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周易》“知几”思想初探

刘震，山东济南人，哲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哲学学科带头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是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其主张《易》学为中国文明的起源，以儒道并举的视野审视《周易》早期文本，以出土文献与传世文本互证来还原《易》学史。先后出版相关学术专著两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等国内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摘要：《周易》中的“知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分析“几”概念在《周易古经》与《易传》中的学理表达，可知其对“几”概念的阐述主要凸显了《周易》用理性预判取代占筮预测的尝试。《系辞传》明确了“几”是事物的“动之微，吉之先见”，强调通过深入研究细微变化以预知未来，趋吉避凶。《文言传》进一步阐释了“知几”的重要性，认为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并落实行动是“知几”的关键。在此基础之上，“知几”表达了个人认识自我、理解他人及应对变化的价值。“知几”思想介于儒家与道家之间，这为我们进一步完善《周易》的学术定位提供了思路。

关键词：知几；易传；天人关系

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周易》引人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就在于其与预测之间的微妙关系。从文献中的表述来看，“《易》为筮卜之书”是《汉书》对其的直接定义。但从历史传承来看，汉代之后的《周易》在经学领域更多表现出的是哲学智慧，而其占筮功能则分野于术数学层面。

虽然《周易》经学体系中不再以卜筮为核心内容，但是其对预测的关注却持续存在，特别是在《易传》之中，其通过“几”这一概念阐述了一种以理性预判取代占筮预测的可能。因此，本文以“几”作为核心范畴，分析其在《周易古经》与《易传》诸篇中的学理表达，从而对《周易》中的理性预判这一学术理念进行解析，为我们更好把握《周易》的哲学智慧奠定基础。

在《周易古经》中有四个卦在文辞中都出现了“几”字，分别为《小畜》《归妹》《中孚》及《屯》卦。考虑到《周易古经》与《周易大传》在创作时间上的显著差异，我想有必要将二者进行区分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先探究一下这几个卦所涉及文本中出现的“几”字及其含义。

首先，前三个卦中与“几”相关内容均为“月几望”，这个文辞与“月望”的含义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月圆被称为“月望”。然而，这里“几”字的解释并不统一：其一解释为“几”，表示“几乎”，意味着月亮已经接近满月，即将进入月圆状态；其二解释为“几”，表示“已经”，也就是说月亮已经满月了；其三解释则视“几”为语气助词，没有实际意义。尽管这里的“几”字有不同的解释，但从内涵角度来看，并没有太多值得深入探讨和挖掘的意义。

其次，《屯》卦六三爻的爻辞为：“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爻辞的意思是：“当我去追逐鹿，但由于没有向导或猎人的指引，进入森林后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在此句中，“几”字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它是一种对当前形势的预测和推演，强调人们应该尽快放弃追逐鹿，而努力找到回家的路。否则可能会陷入危险和困境。因此，在这个句子中，“几”字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语气助词，具有了预判和推演的意思。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周易古经》中“几”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且没有特别的哲学含义。“几”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思想表达，其文辞多出现在《易传》中，从篇章上来说，又集中在《文言传》《系辞传》两篇。

在《周易大传》的诸多篇章中，“几”字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系辞传》。众所周知，《系辞传》是承载《周易》哲学思想的核心篇章与精华所在，其对于“几”的阐述也对于我们理解这一范畴背后的哲学表达至关重要。首先，《系辞传》有对“几”较为明确的定义表述。其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对此，《周易正义》解读道：

此释“几”之义也。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谓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此直云吉不云凶者，凡豫前知几，皆向吉而背凶，违凶而就吉，无复有凶，故特云吉也。诸本或有凶字者，其定本则无也。

