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光斗：大明“豹子头”，正气励万世

文/李小飞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首领魏忠贤授意手下仿照《水浒传》“梁山一百零八将”，将政治对手东林党一百多人编成一册《东林点将录》，一个东林党人对应一员梁山将领。这一操作类似于今天的扑克牌通缉令，意在污蔑东林党人为匪为寇，通过抹黑，制造舆论，以方便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

不出时人所料，东林党领袖之一，左佥都御史左光斗也榜上有名，并高居“五虎上将”第二名，绰号“天雄星豹子头”（对应林冲）。名列五虎将第一位的是他的都察院同僚左副都御史杨涟，绰号为“天勇星大刀手”（对应关胜）。

杨左二人为万历同科进士，志趣相投，道义相砥，都是朝中的铁面御史，都以清廉敢言名满天下，就连登上阉党黑名单，也一前一后，如影随形。

不得不说，阉党中还是不乏能人的，手法够超前，眼光够老辣。定杨涟为“天勇星”，定左光斗为“天雄星”，一“勇”一“雄”，也的确合乎二人个性特征。

左光斗之“雄”，一是雄才：能力、才干突出；二是雄“品”，品格卓异，意志坚定。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这位来自安徽桐城的一介书生抵京应考，以三十二岁之年得中进士。此后他相继出任中书舍人、监察御史、左佥都御史，天启初还一度领直隶屯田事。

御史是“管官之官”，担负正风肃纪、澄清吏治之责。无论是在七品监察御史任上，还是在都察院副长官——左佥都御史任上，左光斗都能始终如一：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恪尽职守，所任之处皆政绩斐然，政声显著。

担任巡视京营的监察御史时，虽官职低微，但他不避权贵，针对天子脚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黑恶势力横行的现状，重拳出击，力图除恶务尽，一时间权豪势要为之敛手，京城风气因此一新。

负责华北地区屯田事务期间，他事必躬亲，身先士卒，率民垦荒，大兴水利，北方之民获益良多。

后来阉党把他比做豹子头林冲，形容的便是他的一贯行事风格：像豹子一样出手迅捷，做事果决，而且凡事亲力亲为，绝不拖泥带水。

放在承平时代，这就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精明强干、关心民瘼的良吏，他自己也会为民所景仰，得以终其天年。

可是，他遇上的却是一个山雨欲来、人事乖变的多事之秋，时代不允许他在顺风顺水，平平无奇中度过余生，而是让他以一种最壮烈的姿态完成了由能臣、廉吏向诤臣、烈士（节烈之士）的人格升华。

当时的大明王朝已历经二百余年，就像一个沉疴在身、积重难返的衰朽老人，内忧外患日益凸显，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虽还不至于“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但也确乎到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时候。

这一局面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人言：祸患常积于忽微，它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漫长过程。

关于明之亡，有一种流行说法：“明亡于崇祯，始亡于嘉靖，实亡于万历。”

一般来说，一个王朝，如果连续数代的君主都有为而不作，则无不亡之理。

鲁迅小说《风波》中九斤老太有言：一代不如一代。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也是一蟹不如一蟹。嘉靖偏执，万历怠惰，崇祯刚愎，正是在他们的不作为和瞎折腾中，大明王朝一步一步迈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不过，前述说法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也有未尽之处，它忽略了天启朝在加速明朝灭亡过程中的作用。

1621年——1627年在位的明熹宗天启帝，是明代众多奇葩皇帝中的一个，人送外号”木匠皇帝”，他“一生不问天下事，两眼只观木轴枢”，双手不离斧锯，爱木头甚于爱江山，国家大政全都委付于大太监“九千岁”魏忠贤。

太监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群体，作为刑余之人，身体残缺，心理扭曲，向来鲜有好人。魏忠贤自然也不例外，一旦大权在握，便狐假虎威，擅作威福，紊乱朝纲。他大肆制造冤狱，迫害东林党人，诛杀辽东经略熊廷弼，使本已摇摇欲坠，气数将尽的大明王朝彻底失去了最后的翻盘机会。

