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庶洋 | 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学术史意义再探
发布时间:2025-06-25 10:33 浏览量:11
按:本文发表于《四库学》(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学术史意义再探
赵庶洋
摘 要
朱筠于乾隆三十七年进呈的《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是学者公认的《四库全书》早期编纂的重要史料,但其学术价值尚未得到充分阐发。本文从学术史视野出发,探讨其中与清高宗搜访遗书不同的学术宗旨对《四库全书》编纂学术方向的影响,其中提出的诸条意见与乾隆年间的学术尤其是汉学研究新风貌的关系,从而深刻认识朱筠此奏折的学术史意义。
关键词:朱筠;《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窃惟载籍重于左史,目录著于历代,典至巨也,制至详也。我皇上念典勤求,访求遗书,不惮再三,凡在鼓箧怀椠之伦,莫不蒸蒸思奋,勉献一得。矧臣蒙恩职厕文学,敢竭闻见知识一二,为我皇上陈之:
一、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官抄其副,给还原书,用广前史艺文之阙,以备我朝储蓄之全,则著述有所原本矣。
一、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宋臣郑樵以前代著录陋阙,特作二略以补其失。欧阳修、赵明诚则录金石,聂崇义、吕大临则录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请特命于收书之外,兼收图谱一门。而凡直省所在现存钟铭碑刻,悉宜拓取,一并汇送,校录良便。
一、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臣伏思西清、东阁所藏,无所不备,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请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弃日益广矣。臣在翰林,常翻阅前明《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然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辄具在焉。臣请敕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书亡复存,艺林幸甚!
一、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前代校书之官,如汶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历代若《七略》《集贤书目》《崇文总目》,其书具有师法。臣请皇上诏下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臣伏查武英殿原设总裁、纂修、校对诸员,即择其尤专长者,俾充斯选,则日有课,月有程,而著录集事矣。
上文这份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以下简称《意见折》),是《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其中提出的大部分意见为后来《四库全书》的纂修指明了方向。
这份《意见折》作为《四库全书》研究的重要文献历来受到学者重视。最早为朱筠撰写年谱的学者姚名达曾云:“清代朴学的祖师,一般人推为顾炎武、阎若璩,这固然不错;但朴学之所以发达,成为一种学派,完全因清政府开馆采辑《永乐大典》,纂修《四库全书》,造就了一个校书做学问的环境,所以稍有天才的人都跑到京师来校书,稍有学问的人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训诂考证之学。而提议开馆校书采辑《永乐大典》的人就是朱筠。”虽然将朱筠当作清代朴学的祖师不一定准确,但是姚氏所论《意见折》开启了《四库全书》纂修以及造成朴学风气的兴盛均为实情。
此后学者对朱筠《意见折》的讨论,大致延续了姚名达的思路,实际尚未能充分阐发《意见折》的价值。更加深入地理解《意见折》以及由之开启的《四库全书》编纂的学术价值及其学术史意义,需要将《意见折》提出的诸条意见置于学术史的维度之上考察。
一、搜书与编书:朱筠《意见折》与清高宗搜访遗书的不同宗旨