由上述文字可以发现，古人对“几”的特性给予了十分精准的概括：其一，“几”是一种隐性变化。其既不是显性的，亦非不变的。其二，理解“几”是掌握“吉”的关键所在。孔颖达认为，在《周易》既往的版本中曾经是吉与凶同时出现，后来删除了凶而保留吉，有其特定的深意，其暗示如果掌握“几”，就可以保持吉而避免凶。张载在《横渠易说》中亦言：“观其几者，善之几也，恶不可谓之几。如曰‘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亦止言吉尔。”又曰：“夫几则吉凶皆见，时特言吉者，不作则已，作则所求乎向乎吉。”可见“几”强调把握“几”进而有所行动，最终达成趋吉避凶的效果。而谈到吉凶，再看《系辞传》中的另一段文字：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在这里，《系辞传》实际强调了八卦筮法对吉凶大业的一种辅助性的功能，并且在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这个变化体系中，着重突出了八卦是认知和把握自然规律的主要手段，是自然规律一层层向前变化的直接体现。而如果结合《系辞传》中的另外一段文字，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几”就是规律的表达：

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这段文辞核心是表达“深”“神”与“几”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深”是指深入理解与全面掌握已有的事物或知识；“几”是指通过对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和归纳，从而寻求未知的可能性和机会；“神”则是指通过对“深”与“几”的理解和掌握，实现对事物发展、变化的精准预测和预判。三者相互促进和影响。逻辑上，“深”是“几”的基础，“几”则是对“深”的升华。同时，“神”又超越了“深”与“几”，它既是对“深”与“几”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未来趋势和变化的预判。如果将“深”与“几”看作是认知与理解世界的第一阶段，而“神”则可以被理解为第二阶段，即宇宙创化的最高原理，具有超知性、可知性、能知性。正是由于“神”具备能知性，因而想要实现对事物的精准预测和预判，必须先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已有的知识和经验，然后通过对这些知识和经验的分析和归纳，寻找未知的可能性和机会。“神”的存在突显了可以通过知识而达成预判的效果。除此之外，文本中的占筮也具有相似的功能，即通过探究事物的规律而达成所谓的“预知”。而“几”的概念并不简单，“预知”是其核心意义之一。由此可见，《系辞传》意图通过“几”的概念，传递一种有别于传统占筮的预测观念，即以理性把握规律去“预知”并解决世间的纷扰与问题。需要澄清的是，此处的“预知”并不等同于传统筮法中的神力预测或对未来的揣测能力，而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理性归纳。在《系辞传》看来，人们可以通过研究与理解“几”，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做出明智的决策，妥当地处理世间各种事务。八卦作为卜筮工具之一，也被视为表达与运用“预知”概念的一种方式。《系辞传》中详细描述了八卦的变化以及卜筮的方法，并阐述如何通过卜筮去预测事物的发展规律。因此，“几”与八卦并不是对立的存在，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关系。

既然“几”作为规律的征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的筮法，那么如何“知几”而吉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系辞传》引孔子之言，突出了“知几”的落实。其曰：

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在孔子的言论中，“知几”的关键在于一种德性意义的行为。项安世在《周易玩辞》中曰：“谄者本以求福，而祸常基于谄，梁、窦之客是也；渎者本以交欢，而怨常起于渎，窦、灌之交是也。《易》言知几而孔子以不谄不渎明之，此真所谓知几者矣。欲进此道，惟存察之密、疆界素明者能之，此所以必归之于介如石者欤！”此处明确了“谄渎”与“知几”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列举东汉梁冀、窦宪和西汉窦婴、灌夫的史实作为论据而进行阐发。在现实生活中，谄媚与恭逊、渎慢与谦和，都只有一线之隔。如何无过不及，发而中节，则需不断地进行修养。《朱子语类》：“上交要恭逊，才恭逊便不知不觉有个谄底意思在里；下交不渎，亦是如此。所谓几者，只才觉得近谄近渎，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几。”又曰：“若知几，则自中节。”由此可知修养的重要性。

由上述论证可知，做到“知几”，首先要求具备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把握规律之后要具备落实和应对规律的行动力。反之，如果“几”引发的判断对行为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此判断则毫无意义。真正的“知几”，一方面应具有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即精准洞察事物的本质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知晓如何在事物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趋吉避凶；另一方面，得出的判断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从这种表达出发，真正理解“知几”的人，会根据对事情的判断及时调整行为，使行为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这种判断和调整的能力又成为实现目标、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总之，只有既能做出准确判断，又能把判断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才能真正地理解和掌握“知几”的精髓。

