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司马迁盛赞的奇女子，让班固甘拜下风？东汉第一才女班昭

公元 49 年，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的班府传出一声女婴啼哭。谁也没想到，这个取名班昭的女娃，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史学家，更被后世尊为 “天下第一才女”。

班昭的家族堪称东汉学术界的 “豪门”。父亲班彪是东汉初年的儒学大师，曾作《前史略论》，批评《史记》只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决心续写西汉历史。大哥班固继承父志，耗费三十年心血撰写《汉书》，二哥班超更是投笔从戎，在西域立下赫赫战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班昭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学习天赋。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她 “博学高才，尤擅文采”，七岁能诵《诗经》，十岁通《论语》，十二岁已能为兄长的文章润色。

永元四年（92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班家。班固因受窦宪谋反案牵连入狱，最终死在狱中。此时《汉书》尚未完成，“八表” 和《天文志》的撰写陷入停滞。汉和帝望着东观藏书阁里堆积如山的手稿，想到了班家那位才名远扬的小女儿。

当宦官宣旨让班昭入宫续写《汉书》时，这位三十四岁的孀居女子正在家中教导子女。接到圣旨的那一刻，她的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 这不仅是家族的使命，更是中国史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女性机遇。

在东观藏书阁的烛火下，班昭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修史生涯。她首先整理父兄遗留的手稿，发现《百官公卿表》的初稿杂乱无章。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记载，她 “考迹秦汉，博采众书”，历时三年完成这一表格，详细记录了汉代官僚体系的演变。对于《天文志》，她参考了落下闳、张衡等天文学家的著作，最终在永初四年（110 年）完成这部系统阐述汉代天文学成就的篇章。

最具突破性的是《古今人表》。班昭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将从上古到秦末的 1931 人分为九等，其中尧、舜、周公列为 “上上圣人”，蚩尤、夏桀、商纣则被归入 “下下愚人”。这种以道德为核心的人物品评体系，开创了史学编纂的新范式。连唐代史学家刘知几都在《史通》中感叹：“班氏《人表》，实为千古绝唱。”

永元六年（94 年），班昭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汉和帝刘肇的皇后邓绥久闻其才名，恳请皇帝允许班昭入宫教授经史。从此，这位出身寒门的寡妇，成为东汉宫廷中最特殊的存在 —— 皇后之师。

在长秋宫的讲席上，班昭展现出惊人的教学天赋。据《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她不仅教授《诗经》《尚书》等经典，还将《汉书》中的治国之道提炼成通俗易懂的案例。有一次讲到《霍光传》，她特意强调：“大将军霍光废昌邑王，虽行权宜之计，然失之太急，终致家族覆灭。此为后世权臣之鉴。” 邓皇后听后深以为然，后来临朝称制时始终秉持 “谦抑” 原则。

更令人惊叹的是，班昭打破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传统观念。她在宫廷中开设女学，教授宫女们识字读书。据《东观汉记》记载，到永初年间，后宫已有三百余名宫女能诵读《论语》，其中二十余人精通《诗经》。这种大规模的女性教育实践，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极为罕见。

永初四年（110 年），班昭做出了一个震惊朝野的举动 —— 撰写《女诫》七篇。这部被后世称为 “女四书之首” 的著作，开篇便提出 “夫者，妻之天也” 的观点，要求女性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书的创作背后隐藏着班昭的无奈与挣扎。当时邓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势力膨胀，后宫斗争激烈。班昭在《女诫・敬慎》中写道：“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 表面上是强调男尊女卑，实则是为了保护后宫女性免受政治斗争的伤害。正如她在《女诫序》中所说：“吾惧诸女不明妇礼，取辱宗族。”

这部书的影响远超班昭的想象。唐代长孙皇后将《女诫》作为宫廷女学的教材，宋代朱熹更是将其列入《小学》课本。但另一方面，它也成为束缚女性的枷锁。明代才女沈宜修在《鹂吹集》中批评道：“班大家《女诫》，虽教女有方，然其‘卑弱’之说，实开后世女子禁锢之端。”

永初七年（113 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前往陈留郡长垣县赴任。这趟千里 journey，成为她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

在路过巩县时，她看到黄河与洛水交汇的壮阔景象，联想到自己坎坷的人生，写下 “遵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径欲从谁” 的诗句。到达长垣后，她专程前往蘧伯玉故里凭吊，在《东征赋》中感叹：“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 这种对道德永恒性的追求，贯穿了她的一生。

这篇赋最动人的部分，是对底层百姓的同情。当她看到蒲城废墟上的荆棘，联想到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不禁发出 “惕觉寤而顾问兮，想子路之威神” 的悲叹。这种人文关怀，使《东征赋》超越了一般的纪行文学，成为汉代赋体中的经典之作。

建光元年（121 年），七十一岁的班昭在洛阳病逝。临终前，她将自己的著作整理成《曹大家集》，并叮嘱儿子：“吾生平所学，尽在其中。汝当传之后世，以继班氏之学。”

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与突破。她既是《女诫》中强调 “卑弱” 的封建礼教维护者，又是中国首位女史学家、第一位宫廷女教师。她的《汉书》被后世誉为 “史家之绝唱”，她的《东征赋》入选《昭明文选》，她的《女诫》影响了中国女性近两千年。

正如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所说：“班昭之才，非独史才，其德行文章，皆足为后世法。” 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女性同样可以在学术和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