作为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产生与设计不是凭空而来的,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书所收当时各项文件中,可以大致看出它由开创至完成的大致过程,其中最早的当属清高宗的两道谕旨。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清高宗下达了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学政等搜集遗书,谕旨篇幅较长,其大意在十个月后另一道谕旨中被概括如下:“前以历代流传旧书及国朝儒林撰述,向来未登大内收藏书目者,已降旨直省督抚会同各学政通行购访,汇列书名奏闻,再令廷臣检核,行知取进。”只是这道谕旨并未引起当时各级官员的重视,下达十个月后响应者寥寥,以致清高宗在十月十七日又下一道谕旨斥责云“迄今几及匝岁,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饬办殊为延缓”,并重申其意,命“各督抚等其即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听候甄择移取。仍将现在作何办定章程及有无购得若干部之处,先行据实奏覆”。重申谕旨的下达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记载,当月就有山东、直隶、山西、湖北、河南、江西、浙江、安徽、两江等督抚上奏进呈购访遗书书目,《四库全书》的纂修也由此拉开序幕。
朱筠《意见折》的进呈时间乃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时进呈的还有一封《安徽学政朱筠奏购访遗书情形折》,可见他最初跟其他官员一样都没有领会清高宗的用意,也是将其当作普通公文而已,是第二道谕旨的颁布才让他认识到清高宗的真实用意。因此,《四库全书》纂修的开创之功自当归于清高宗。
但是,清高宗谕旨中并无开设四库全书馆这一设想,正如学者所说,是朱筠《意见折》直接促成了四库全书馆的开设,这体现了两者学术宗旨的不同。能够转变清高宗原本的学术宗旨,促成四库全书馆的开办,恰是朱筠《意见折》的价值所在。因此,有必要重新分析清高宗与朱筠在学术宗旨上的差异。
清高宗谕旨的核心其实就是“购访遗书”:在第一道谕旨中,清高宗自言“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可知其出发点是“藏书”,而“购访遗书”正是丰富完善“内府藏书”的手段,谕旨最末云“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清高宗并非历代帝王中唯一推行这一事务者,清代之前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汉代、唐代、宋代都曾大规模搜集前代遗书,清高宗的“购访遗书”正是历朝访求遗书序列中的一环。
另外,清高宗的“购访遗书”也与其本人对藏书的兴趣有关。乾隆九年(1744),清高宗命人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宋元明本之善者藏于昭仁阁,名为“天禄琳琅”,并于乾隆四十年命人编成《天禄琳琅书目》。该书目中侈陈清宫藏书中的宋元本,与明清时期藏书家讲求宋元本的风气一致,虽然是由于敏中等众人所编,但是无疑反映了清高宗个人的藏书趣味。清高宗在第一篇购访遗书谕旨中强调“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也正是从内府即天禄琳琅藏书出发,希望通过购访遗书补充内府藏书之所未备。
反观朱筠《意见折》中提出的四条建议,除了第一条“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乃是承清高宗谕旨意而言之外,其余三条所提出的搜集金石拓片,校理图书、辑《永乐大典》中佚书,撰写叙录等,都已超出访书、藏书之范畴,而是指向编订图书,这是朱筠《意见折》在学术宗旨方面与清高宗谕旨的不同。
朱筠提出的诸项工作,无论是校理图书、辑《永乐大典》佚书,还是撰写图书叙录,都是有较高学术要求的,非普通人所能办。从《意见折》中云“第汉臣刘向校书之例,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前代校书之官,如汉之白虎观、天禄阁,集诸儒较论异同及杀青;唐宋集贤校理,官选其人。以是刘向、刘知幾、曾巩等,并著专门之业”等语来看,朱筠的设想应是受到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启发,故而校理图书、撰写叙录等也都是仿效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并编撰《七略》之例,可见朱筠将刘向校书作为图书整理的最高典范。如《意见折》所举,汉代之后采用刘向等人校书之方法者尚有宋代曾巩等人,但是自宋以后此种整理图书方式即已不见推行,朱筠在清高宗下令征集遗书之后建议重新采纳刘向等人的整理方式,对征集而来的图书进行校订并撰写叙录,将这项中断数百年之久的学术传统重新接续,体现了以朱筠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对刘向校书的学术传统的重视,这是乾隆年间学术发展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朱筠的《意见折》实际代表了乾隆年间校雠学的新发展。
