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性的政治清洗，还是很有必要的

纵观历史，利益集团是一定会形成的，甚至说很多时候，利益集团的爹妈往上数，就是开国集团。

制度是不管用的。任何制度都是人来执行的。当执行者就是利益集团本身时，制度还能管什么用？

于是乎，推导下去，就剩下了一个残酷的结论。

最高统治者想要延长王朝寿命，只能在利益集团形成之初，大开杀戒。

传统的观点、都说什么刘邦、朱元璋残酷，但历史反复证明

他们是对的。

特权阶层的崛起与固化，几乎是历史舞台永不落幕的剧目。回望明初，太祖朱元璋分封功臣，赐予丹书铁券、膏腴田产。不过数十年光景，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勋贵家族，通过精心编织的联姻网络、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更掌控盐引专营等经济命脉，迅速膨胀为庞然大物。子孙世袭罔替，占据枢要，更享有“八议”等超脱律法的司法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国家税基与社会公平被严重侵蚀。

视线转向欧陆，法国波旁王朝为解财政之困，大肆鬻卖官职。法官、税吏之位竟成可传子孙的私产。这些“穿袍贵族”垄断司法财税大权，构成特权等级（第二等级）的核心，顽固维护免税特权，最终将旧制度推向火山口。再看横跨三洲的奥斯曼帝国，其精锐近卫军（耶尼切里）初期是帝国利刃，后期却异化为拥有巨大政治经济特权的世袭军事贵族。他们垄断伊斯坦布尔贸易，甚至操纵苏丹废立，成为帝国后期任何改革图强的死敌。

当特权深深嵌入国家机器的骨髓——立法、行政、司法、经济命脉皆被其触角缠绕——任何旨在限制其权力的制度设计或内部整肃，便显得苍白无力。执行者往往就是特权阶层本身或其代理人。晚清“同光中兴”的洋务运动便是明证。虽有设立总理衙门、兴办近代企业的举措，但主导权多落入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及其庇护的“官督商办”商人手中。朝廷试图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的举措，一旦触及这张庞大的利益网络，立刻阻力重重，寸步难行，最终收效甚微。

国家机器，本应是执行意志、维护秩序的工具。然而，当其彻底沦为特权阶层的禁脔，指望它“挥刀自宫”，主动铲除核心成员，无异于天方夜谭。内部的、温和的整顿，结局注定只有两个：要么雷声大雨点小，抓些小鱼小虾；要么遭遇强力反噬，改革者自身难保。

古罗马共和国的黄昏，元老贵族们牢牢把持着政治、军事、司法大权，贪腐之风弥漫。心怀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试图推动土地法案，遏制贵族无休止的土地兼并。然而，法案甫出，便遭遇元老院保守势力的疯狂反扑。最终，兄弟二人皆殒命于政治暴力之下，温和改革的尝试彻底流产。再看大洋彼岸的美国“镀金时代”，虽有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框架，但政党机器（如纽约臭名昭著的“坦慕尼协会”）与铁路、石油等工商业巨头沆瀣一气，操控选举，肆无忌惮地瓜分政府职位与合同（“政党分肥”）。虽有“扒粪运动”的媒体揭露和《彭德尔顿法案》等零星改革，但整个体系的腐败早已根深蒂固，非温和手段所能撼动，最终需待更激烈的进步主义浪潮冲刷。

历史冰冷地昭示：特权阶层一旦完成固化，常规的制度约束与内部反腐，便如隔靴搔痒，难以伤其筋骨，甚至可能被其扭曲利用。社会的不满如同地火，在压抑中奔涌，终将寻求更猛烈的爆发。

当矛盾累积如山，常规路径尽数堵塞，历史的转折点往往伴随着雷霆巨响。最高权力的持有者或新兴力量，常以极端手段，直刺特权堡垒最坚硬的核心。突破口通常选择难以辩驳的重罪——滔天贪墨、谋逆叛乱、重大失策。手段则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司法审讯、抄家流放、乃至赤裸裸的血腥清洗。其目的，在于一举击溃最强大的特权家族，以此为突破口，荡涤整个集团。