《文言传》中关于“几”的表述，首先出现在对《乾》卦九三爻的解读中。其曰：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这句话的含义是：知道事物的开始和结束，就能够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其中的“几”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它的含义与前文《系辞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中“几”的定义是一脉相承的。此处的“至”和“终”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至”是指事物的开始，“终”是指事物的结束。“几”和“至”的关系非常密切。“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和吉凶的先兆，而“至”则是事物的开始。因此，知道“至”之“至”，可以理解“几”的出现，从而把握事物的发展变化。同理可得，知道“终”之“ 终 ”，可 以 把握“义”的归宿，从而把握事物的结束和结果。

根据《周易》的理念，变化是宇宙间永恒不变的主题。从天体的运动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依据某一事物的变化发展，才能踏上对该事物的认识与理解之路。在历史长河中，对时间、空间、运动等基本概念的理解之路也是如此。通过观察事物，发现它们在不同的时刻、地点所具有的不同形态和状态。这些都是事物变化的具体表现，也是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基础。

在《周易》的文本中，变化的规律和方法通过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组合加以呈现，反映了万物变化的基本规律和方法。变化的思想被分为“变易”、“不易”和“简易”三个层次：“变易”指事物的不断变化，“不易”指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变，“简易”指能够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认识和理解变化。

“变易”之道作为天地自然以及人事变化之规律，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在物理学中，事物的变化可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物理变化是指物体的形态、大小、位置等物理特性的变化，如水变成冰、铁变成钢等。化学变化则是指物体的化学组成、化学性质等化学特性的变化，如金属的腐蚀、有机物的燃烧等。而根据生物学，事物的变化可分为生物进化和生态演替。生物进化是指生物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适应环境、适应生存的过程。生态演替是指生态系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逐渐演化和发展的过程。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变化可分为量变和质变。在这里，“几”是量变始点，同时也是整个事物发展变化的征兆。在量变阶段，其显著的特点是隐性，所以在此过程中“几”不易被察觉，即 所谓的“动之微”。

与此同时，《周易》蕴含的变化之道，其原始含义与筮法密不可分。先贤认为依据揲蓍演变之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而可以获得预测的效果。韩康伯强调“不为而自然”，《注》云：“变化之道，不为而自然。故知变化之道者，则知神之所为。”在《周易》的认知中，自然界的阴阳处于不断转化的场域之中，其背后是自然之道。自然之道无所不在，既是宇宙万物诞生的根源，亦是作用于现实万物的“道”。据此，《周易》强调从万物的创生到现实之中的生成，再到万物的终结，其背后的“道”一以贯之。《新约·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两者似可互相发明，以知中西思想之异同。

依据《文言传》中的经典表述，《周易》强调万物演进中存在着一种必然的、普遍的规律。这种规律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对行为和决策起重要作用。深入理解和掌握这种规律，不仅要求准确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和趋势，还需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因此，通过了解道之“至”的含义，启发和引导人们认识这种规律的存在并掌握、运用。换言之，只有深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至”的道理。在实际生活中，应该同时注重事物发展的量变和质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和转化。因为无法理解和掌握规律，就不能真正理解和运用“至”的道理，也不能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机会。反之，假如不承认也不认可这一道理——事物在量变与质变的作用下进行不断地转化与突破，讨论“几”的道理就毫无意义。从这个维度上来说，“道”是“几”与“神”等概念的前置性条件，脱离了对“道”的认可，也就无从谈论“几”。

