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顺天：电视剧《北上》的运河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的双重书写

发布时间：2025-07-10 20:22 浏览量：40

文艺立交桥·《北上》Column

主持人语：徐则臣的《北上》自出版以来，引起了文学与诸多相关艺术领域的关注，先后被改编成音乐剧、话剧、电视剧等。本期“文艺立交桥”专辑邀请三位青年学人，从不同角度探讨小说《北上》及改编后的同名话剧、电视剧。徐刚《与徐则臣的文化自觉》一文深度阐释了徐则臣作为当代作家的文化自觉。他指出，《北上》中的“大运河”有着为北京城市赋形的重要意义，它是徐则臣为北京城市叙事所增添的“新地标”；从《跑步穿过中关村》、《王城如海》到《北上》，可以看到作者的身份转变——由外来者到城市文化的构建者。《北上》通过“文化”这把密钥，构建了“运河与人”的文化格局，展现了“运河文化”的诸多层面，让“运河”沟通古今中外。《北上》的文化自觉亦在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认识与想象上，小说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讲述中国与世界，以此呈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话题。李啸洋《话剧〈北上〉：流动叙事与水陆乡愁》一文梳理了话剧对原著小说提炼浓缩后的三条主线，并就改编侧重点及其与原著小说的差异点进行了文本细读式透析。作者关注到话剧《北上》沿用了原著小说的核心叙事视角，讲述外来者视野下的“运河之旅”，以域外视角对中国京杭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全新书写。话剧《北上》打破了现代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刻板印象，避免了奇观化叙述，对原著小说的改动与具象化处理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感。李啸洋认为，话剧舞台上突出“河”“船”两大意象的装置空间承古接今，将各个孤立的片段最终连接成历史长卷，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形态。王顺天《流动的史诗：电视剧〈北上〉的运河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的双重书写》一文，从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影视改编的视角切入，指出该剧通过“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将运河的地理流动性转化为时间流动性，在“河流时间”与“青春时间”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从传统苦难叙事到温暖诗学的审美嬗变。剧中三代人的命运轨迹与运河申遗、北漂历程等时代命题相勾连，既延续了“以家写国”的史诗传统，又以烟火日常的影像呈现修复现代性进程中的伦理裂痕，构建了一部融合历史血脉与当代精神的“流动史诗”，最终在影像语言中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动态摹写。本专辑附有李啸洋整理的《北上》版本演进年表一份，供读者参照。文/张晓琴

流动的史诗：电视剧《北上》的运河叙事与温暖现实主义的双重书写

王顺天

新世纪以来，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已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窗口。从《平凡的世界》到《人世间》，这些作品通过平民史诗的书写，构建起连接历史记忆与当代经验的叙事图景。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北上》延续了这一传统，《北上》改编自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奖同名长篇小说，全剧以京杭大运河为叙事轴心，勾连起三代人的命运轨迹，既是一部流淌着历史血脉的“运河史诗”，亦是一幅映照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社会图景。该剧通过“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将“茅奖”作品的历史厚重性与青春叙事的当下性巧妙融合，在运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构建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桥梁。剧中“运河人家”的烟火日常、小镇青年的北漂历程以及运河申遗的历史隐喻，不仅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路径的艺术映射，更是对城市化进程中伦理裂痕的温情修复。本文将从“茅奖”改编的美学延续性、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实践、运河精神与中国现代化的交织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揭示《北上》如何以诗意笔触完成对时代命题的回应在城乡巨变中探寻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路径。