明太祖朱元璋的“胡蓝之狱”，便是此中典型。以“谋反”等重罪为由，先后兴起“胡惟庸案”、“蓝玉案”，株连蔓引，数万颗人头落地。李善长、蓝玉等功勋贵胄及其盘根错节的势力网络，在残酷的诏狱、酷刑和屠刀下土崩瓦解。此举虽手段酷烈，却在短期内极大强化了皇权，沉重打击了勋贵集团对皇权的威胁与疯狂的土地兼并。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则是另一种风暴。革命政权，尤其是雅各宾派，以“叛国”、“反革命”之名，通过革命法庭的审判，将断头台的阴影笼罩大地。国王路易十六、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无数旧贵族教士，乃至革命阵营内部的吉伦特派，纷纷殒命。这场血雨腥风，虽代价惨重，却以极端方式沉重打击了旧制度特权等级的核心，为后续的社会变革强行撕开了一道裂缝。

即使是被寄予厚望的西式代议制民主，亦难逃特权幽灵的纠缠。选举轮替、分权制衡、舆论监督，这些机制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特权阶层的形成速度，增加其固化的难度。

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对大资本的遏制、罗斯福新政对垄断巨头的限制，皆为例证。然而，其本质仍是不同利益集团的角斗场。它无法根除“精英循环”与“旋转门”现象，新的利益集团——军工复合体、金融寡头、游说集团——总能在博弈中滋生，寻求并攫取新的特权。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民怨沸腾，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席卷全国。与此同时，“水门事件”的丑闻被《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持续揭露，形成排山倒海般的民意压力，最终迫使尼克松黯然辞职。这展现了民主制度在危机时刻的宪政纠错能力，是对当时政治精英集团的一次非暴力“清洗”，迫使政治生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与净化。然而，尘埃落定后，新的利益集团（如新保守主义势力、军工集团）又在新格局下悄然崛起。

历史反复诉说着同一个故事：当温和改良之路被堵死，无论是以东方王朝的酷烈方式，还是西方民主框架下的宪政危机与社会运动，通过强力手段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进行权力结构的“重置”，成为了一种迫不得已的选项。它在短期内能释放积压的社会压力，打破僵死的局面，为变革赢得一丝喘息之机。

然而，历史的残酷讽刺在于，每一次惨烈的“重置”之后，胜利者——无论是借此巩固无上权威的君主、声望如日中天的革命领袖，还是新掌权的政治派别与技术官僚——在废墟之上，往往迅速填补权力真空，形成新的“功臣集团”或“核心圈子”。他们掌控着重新分配的巨大资源和国家机器，同样站在了权力腐蚀的悬崖边。

朱元璋的铁腕屠戮了旧勋贵，却无法阻止新的勋贵在明朝体制内悄然滋生。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恐怖摧毁了旧贵族，但督政府的腐败与拿破仑帝国新贵族的册立，昭示着新循环的开始。更令人扼腕的是，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在清除了托洛茨基等“老布尔什维克”及党内反对力量后，非但未能建立理想国，反而催生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诺门克拉图拉”。他们享受着远超普通民众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最终成为苏联后期僵化体制最顽固的堡垒。

缺乏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有效的权力分散制衡、深入骨髓的社会监督、至高无上的法治精神，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新生的集团不可避免地重蹈覆辙，在权力的蜜糖中逐渐腐化、世袭化，最终演变成新的特权阶层。旧的铁幕被撕碎，新的铁幕又在缓缓落下，为下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暴埋下种子。周而复始，循环无尽。

纵观古今，特权阶层的滋生、固化及其带来的系统性腐败与不公，犹如附骨之疽，困扰着形形色色的政权。当它羽翼丰满，常规的监督与反腐便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沦为笑谈。历史上那些周期性的、以雷霆万钧之势进行的权力“重置”（或曰清洗），在特定的历史夹缝中，确有其产生的冷酷逻辑。

它们是打破僵死格局、释放滔天压力的极端方式，有时也能取得短暂的成效——摧毁最腐朽的势力，暂时恢复某种秩序或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