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勒石燕然的史笔文宗！

班固：勒石燕然的史笔文宗。

汉和帝永元四年（92 年），洛阳诏狱的阴暗牢房里，六十一岁的班固正用袖口擦拭竹简上的墨迹。自父亲班彪开始撰写的《汉书》已近完成，八表与《天文志》却因他的入狱而被迫中断。窗外传来狱卒的呵斥声，他抚摸着案头未竟的书稿，想起二十年前随窦宪北伐时在燕然山刻石记功的场景，那时的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命运会与这部史书紧紧纠缠，最终定格在 “撰史” 与 “从戎” 的双重轨迹上。在《后汉书》的记载与《汉书》的字里行间，这位东汉史学家的一生，正展现出文人风骨与时代风云的交织碰撞。

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 年），班固出生于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儒学世家。父亲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史学家，曾感慨司马迁《史记》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遂 “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为《汉书》的编纂奠定了基础。受家庭熏陶，班固自幼便展现出对史学的浓厚兴趣，九岁能诵诗赋，十三岁时，王充见其才学，曾抚其背称 “此儿必记汉事”。

明帝永平元年（58 年），父亲班彪去世，二十七岁的班固从太学返乡守丧。望着父亲未竟的书稿，他决心继承父志，完成一部贯通西汉历史的断代史。当时私修国史属违法行为，但班固不顾风险，“潜精积思”，开始整理父亲遗稿，补充史料。永平五年（62 年），有人向朝廷告发班固 “私改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查抄。弟弟班超赶赴洛阳，向明帝上书说明班固著史的目的是 “宣明汉德”，明帝阅其书稿后，对班固的才华大为赞赏，不仅赦免其罪，还任命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校勘皇家藏书。

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班固的命运。他得以接触到东汉宫廷所藏的大量典籍，包括西汉的起居注、诏令奏议、郡国计簿等，为《汉书》的撰写提供了丰富素材。永平九年（66 年），班固被迁为校书郎，与陈宗、尹敏等人共同编撰《世祖本纪》，积累了官方修史的经验。在此期间，他正式开始以 “汉书” 为名，系统撰写西汉断代史，将父亲的《史记后传》扩展为纪传体断代史，开创了 “包举一代” 的新体例。

班固撰写《汉书》的过程贯穿了整个中年时期，从永平年间到章帝建初年间，历时二十余年。他以《史记》为蓝本，却又大胆创新 ——《史记》为通史，《汉书》则聚焦西汉一代，首创立纪传体断代史体例，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字，完整记录了从汉高祖元年（前 206 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 年）共 230 年的历史。

在史料取舍上，班固展现出严谨的史家态度。他既继承了司马迁 “不虚美、不隐恶” 的实录精神，又注重官方视角的权威性。例如，在《武帝纪》中，他既肯定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也不讳言其晚年的巫蛊之祸；在《王莽传》中，以万余字篇幅详细记载新朝始末，成为研究西汉末年历史的重要文献。最具开创意义的是 “十志” 部分，班固在《史记》“八书” 基础上，新增《艺文志》《地理志》《刑法志》等，其中《艺文志》收录西汉藏书目录，堪称中国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地理志》首次以行政区划为纲，记载各地山川物产，成为中国地理学的重要典籍。

章帝建初四年（79 年），班固参与了白虎观会议，这是东汉时期重要的儒学讨论会。他将会议内容整理为《白虎通义》，这部著作虽以儒学为主，却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间接为《汉书》的意识形态框架提供了支持。此时的《汉书》已基本完成本纪、列传和大部分志表，唯独八表与《天文志》因资料繁杂尚未定稿。章帝对班固的修史工作十分重视，曾多次召见他询问西汉史事，班固趁机提出 “愿得下兰台，专精思于典籍”，获得朝廷支持，得以全身心投入最后的编纂工作。

除了史学成就，班固的人生还有另一重色彩 —— 投身军旅。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附汉朝，北匈奴仍据漠北。和帝永元元年（89 年），外戚窦宪任车骑将军，率军北伐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大军出征。这一年，他已五十八岁，却依然怀着 “男儿要当死于边野” 的豪情，踏上了漠北征途。

汉军出塞三千余里，在稽落山（今蒙古国境内）大破北匈奴，斩首一万三千级，俘获牲畜百万头。窦宪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命班固撰写铭文，刻石记功，即著名的《封燕然山铭》。班固挥毫写下 “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碣，熙帝载兮振万世”，气势磅礴的文字与燕然勒石的壮举共同成为东汉武功的象征。这场战役后，班固因功被封为关内侯，却也因此卷入了窦宪的政治集团。

窦宪是章帝皇后之兄，凭借外戚身份专权跋扈。班固虽以文人身份从军，却对窦宪的权势斗争缺乏警惕。永元四年（92 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合谋诛除窦宪，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被牵连入狱。在狱中，他想起尚未完成的《汉书》八表与《天文志》，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却已无力续写。同年，班固在狱中病逝，留下未竟的史学巨著，年仅六十一岁。

班固去世后，《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尚未完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补写八表，又令马续协助完成《天文志》。班昭是中国古代著名才女，曾著《女诫》，此时临危受命，在东观藏书阁中整理兄长遗稿，历时多年终于完成全书。《汉书》的最终成书，凝聚了班家三代人的心血 —— 父亲班彪奠基，班固主笔，妹妹班昭补阙，堪称中国史学史上的家族传奇。

《汉书》的体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的正史均以断代史为主，形成 “二十四史” 的基本范式。其语言风格典雅庄重，行文严谨有序，被刘勰誉为 “赞序弘丽，儒雅彬彬”，成为后世散文的典范。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通》中评价：“自尔迄今，无改斯道，书名卷帙，继踵相承。” 可见其在史学史上的奠基地位。

在文学领域，班固也是 “汉赋四大家” 之一，早年曾作《两都赋》，通过西都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对比，歌颂东汉的兴盛，体现了 “劝百讽一” 的赋体特征。他的《咏史》诗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咏史诗，虽略显质木，却开创了以诗咏史的先河。

千百年后，当我们翻开《汉书》，仍能感受到班固作为史学家的严谨与作为文人的情怀。他的一生，在史学与戎马之间辗转，在官方修史与个人理想之间平衡，最终以生命为墨，在历史长卷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燕然山的摩崖石刻早已风化，但《汉书》的文字却穿越时空，成为我们回望西汉文明的重要窗口。班固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史家精神，不仅是对史实的考据，更是对时代使命的担当 —— 正如他在《汉书・叙传》中所言：“虽驰辩如涛波，摛藻如春华，犹无益于殿最。” 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历史书写紧密相连的信念，正是中国传统文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