一、“茅奖”改编的延续与突破：现实主义美学的温暖转向

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始终承载着现实主义创作的深厚传统。从《平凡的世界》中黄土高原上的奋斗史诗，到《人世间》里光子片胡同的时代缩影，这些作品以个体命运为棱镜，折射出社会巨变的光谱。而《北上》作为最新一部“茅奖”改编力作，在延续“以家写国”的史诗格局的同时，悄然完成了一场从冷峻写实到温暖叙事的审美嬗变。这种转向并非对现实主义的背离，而是通过运河文化的流动性，将历史沧桑与青春活力编织成一张充满温度的时代之网，让现实主义在烟火日常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该剧将运河文化的地理流动性转化为叙事的时间流动性，通过“河流时间”与“青春时间”的双重变奏，实现了从“苦难史诗”到“温暖诗学”的范式转型。这种转向既是对“新主流影视剧”［1］创作潮流的回应，更是对当下时代集体情感结构的敏锐捕捉。《北上》的叙事智慧在于它找到了历史与当下的交汇点。正如学者戴清所言，《北上》“以现实主义的质朴平实同时兼具诗意的笔触、风格摹写运河，为观众奉献了一部蕴藉深情、诗韵悠长的时代画卷。”［2］剧中以花街六个年轻人的成长轨迹为线索，串起运河百年变迁的三重奏：清末漕运的落日余晖、千禧年申遗的文化觉醒、当代互联网创业的青春浪潮。这种“微宏叙事”［3］的笔法，让人想起《白鹿原》中以家族命运书写民族秘史的雄浑，却又在细节处注入独特的温暖基因，实现了现实主义美学的温暖重构。当镜头掠过运河夜景的粼粼波光，定格在凌晨热气蒸腾的早餐摊时，历史的厚重感与市井的烟火气便在这水陆码头上交融。茅盾文学奖美学主要包含“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审美精神、以史诗叙事的基本情结及以‘和谐’为核心的思维形式等。”［4］《北上》通过小院日常和运河夜景意象的反复渲染，赋予历史以情感温度，通过普通人的烟火日常折射大时代的折光，既保留了“茅奖”作品的史诗格局和美学精神，又以细腻的情感表达消解了历史叙事的疏离感，而这种“运河夜景大全景—早餐摊特写”的蒙太奇组合，正是对“大历史”与“小人物”辩证关系的影像诠释。

王一川在谈到“温暖现实主义”时指出：“说到温暖现实主义，其‘温暖’两字可以指向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指身体感觉上的温暖，与寒冷相对；第二重含义指心灵或精神上的温润感觉或暖心。前者说暖身，后者指向暖心。”［5］因此，温暖现实主义的核心在于“暖身”与“暖心”的辩证统一。剧中，运河的“宽厚”与“流动”被具象化为邻里互助的温情，谢老大带领大家买船投资时的相互体谅、众人对马奶奶以及思艺的关心照顾、当李燕婆婆和思艺妈妈来闹事时小院人家的团结一致，皆以琐碎的生活褶皱传递治愈力量。另一方面，北漂青年的困境并未被浪漫化，夏凤华挤地铁的疲惫、谢望和的职场博弈、邵星池的地下室蜗居，直面现实的粗粝，却始终以运河精神为底色，彰显在困境中追寻光明的暖心内核。这种叙事既规避了“悬浮剧”的虚假，又跳脱了“苦难叙事”的压抑，恰如胡智锋对“温暖现实主义”的界定时所说：“在关注平民叙事、直面现实困境的同时，以温暖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即温暖现实主义。”［6］此外，代际对话的青春化表达，是《北上》突破“茅奖”改编范式的重要创新。与《人世间》中周秉昆们被动承受时代浪潮不同，花街六子始终是历史的主动书写者。谢望和与父亲的“卖船之争”堪称现代版的父子寓言，老船工摸着斑驳的船舷如同抚摸岁月年轮，儿子眼中闪烁的却是物流蓝海的星辰，隐喻着传统漕运伦理与现代商业逻辑的碰撞。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陈睿筹建民俗博物馆的过程中更具象征意味，那些曾被视作“老古董”的船橹、斗笠，经过年轻文化工作者的现代阐释，在玻璃展柜中重新焕发光彩。陈睿从对沉船历史的探寻、运河民间史的挖掘到后来花街民俗文化博物馆的成立，象征着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这种温暖转向的背后，是创作群体对时代情绪的精准把握。在早餐摊升腾的热气里，在婚船红绸翻卷的“运河式”浪漫想象中，《北上》找到了现实主义的新表达式。它没有像《山海情》那样将苦难熬成励志鸡汤，也不似某些都市剧用滤镜美化生活，而是像运河本身那样——既映照两岸的烟火人间，也承载远方的星辰大海。