因为“道”贯彻事物发展的始终，所以“知至”与“知终”的一致性在于“道”的统一性。即只知道开始之“至”，却不认可或者不遵循相对应的“道”，且对“道”的理解最终不落实到行动上，事情的发展与变化绝不会仅因为“知至”就自然地走向合理的方向。换言之，个人行为的意义在于通过行为约束事物按照正确的规律发展。实际上，这就赋予了人特殊的价值，即人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万物。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改变具有前提条件——限于与后天人为相关的一定范围。例如，动物可分为野生与驯养两类：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人的行为不应干涉其野生状态；对于驯养动物而言，人的行为则需确保其驯养状态。前者是以无所作为来确保“终”，后者是以“有所作为”来确保“终”，但二者也存在共同点——人拥有改变“终”的能力。因此，“知几”的“几”呈现的规律并不是绝对的客观存在。反之，它意味着人对“几”呈现的规律具有相对的影响力，也即通过对“几”的判断以及基于判断所实施的行为，共同确保最终“道”的变化。由此可知，《文言传》强调人的能动性与作用力，能够对事物的发展起到一定意义上的影响和作用。由于判断的失误可能直接造成事物最终的发展偏离正确的“道”，因此是否具备对“几”准确判断的能力是其关键所在。

通过上文对“知几”的探究，可以发现《文言传》显然是在确认传统意义上的天道的基础上而有所发展，即一方面承认规律有客观与自然的属性，独立于人存在，且作用于万物的始终；另一方面又强调人对规律有认知、改造并且加以利用的能力。由此一种存在于“天道”之外而具有人为意义的“人道”就出现了，其与“天道”有同有异，而“几”贯穿、连接了两种“道”。《文言传》将人为意义上的“人道”定义为“义”，也就是“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之“义”。如上文所述，这句话的前半部分解释了如何知晓“天道”的终点，而后半部分则是围绕如何深入了解“义”的问题展开，在“义”中，终点有了新的意义，只有把握“义”，才能准确把握新的终点。实际上，“义”可以理解为不同事物各自的发展方式与规律。所谓“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强调在理解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确定最终的目标，并保持“义”。需要注意的是，这与之前的“几”有不同的含义。在事物发展之前，往往期望能够对其进行预判；而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则需比对“几”的预判与现实情况，从而确保其按照“道”与“义”的规则合理演进。因此，“几”的含义出现了“存义”的诉求，即要求保持“义”。“存义”意味着每个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所有事物都能够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和变化，免于被外部因素打破其规律。从学术派别上而言，此观点略带道家的色彩，强调自然规律本身是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且尊重相应的知识和规律，而不应打乱相应的规则。由此，知道事物发展的终点，确保它按照自身客观存在的规律走向其合理的终点，就是所谓的“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义”和“几”的辩证关系的重点在于，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只有了解“几”，才能理解“义”的存在。反之，不尊重所谓的“义”，也即无法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自身规律，自然难以理解所谓的“几”。

既然“知几”是《周易》中的一种哲学智慧，究竟它对理解世界和人生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呢？从上面分析可知，“知几”智慧体现在面对复杂的情况时，能够判断什么是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对个人来说，了解“知几”的内涵和应用可以更好地理解世界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具体而言，首先，“知几”使得个人更好地认识自我。通过对自我和环境的分析，能够更完善地了解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进。其次，“知几”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通过对他人行为和心理的分析，可以全面地了解他人的需求和动机，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最后，“知几”还促使我们更为妥善地应对变化和挑战。面对复杂的情况，需要及时判断出关键问题和主要矛盾，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具备一定的判断力和决策能力。总之，“知几”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智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知几”这一范畴在哲学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知几”所代表的哲学预判建立在事物自身规律的基础上，其强调对规律的认识和遵循，并要求在认识规律的基础上，将规律与行为统一起来，做到知行合一。然而，不同的哲学流派对于“知几”的看法略有不同。比如，儒家和道家对此就有不同的表述。儒家的观念注重对客观规律的认知，但也认为在认识规律的过程中，应当合理地利用规律，强调在相应的合理范围内改造规律，从而创造更适合人发展的条件。因此，在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儒家的表现相对积极。道家则更多地呈现出一种局限于认知规律的消极态度，强调人应该主动遵守自然规律，并且认为应该尽可能地确保事物按照其原始的规律发展。根据上文所述，《周易》的思想介于二者之间，既不像儒家完全强调改造规律，也不像道家一味强调尊重规律。其一方面承认规律的原始和客观性，这是由于在《周易》的认知中，有些自然规律无法改造，或者说事物自身的规律无法避免；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像道家那样持有完全消极的态度。准确来说，在承认事物规律的同时，《周易》更偏向于儒家的观点。与儒家相比，两者的差异在于《周易》对规律的理解比儒家更加偏向自然。