二、《意见折》反映的
乾隆年间学术新风貌
上文从朱筠对刘向校书的推重中探讨乾隆年间校雠学的新发展,实际不只如此,《意见折》中的诸条均能代表乾隆年间学术发展的新风貌,这是以朱筠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所从事与提倡的研究范式。
校理群书是乾隆时期学者治学的基本方式。王鸣盛言“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十七史商榷序》),这应当是乾嘉学者的共识,也是他们治学的重要方式。但是单独学者的校书受限于个人藏书数量以及见闻多寡等条件限制,无法充分进行,而若能借助国家力量征集图书,汇集异本,将使校书更有成效。
辑佚也是乾隆时期学者的重要治学方式之一。虽然古籍的辑佚工作从宋代王应麟辑《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和《三家诗考》即已出现,明代也有学者偶一为之,但是直到清代才随着汉学研究的发展而得以兴盛。清代学者对已经亡佚的古籍多所关注,其辑佚之根据多为唐宋类书与古注等,《永乐大典》这部外间罕觏之书自然是学者梦寐以求的辑佚渊薮。
朱筠本人著作不多,除诗文集外存世仅有《韩非子校正》《风俗通义校正补逸》《古诗十九首说》等寥寥几部,不足以反映其全部学术面貌,然据其同时人之记载尚有《十三经文字同异》等未能传世,可见他的治学取向也是典型的以校勘、辑佚为主的朴学,所以朱筠在《意见折》中的这些建议正是结合他自己的学术追求而提出的。
其实这并非朱筠一人的观点,而是当时治清代朴学学者的共同追求。朱筠不仅是其中的重要一员,而且是提倡这种治学风气的一位核心人物。民国时姚名达首次为朱筠撰写年谱,在《朱筠年谱·序》中有如下结论:“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其论虽不无夸张,但是姚氏所举之理由除与《四库全书》纂修相关者之外,尚有“随时随地鼓励别人去做这种事业,用心尽力帮助别人做这种事业,所以做这种事业的人都推他为盟主,而社会上一般人号通经博古之士为朱派,朱门弟子著录的有五六百人之多”,“再就他培植后学而论,如戴震、王念孙、邵晋涵都曾在他的幕府,因他的揄扬而成名,汪中、黄景仁、章学诚、洪亮吉、李威、吴兰庭、杨师曾、武亿等,不但常在幕府,以成学问,且有长寄门下,相依为生,至二三十年之久的”,“当时学者,间接受其影响而有造就者姑不具论,仅数其门人著述,已极可惊。章学诚之史学,洪亮吉之地理学,任大椿之礼制学,钱坫之文字学,程晋芳、武亿之经学,黄景仁之诗歌,孙星衍之训诂学,江藩之传记学,汪中之诸子学,汪辉祖之姓氏学,皆卓卓有名,传于后世。而其始皆直接朱筠之传授启发,方得有成”。
正是因为《意见折》中提出的校理图书、辑《永乐大典》佚书、撰写叙录等反映的是乾隆年间汉学学者的学术研究主流,所以在四库馆开馆之后能够有巨大的号召力,将戴震、王念孙、邵晋涵、周永年等一批优秀的学者集中在四库馆中进行工作。这恐怕是因为除了行政命令的权威之外,这份工作对这些学者还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三、金石学文献整理设想的失落
在《意见折》中,除校理图书、辑佚古籍之外,还有一条尤能反映乾隆年间的学术新风气,就是其对金石文献整理的建议。只是与前两条被接受并成为指导《四库全书》编纂的纲领不同,这一条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
有趣的是,这条意见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和朱筠《笥河文集》两书收录的文本中其所处的顺序出现了不同:《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的《意见折》文本如本文开篇所引,位于四条意见中的第二条;《笥河文集》中的则位于四条意见中的第四条。
很显然,这样的顺序差异应当出于朱筠本人的调整。日本京都大学文科研究所藏《笥河文集》稿本中四条意见顺序与椒花吟舫刻本一致,但稿本在四条之上分别有“一”“三”“四”“二”四字,分别对应《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的文本顺序,可见朱筠对此条意见颇为属意。只是事与愿违,最终此条成为四条意见中唯一未被采纳者。
朱筠的《意见折》奏呈之后,清高宗命军机大臣刘统勋等人讨论,刘统勋等人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将对朱筠《意见折》的讨论结果奏上,其中对于不采纳这一条建议的解释是:
古来金石刻文,现经流传可考者固多,其有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时难以搜寻者,若必令官为拓取,恐地方有司办理不善,转滋纷扰。所有该学政请将钟铭碑刻悉宜拓取汇送之处,应毋庸议。