二、传统邻里关系的修复：乡土社会的现代性救赎

在城市化与现代化并行的当代中国，《北上》以“运河人家”为原型，重构了一种近乎乌托邦的邻里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通过“运河精神”的当代转化，实现了伦理重构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成为对抗现代性孤独的精神家园。这种文化实践超越了单纯的艺术虚构，在城乡文明的断裂带上架起一座象征之桥，既回应着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现代困境，又暗合着海德格尔“诗意栖居”的存在之思。当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传统社会的根基，《北上》通过洪淮花街这个微观世界，展现了中华文明深层结构中“家国同构”理念的现代转化可能。剧作以洪淮花街为叙事原点，通过空间诗学的建构将物质地理升华为情感场域。这个临水而建的街巷不仅是人物活动的物理容器，更是承载着运河文明千年基因的精神母体。街坊间的互助（如共度经济危机）、代际的包容（马奶奶对少年的宠溺），甚至冲突后的和解（船只买卖引发的争执），皆以“家文化”为纽带，修复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断裂的乡土联结。当现代城市的抽象空间割裂人际关系时，花街的具象空间通过唤醒集体记忆重建身份认同。

《北上》对温暖现实主义的探索，在叙事策略层面呈现出独特的伦理智慧。一是“去戏剧化”的日常书写，创作者有意规避戏剧性冲突的集中爆发，转而将矛盾消解在日常生活的细水长流中。如三位母亲为马奶奶病情排练“演习”的荒诞与温情，以轻喜剧手法消解苦难。第一集中华子带思艺以“认门”的形式，细腻呈现了运河人家的日常生活，重建观众对熟人社会的视觉记忆。二是“冲突—和解”的叙事循环。当谢望和因商业竞争与发小反目时，剧情并未走向决裂，而是通过童年意象的重现以及回归花街的情感治愈，最终达成竞争不忘共情的现代伦理共识。这种叙事逻辑暗合了费孝通“差序格局”［7］的当代转化——在市场经济冲击下，乡土社会的“人情网络”并未瓦解，而是以更弹性化的方式嵌入现代生活。在更深层的文化肌理中，《北上》完成了一次传统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剧中人物既保持着船民不离水的职业坚守，又主动拥抱物流快递等新业态。望和、华子、海阔和星池这些运河边的年轻一代“北上”积极拥抱时代，做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父辈依然在运河边讨生活，开饭馆、卖早餐、跑船跑车，延续着之前的生活节奏。剧中两条叙事脉络交替展开，共同构建起新旧共生的文化生态系统。剧中对“北漂—归乡”双向流动的刻画，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根性文化”的当代价值。年轻一代的“精神返乡”更具象征意味——华子坦然接受病变的身体，在父母见证下完成生命仪式的重构；星池拜师学艺时对淮扬菜的领悟，将厨艺视为一种艺术，恰是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的现代表达；海阔创办运河书苑的实践，则将评书艺术从街头技艺提升为文化记忆的保存装置。年轻一代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重新激活了运河两岸的文化。这种“离乡—归乡”的闭环叙事，既是对城市熔炉吞噬乡愁的批判，也为“如何诗意栖居”提供了解决方案，通过将运河文化转化为“情感基础设施”，实现物质返乡与精神返乡的统一。在影视美学维度，《北上》构建的运河世界呈现出独特的时空感知方式。航拍镜头中蜿蜒千里的运河，既是地理景观更是文化血脉，其流动性特质消解了城乡的静态对立。剧中反复出现的走船意象——从小型船到货轮的物质嬗变，隐喻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递嬗的精神轨迹。当运河从运输工具转化为文化符号，其承载的集体记忆就获得了抵抗时间侵蚀的永恒性。在光影视听语言的精心设计下，粼粼波光中的倒影既是物理实存，又是历史记忆的叠印，这种虚实相生的美学效果，恰是传承千年的运河精神的当代剪影。剧中人物的命运轨迹暗合着文明转型期的精神图谱。周老爷子这个角色作为花街的活体记忆库，其阿尔茨海默病的设定具有深长意味——遗忘与记忆的角力，恰是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隐喻。年轻一代的成长叙事则更具辩证色彩，星池从叛逆北漂到回归花街的心路历程，预示了对亲情伦理的重新辨认；谢望和在商业竞争中的伦理坚守，重构了义利之辨的当代内涵。该剧对传统技艺的现代表达尤具启示意义。淮扬菜烹饪技艺的传承场景中,导演刻意放大的刀与砧板的撞击声、炒勺与铁锅的摩擦声，构成独特的声景叙事。在更深层的哲学层面，《北上》的叙事逻辑暗含着对现代性困境的超越尝试。当城市文明将人异化为原子化个体时，花街共同体提供了“关系性存在”的替代方案。这种方案既非怀旧主义的桃源想象，也非启蒙主义的个体解放叙事，而是在社群伦理与个人自由的张力中寻找平衡点。《北上》的文化启示在于，当城市化进程将“乡土中国”推向历史十字路口，基于地域文明的情感共同体仍具有强大的修复能力。这种修复不是简单的文化复古，而是通过激活“运河精神”中流动、包容、互助的基因密码，在现代化矩阵中重建精神坐标。

