亦具甲地文献性质。又，甲国人即便用乙国文字在乙国所作文献，虽为乙国重要文献，但作为甲国人著述，则亦具甲国文献性质。如此种种，皆具跨区域、民族、语言文字特点，文献的地方属性遂有双重乃至多重的地方属性。

三是厘清行政区划变更历史，是辨识籍贯的基本要素。行政区划变更致乡村、县、府、省之境域在不同时代产生归属不同程度的变化，籍贯认定应以当下或所设时间之行政区划为准。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四朝国史》本传作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宋史》本传作庐陵人或源于此，以致后世史志传记多作庐陵人，而历修吉水县志则记作吉水人。然欧阳修于其文虽多自署庐陵人，但亦有署永丰人者，则于史传所指庐陵当非一含义。迨欧阳修之父为沙溪人，而欧阳修则生于四川绵州，长于湖北随州，仕宦异乡，休致安徽颍州（今属阜阳），葬于河南新郑，一生漂泊，三次回祖居地沙溪皆为葬亲、洒扫坟茔，自署庐陵当是指汉唐以来之庐陵郡（即宋之吉州），是为古人习称。沙溪原属吉水县，宋至和元年(1054),析吉水县置永丰县时，沙溪随之改隶永丰，历修永丰县志以欧阳修为永丰人无疑。然《四朝国史》本传、《宋史》本传皆作于永丰置县之后，仍称欧阳修为庐陵（县）人，则属不伦；《四库全书总目》等皆承其误，历修庐陵、吉水县志仍以修为本邑人，是皆不辨行政区划之误。

三

地方志人物的辨识

古今人物，姓名之外别有字、号、笔名、绰号、谥号、职官、里贯、敬称代名者，加之改姓、改名等等，同人异名、同名异人至为繁多，以致从正史到方志往往存在张冠李戴现象。而不详其名者亦多，以致无以确定何地何人。综合史志、传记及其他有关人物的文献是辨别地方人物的基本路径，须注意以下情况。

一是同人异名，或曰同人异称，原因繁多。如改名：明建文二年胡广考得进士及第第一，建文帝赐名靖，永乐初复名广。改姓：明江西乡试解元张斌，中进士榜名姚张斌，迨复姓姚。以字行：胡广父亲胡子祺，名寿昌，字子祺。避讳：《明史·杨引传》记杨引为吉水人（误，实安福人），然刘球撰《遁游杨先生行状》作杨胤，字嗣庆，迨《明史》成稿于清乾隆，避清世宗胤禛讳改名；而乾隆《安福县志》为杨胤立传，作杨嗣庆，则亦以避讳改以字为名。字号互易：《也是录》（又名《永历帝入缅始末》），《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邓凯撰，《清代禁毁书知见录》作自非和尚撰，《明季野史汇编》作自非逸史撰，邓凯扈从永历帝失败后，乃入昆明普照寺为僧，改名自非，字普然，号也是和尚、自非逸史。

二是同名异人，或曰同称异人。《四库全书总目》卷127录明刘教《正思斋杂记》称“教字因吾，吉水人。宏［弘］治中人”。光绪《江西通志》、民国《江西通志稿》等从其说。《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简目》作“明进士安成刘教撰”。雍正《江西通志》有两个刘教传：安福刘教，字道夫，弘治举人，历刑部主事，知梧州，著有《苍梧、芝亭稿》；庐陵刘教，字见川，嘉靖举人，令广平，擢刑部主事。考曾同亨《文学字河刘君教墓志铭》,吉水刘教，字可贤，号少洲、字河，生嘉靖癸未，殁万历庚辰，有《贻谷篇》。安福刘教，杨廉《刘举人文集序》称安成刘进士，字因吾，甫冠领江西乡荐，卒业胄监，不幸夭逝；雍正《江西通志》选举表记为弘治十一年(1498)举人。庐陵刘教，胡直《梧州知府刘见川先生墓志铭》谓：字道夫，号见川，嘉靖四年举人，历刑部主事、梧州知府，生正德丙寅，殁万历甲戌，著有《苍梧稿》《芝亭稿》等。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误安福刘教为吉水刘教，雍正《江西通志》将庐陵刘教字号、事履分割别立安福刘教传。