从儒道之间学术定位的哲学表达来看，《周易》的“知几”在“知”的层面同样值得关注。在《 文言传》中，“知”被反复强调，“知几”是了解自己，那么“知几”之后则需要“知进退存亡”。因此，《文言传》认为那些只知进不知退、只知得不知失的人非常愚蠢，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只有做到“进退存亡，不失其正”的人才是真正的圣贤。由此可知，《周易》中的“知”不仅仅指对事物的认识，更强调对自我的理解和提升。

上面所谓的“进退存亡”，其实是一种充满变数的发展模式，其根本智慧在于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易》则提出了“与时偕行”的概念，准确表达了事物发展的认知规律。众所周知，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例如，经常强调的“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实际上，从历史的实际发展来看，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可能再次出现。这种现象既可以被视为一种扬弃的发展，也可能被视为历史的倒退。事物发展的规律具有多样性，所以“知几”必须认识多样的规律，进而尊重和把握规律的多样性，以期做到“进退存亡，不失其正”。

“知进退存亡”是“知”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同样取自《系辞传下》“知微知彰，知柔知刚”。微，指微小；彰，指宏大。柔和刚则是阴阳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这八个字一方面强调如何从事物的不同维度和角度认识世界，另一方面强调从事物的对立面认识事物。“知几”一方面需看到事物的开端，另一方面则要看到事物的终点。所以，本文开始就强调“几”与“至”的关系极其微妙。在一定意义上，开端也是终点。例如，事物的发展表现为从甲走向乙。按照《周易》的思想，甲走向乙，到乙结束，这意味着新的开始。因为按照变化的规律，甲乙的存在是对立的，从甲走向乙的结束，就意味着从乙走向甲的开始。由此可知，“知几”既是对前一阶段的充分理解，同时也是对后一阶段的理性预判。真正做到“知几”，则既能够从小处、细微处入手，也能从大处入手；既能够看到事物柔的方面，也能够看到事物刚的方面，即“知微知彰、知柔知刚”。

“知”的第三层次是“知天人”。《周易》对“知天人”这一终极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即“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笔者认为，穷理尽性所表达的命，就是“天人合一”。所谓“天人合一”，不仅仅是对天与地、或者自然与人类进行比较，更追求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它表达了人类的终极追求——一种超越生死与世俗的境界。同时，它也是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精神内核。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句话取自《说卦传》。其学术表达一方面强调人要认知客观的规律，比如，客观存在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人类社会的规律等。必须要认识规律，才能更好地指导行动。另一方面，还需要在心中根植客观规律并以此指导自身行为，实现“知行合一”。只有把客观规律和内心想法合二为一，才能真正做到“知天人”。通过认知自身的心性和把握客观规律，以及对二者的综合运用，最终形成自身对自我命运的理解和把握。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命运并不是由外部的环境或者其他人决定的，而是由自己决定的。通过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达到“知天人”的境界。

综上所述，《周易》中的“几”是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主要指的是事物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微妙的兆头或动向，预示着将来的发展方向。“几”的特质在于细微而难以察觉，却蕴含着事物变化的关键信息。《周易》强调“极深而研几”，即需要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事物的细微变化，才能洞察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而我们所谈的“知几”要求人们具备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在事物发展初期就捕捉到那些微妙的征兆和动向。它不仅是对单一征兆的把握，更是对事物整体发展趋势的全面理解和预测。

通过对“几”的深入研究和把握（“知几”），人们可以增强对事物发展的预见性、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并提升自我修养。这种能力对于指导人把握自身命运具有重要意义。《论语》中孔子所言“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中的“从心所欲”是指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逾矩”则是指个人在做事的时候不会违背相应的规律，此可谓“知几”之最佳例证。“知几”者，就是引导我们去把握规律的最佳手段，通过“知几”能真正地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实现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