三、运河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小镇青年的北上叙事

《北上》以运河兴衰史隐喻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通过“个人—运河—国运”的三重叙事，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动力与精神内核。这条纵贯南北的古老水道，在剧中既是被凝视的客体，又是能动的主体，它的涨落沉浮与小镇青年的命运轨迹相互映照，共同编织出一幅关于民族现代化转型的深层精神图谱。运河的每一次潮涌都叩击着时代的岸堤，从黄金水道的漕运鼎盛到衰落淤塞的航运式微，再到申遗重生的文化觉醒，其命运轨迹恰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形成镜像对称——2008年北京奥运会标志着全球化浪潮的全面涌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折射文化自觉的集体觉醒，而剧中人物的互联网创业则暗合经济转型的深层脉动。这种时空叠印的叙事策略，让运河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符号，成为“流动的国运”的具象载体，个体的生命史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在此达成精神共振。当镜头掠过运河沿岸的青砖灰瓦，花街四人组的北上叙事徐徐展开。夏风华拖着快递包裹穿梭于北京胡同的倔强身影，谢望和在互联网公司会议室里的凌厉眼神，邵星池面对北漂挫败时的深夜醉酒，这些看似离散的个体经验实则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拼图。他们的“北上”绝非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乡土精神与现代性激烈碰撞的试验场。夏凤华用“稳”字诀在快递行业扎下根基，其脚踏实地的生存智慧承袭了运河船民“逆水行舟”的坚韧；谢望和的“狼性”创业哲学，既是对运河商贸传统的基因解码，又是资本逻辑催生的异化人格；邵星池从办假证处处碰壁到做站长时对员工的人性关怀，则演绎着工具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博弈。这些多元面相的并存，恰是中国式现代化复杂性的微观映照，在效率至上的发展主义与人文关怀的价值理性之间，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与本土文化根性的坚守之间，每个北漂青年都在进行着艰难的精神调适。然而，无论他们在异乡的生存策略如何分化，运河始终是锚定身份认同的精神原乡。剧中反复出现的“运河夜景”空镜头，既是对物理空间的诗意凝视，更是对文化记忆的仪式性召唤。当谢望和在资本博弈中迷失方向时，童年运河边的璀璨星空成为唤醒自我的精神触媒；当夏凤华在快递站点疲于奔命时，一碗“长鱼面”的非遗符号让她重获情感续航的能量。这种“离乡—归乡”的张力结构，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亿移民的生存隐喻，也是对“根性文化”当代价值的深刻叩问。剧中对运河精神的现代性转化，展现了惊人的文化想象力。评话艺术不再是街头巷尾的消遣娱乐，而是通过运河书苑的展馆式传播，转化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文化界面；淮扬菜系跳脱出非遗保护的博物馆逻辑，借助运河申遗成功和文旅融合，演变为激活地域经济的产业引擎；就连古老的漕运历史，也在谢望和的物流创业中被重新编码为现代供应链管理的灵感源泉。这种转化模式暗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断裂不同，中国道路始终强调连续中的变革。