三是但知别号，姓名不详。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四家四六》、清钞《五家四六》，佚名辑，诸家姓名不详，但知别号，其中《巽斋先生四六》1卷，《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作宋欧阳守道撰。欧阳守道，初名巽，字迂父，更字公权，号巽斋，江西吉安人，宋淳祐进士，累官著作郎兼崇政殿说书，《宋史》有传，所著《巽斋文集》收入《四库全书》。《巽斋四六》1卷，《四库全书总目》作宋危昭德撰；北京大学藏清初钞《巽斋先生四六》，中山大学藏清初抄《春山文集四六抄》2卷，作危昭德撰。危昭德，字子恭，福建邵武人，宝祐进士，累官工部侍郎，《宋史》有传，著有《春山文集》。北京大学藏本之文与国家图书馆藏本一致，中山大学藏本基本相同，惟多出10篇文则多见于《翰苑新书续集》等书，但作“危巽斋”撰。北京大学藏本书首《巽斋危先生列传》称昭德“字巽斋”，而《南宋馆阁续录》《四库全书总目》称字子恭。检宋人有危姓号巽斋者有危稹，原名科，字逢吉，临川人，淳熙进士，历临安教授，知潮州、漳州，《宋史》有传，著有《巽斋集》等。杨世文《〈巽斋先生四六〉作者辨疑》通过比勘欧阳、二危之事履、文章、交游，判定《巽斋先生四六》实为危稹所著，危昭德号不作巽斋，《巽斋危先生列传》乃以危稹号误为危昭德字，后人不察皆因欧阳守道、危稹号同，二危姓同。

姓名不详，或年久失之，或不愿留名。产科名著《达生篇》，著者信息仅见《自序》署“亟斋居士记于南昌郡署之西堂”，以致数百年来未详作者为何地何人，而清修《南昌府志》等往往记作南昌人。《新安医籍考》据光绪《霍山县志·叶风传》，考出作者为叶风。据该《传》，叶风字维风，号亟斋，休宁县人，以奉母居于霍山县；游幕南昌郡（府）时刻《达生篇》，后弃归，隐于医，别有其他著作。

四是别有误读文献，致张冠李戴者。如《四库全书总目》录《三忠文选》3卷，称明吴达可编。旧吉安府志、泰和县志皆从之录。吴达可，江苏宜兴人，万历进士，官至通政司左通政，《明史》有传。然《徐氏家藏书目》作邹元标辑，《明诗综》卷53《刘魁传》亦称“郡人邹公元标合三人诗刊之，题曰《三忠文选》”。邹元标，江西吉水人，万历进士，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明史》有传。考邹元标《三忠文选序》略云：“世宗朝有三谏：富平御史杨公爵，太平给事周公怡，吉安水部刘公魁。皆以言事，主上后先诏狱者几七年。其精神至动天地，三臣冤始得释。宜兴侍御安节吴公迨常按绺秦、晋，携有《斛山集》二册授予。因谭及周、刘二公甚详。余启曰：‘三君子以正学相切劘，即在孔门亦称高足，宜并刻以传。’侍御公曰：‘善！’挈以属余。乃穷日夜力，凡三君子蒙难正志语，择录无遗。校成，公名曰《三忠文选》。”是此书实元标编，达可命名。吴达可尝编周怡《周讷溪全集》，辑杨爵《斛山杨先生遗稿》，馆臣或以此误读邹元标《三忠文选序》。此三臣于《明史》皆有传。宋人陈经著《尚书详解》，《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俱以陈经为安福人，《万姓统谱》有传作安福人，同治《安福县志》、光绪《吉安府志》、光绪《江西通志》及以后诸志并从录。然清同治前江西诸志皆无此陈经，而《淳熙三山志》科目作长溪人，《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有传亦作长溪人；乾隆《福建通志》有传，作福安人。综合考察可知：陈经，字正甫，号存斋，福建福安人，宋庆元进士，终官奉议郎，著有《尚书详解》《诗讲义》《存斋语录》。作长溪人者，乃记未析置前之名，迨宋淳祐五年(1245)析长溪县置福安县（今福安市），则为福安人；作安福人者，则是倒置“福安”二字而作安福。