因此，说明朝亡于天启，亡于阉党，似乎也没错。

在魏忠贤祸国乱政的过程中，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众文人士大夫的表现。

魏忠贤权倾朝野，阉党势焰滔天，使得士大夫阶层面临着两难选择，是挺直不拜，保持人格独立？还是投靠阿附，以换取眼前的荣华富贵？令人失望的是，这些饱读圣贤之书的士大夫，大多选择了后者，甚至为了争做魏阉的孝子贤孙，“日夜奔走忠贤之门，卑谄无所不至”。在他们当中，有朝中一二品大员，也有普通的文士书生。魏阉门下的“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主要就由这群斯文败类组成。

更为无耻的是，各地官员为了讨好魏忠贤，还为其大建“生祠”。就连远在辽东抵抗后金，被朝野上下倚为“国之长城”的名将袁崇焕，为了避免阉党掣肘，也在关外修起了魏阉的生祠。

宋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天启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四维不张的时代。

受一千多年儒家思想的熏陶，三四百年忠孝节义理学的教化，大明的士大夫中难道就产生不了一位骨鲠之士？幸好，还有杨涟和左光斗！一些东林党人也挺身而出，他们坚持与阉党“硬刚”、“死磕”，直至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天启四年，先是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左光斗也随之跟进，草拟奏疏，直陈魏忠贤有三十二条斩罪。魏阉及其党羽对杨、左恨之入骨，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二人被诬受贿白银数万两，相继被捕，投入诏狱，家人也受到了牵连，要求退还巨额“赃款”。

杨左二人一向以清廉自守，他们的家人当然无从退还这笔凭空捏造的莫须有“赃款”。虽有故旧亲朋多方筹措，但仍难凑齐指定数目。而穷凶极恶的魏忠贤显然已经等不急了，在用尽各种酷刑之后，杨涟被铁钉贯耳，左光斗身受炮烙之刑，二人双双被害于狱中。

这场由杨涟、左光斗策划并领衔主演，由部分东林党人参演的“倒魏”大剧，就这样在血雨腥风中落下了帷幕，以东林党人的失败而告终。

在这场大戏开场前的谋划中，杨左二人会预料到他们的最后结局吗？我想，他们一定预料到了。因为，当时的魏忠贤深得天启帝宠幸，是皇帝面前炙手可热的头号红人，天启对他言听计从，扳倒他几乎没有可能，杨左二人肯定已做了最坏打算。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御史职责所在，使命所系：对上谏正皇帝，对下纠弹百官。其次，他们的胸中仍激荡着浩然正气，充溢着忠君、爱国、救民的情怀。正因如此，才使他们义无反顾，殒身不恤，知其不可而为之，虽万死而不辞。

方苞《左忠毅公轶事》一文记有“史可法化装探监”事，当史可法在狱中再次见到恩师左光斗时，他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面容焦烂，双目失明，左膝下关节全部脱落。见此情形，史可法失声痛哭。左光斗在辨听出史可法的声音后，没有感到安慰与喜悦，而是怒责他不该来此是非之地，唯恐阉党构陷加害。并告诫他要时刻以国家为念，不要“轻身而昧大义”。

这次狱中相见，恩师刚正无私、忠贞报国的凛然正气，对史可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他后来成为文天祥那样的千古名臣，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和信念支撑。

在以前，高中语文课本曾收录两篇文言写人文，方苞的《左忠毅公轶事》和全祖望的《梅花岭记》，两文的主人公分别是左光斗和史可法。方文长于叙事，全文则叙中有议，穿插抒情，两文都有着震撼人心的感人力量。语文老师们说，学习这两篇课文时，男生会变得异常安静，一些女生眼里甚至闪烁着泪花，学生们都被左史二人“梅花如雪，芳香不染”般的高风亮节所打动。

左光斗善属文，同时兼修武略，是文武兼姿的一流人物，他曾自撰一联：“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既见抱负，又显情怀。文则花鸟怡情，武则仗剑天涯，是古今读书人心中难以抛舍的情结。由此可见，左光斗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性情中人，这丝毫无损他公忠体国、救世济民的光辉形象。据说，新中国建国后，伟人就非常欣赏此联，时常吟诵。

忠义千秋昭日月，浩气长存永流芳。

左忠毅公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