《北上》最终完成的，是一场关于现代性困境的文化救赎。这种救赎不是怀旧主义的桃源想象，而是立足当下的文化重建——正如运河申遗不是要将河道封存在博物馆，而是让其作为文化之源继续滋养当代生活。这条从历史深处流淌而来的运河，最终在剧中年轻一代的叙事中完成了它的现代性赋形。它不再是被凭吊的文化化石，而是转化为流动的精神血脉，既滋养着小镇青年的北上征程，又为民族复兴提供着深沉的文化动能。当镜头最后定格在申遗成功的运河夜景，波光中倒映的不仅是千年的历史记忆，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现代化浪潮中破浪前行的身影。《北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绝非文化传统的断裂与更替，而是文明基因的激活与重组。当小镇青年在北上征程中不断回望运河，他们寻找的不仅是精神原乡的坐标，更是在重构现代性的中国范式。这种范式既包含“摸着石头过河”的实践智慧，也延续着“千年运河通南北”的文明胸襟，最终在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张力中，开凿出属于新时代的文化航道。电视剧《北上》以运河为叙事主轴，在现实主义美学的基底上展开了一幅流动的文明长卷。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茅盾文学奖改编作品中“文以载道”的精神内核，更通过温暖叙事的创新表达，完成了对历史记忆的当代重述、对文化基因的现代化解码，实现了茅奖作品的影视改编从“文以载道”到“影以载道”［8］的当代转化。当镜头掠过运河两岸的烟火人间，当故事穿梭于小镇青年的命运跌宕，剧作以三重维度的文化书写，构建起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个体与时代的对话空间，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明传承与精神重构的深刻命题。《北上》对“茅奖”改编传统的延续与突破，本质上是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的革新。剧中谢望和、夏凤华等人物命运的展开，既保留了《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经典作品中贴地飞行的写实质感，又通过光影诗学的视觉转化，将运河的粼粼波光转化为情感的温度计。这种温暖转向并非对现实困境的柔化处理，而是以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重构现实主义的美学范式。在全球化语境下，《北上》通过运河叙事构建的“情感共同体”，既是对现代性异化的抵抗，也是对文化根脉的寻回。剧中反复出现的出船时的鸣笛声、运河人家饭馆的招牌以及花街的石桥等，不仅是地域符号的简单复现，更是一种历史文化与乡土情感的载体，在温暖现实主义的叙事语法中唤醒了观众的文化乡愁。这种温暖现实主义的确立，为影视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性交织的语境中，《北上》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完成了对中国文化根脉的深度勘探。这部作品通过运河这一流动的文化符号，构建起一个兼具历史纵深感与现实穿透力的美学空间。当我们将目光从激荡的运河水波转向当代中国文艺创作的版图，会发现该剧不仅为茅盾文学奖改编谱系注入了新质，更以温暖现实主义的创新实践，在历史记忆的复现与当代价值的重构之间架设起对话的桥梁。这种双重书写既是对传统文化基因的解码，也是对现代性困境的应答，最终在影像诗学的维度上，完成了对中华民族精神图谱的动态摹写。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改编剧，《北上》在影视转化中展现出对文学传统的创新性继承。与《白鹿原》的厚重苍凉或《平凡的世界》的苦难叙事不同，该剧通过影像语法将徐则臣小说中的诗意现实主义转化为更具流动性的视觉表达。剧中大量使用的水纹投影与光影变奏，在虚焦镜头中模糊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这种运河印象派的美学风格，恰与原著绵密流淌的语言特质形成跨媒介呼应。从小说到电视剧，《北上》是对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当代阐释。从大运河申遗成功的集体欢庆，到青年创业者们在古街开设的现代书屋，剧作在时空交错中勾勒出文明传承的创新路径。这种传承不是博物馆式的标本保存，而是如克罗齐所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创造性转化。《北上》以运河为经纬，织就了一部“小人物与大时代”的温暖史诗。它既延续了“茅奖”改编的现实主义传统，又以温暖叙事重构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既修复了现代性冲击下的伦理裂痕，又以运河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文化注脚。在这个意义上，《北上》不仅是一部剧，更是一部流动的史诗，是“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9］，映照出中华民族在流动中坚守、在变革中传承的精神图谱。正如不舍昼夜的运河之水，真正的文明，从不是静止的丰碑，而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奔涌向前的生命之流。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1］陈旭光：《当下中国“新主流影视剧”的“工业美学”建构与青年文化消费》，《电影新作》2021年第3期。［2］戴清：《〈北上〉以现实的质朴兼诗意的笔触，奉献时代画卷》，《新京报》2025年3月20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742462250168597.html。［3］王一川：《〈古田军号〉：今昔对视中的微宏叙事》，《电影艺术》2019年第5期。［4］任东华：《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5］胡智锋，尹力，滕华涛等：《新时代影视创作的温暖现实主义》，《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2年第6期。［6］胡智峰：《现实主义力作温暖现实》，《光明日报》2022年3月30日。［7］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8］徐兆寿：《“影以载道”：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影视改编——兼论“文以载道”的当代转化》，《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9］徐则臣：《北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