四

地方志中书名的辨识

书名的主要问题在于同书异名、同名异书，此类现象甚多。了解古人对著作的命名依据、规

律与当代人对古籍的著录标准是辨别书名的重要途径。

一是同书异名即同一人的一部书有不同的书名，此类现象在古籍中甚为普遍。初无定名，如《战国策》，战国时名《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目，西汉刘向据内容定名《战国策》。以字号、官职、地点代名的习惯，繁简不一，如文天祥文集有《文山先生文集》《宋丞相文山先生全集》《新刻宋文丞相信国公文山先生全集》《庐陵宋丞相信国公文忠烈先生全集》《宋少保信国公文文山先生全集》等名目。后人易名，情况复杂，史志书目往往著录主题书名或后编者简约其书名，而书名取舍标准又往往不一，取自牌记、卷端、版心、序跋等皆有。剽窃易名，如清人谢玉琼的《麻科活人全书》流传甚广，郑启寿得之付梓而易名《郑氏瘄略》，其孙行彰复“增益约数百言”而易名《郑氏瘄科保赤金丹》。托名以售，明曹无极《万育仙书》，书贾节取该书卷二内容，分作二卷，易名《万寿仙书》《仙传四十九方》《卫生真诀》，且伪托为明代状元罗洪先撰以发售。伪装以传，民国时期的《中国苏维埃》伪装为《民权初步》之名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付梓前后定名不一，如清人黄希辙著《四书白》，付梓后名《四书典论》。避讳改名，围棋名著《玄玄集》，又名《玄玄棋经》，《补元史艺文志》、光绪《江西通志》以避清圣祖玄烨讳改作《元元集》（《中国医籍大辞典》则据之误纳为医籍），《四库全书总目》改作《元元棋经》。

二是同名异书，即不同的著者著有相同书名的著作，此类现象古今多有。古人为书取名有以字号、官职、地点的习惯：如宋人苏轼有《东坡文集》，清人熊士鹏亦有《东坡文集》。研究主题相同，如传统经学研究中以《易说》《书说》《诗说》《春秋传》等等为书名者不下数十家。

结语

以上讨论了通过地名、籍贯、人名、书名4条路径辨识古代地方文献，但这4条路径并非孤立应用，而是必须综合考量，方能准确辨识古代地方文献。总体而言，文献从书刊到一条信息，往往蕴含着地方气息，从浩瀚的文献中辨识出地方文献，其路径首要依据是地方志。地方志具有百科性质，亦是集中了解本地古今地名、人名，以及与本地有关的他邑人名的基础文献，其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收有大量单篇诗文、序跋、传记等，其作者或为邑人，或为他邑之人；又往往有反映本地作者所著著作书目及简要介绍。次以其他史志及诸家书目、提要、解题、辞书等扩充线索，结合著者著作以及与之相关的传记、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家谱，考察、比勘文献内容，从而确定文献的归属。地方文献辨识难点在于时代久远、朝代更迭致文献不足征，需要多途径寻找可资利用的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新的研究成果，以弥补文献不足与眼界不广。在当代人口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尤其要加强寓居外地人员研究方向、著述信息的调查。此外，不可盲目相信所见文献，一次、二次、三次文献可信度往往存在可信度依次减弱的特点，且即便一二次文献亦存在互相矛盾之处。因此，地方文献辨识的基本要义在于充分占有资料，综合考察文献，尽可能达到时空上地名、人物、文献及其内涵诸要素的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