核心意思就是避免麻烦。其实在是否开启《四库全书》纂修一事上,当时的两位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曾有一番争执,姚鼐《朱竹君先生传》载:
先生奏言翰林院贮有《永乐大典》,内多有古书世未见者,请开局使寻阅,且言搜辑之道甚备。时文正(引者按,即刘统勋)在军机处,顾不喜,谓非政之要,而徒为烦,欲议寝之。而金坛于文襄(引者按,即于敏中)公独善先生奏,与文正固争执,卒用先生说上之。四库全书馆自是启矣。
可见刘统勋从一开始即以“烦”“非政之要”为理由而欲否决朱筠奏折中辑《永乐大典》佚书等一系列提议,赖于敏中的坚持才使《四库全书》的纂修工作顺利开启。若将姚鼐之记载与刘统勋等否定搜集金石文献提议的理由相互对照,可以发现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谓“一时难以搜寻”"恐地方有司办理不善,转滋纷扰”者,都是欲求省事之辞。结合姚鼐传文,这一条关于金石文献搜辑的建议之不被采纳,或许是出于刘统勋与于敏中在争执之后的折中,即刘统勋同意开启《四库全书》纂修,但坚持否决搜辑金石文献这一提议。
其实,金石文献的搜辑在当时并非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不久,嘉庆十年(1805),由王昶主持编纂的《金石萃编》成书并刊刻流传,对清代金石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昶与朱筠为乡试、会试同年,且曾同任考官、四库馆纂修官,有“北朱南王”之称,他在朱筠死后所作《朱君墓表》中云他与朱筠“流连文酒,商榷图史,无弗同者”,可见二人在学术上志同道合。在《金石萃编序》中,王昶自言“宋欧(阳修)、赵(明诚)以来为金石之学者众矣,非独字画之工使人临摹把玩而不厌也,迹其囊括包举靡所不备,凡经史小学暨于山经地志、丛书别集皆当参稽会萃,核其异同而审其详略,自非辁材末学能与于此。且其文亦多瑰伟怪丽,人世所罕见,前代选家所未备,是以博学君子咸贵重之”,对金石文献的价值进行了系统概括。朱筠在《意见折》中虽未详细论证金石文献的价值,但从其与王昶的密切关系和他将此事列为与搜辑遗书等并列的措施来看,《金石萃编序》所言应是朱筠、王昶二人的学术共识。
王昶《金石萃编》中云其所收为“三代至宋末辽金”的“一千五百余通”,这自然不是当时存世金石文献的全部,但是以一人之力即可搜罗至此数,可以设想若当时接受朱筠建议在征书的同时征集金石拓片,其所得必然远超《金石萃编》所收。
当然,如刘统勋等所说金石文献多“僻在山林荒寂之所,一时难以搜寻”者,其搜罗难度较之图书更高,但是难度高并不意味着毫无可能。王昶在《金石萃编序》中不无自豪地称自己“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澨,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以至往来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可见其对金石拓片搜罗用力之持久。其实当时醉心于金石拓片搜求者并非只有王昶一人,这是乾隆年间许多学者的共同兴趣,例如翁方纲、钱大昕等人都对金石拓片的搜求非常重视,其文集及书信中至今仍保存有众多他们当日访求金石拓片的文献,乾隆时期学者中形成了一股非常浓郁的“访碑”风气。”朱筠与这些学者均有密切交往,且自己就参与到了金石文献的访求之中,自然熟知其中情形。既然当时学者中已经广泛存在凭借个人亲友及委托拓工等方式搜寻金石拓片的情况,朱筠提出的由国家统一组织全面搜罗和拓取金石拓片等文献的建议也并非不可行,因此刘统勋等回复中的理由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不过是托词而已。
乾隆年间访碑风气的兴盛并不只是由于个别学者的附庸风雅,而是金石学研究兴盛的产物。清代学者继宋代欧阳修、赵明诚等金石学大家之后,重新重视金石文献的价值,并将之运用到经史文献的校订研究中,其中以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最有学术价值且影响最大。钱氏之书充分运用搜集到的金石文献考索史事,创获众多,于史学研究贡献甚巨。朱筠与钱氏过从甚密,自当熟知钱氏此作,其访求金石文献之提议应当就是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毕竟学者限于个人能力无法全面搜罗,若以国家力量推动此项事业,所获必更多,对于学术研究的推动自然也更大。由此可见,朱氏此一建议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在深入参与学术活动之后对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的预判,其学术上的远见卓识迥出不事学问的军机大臣如刘统勋等人之上,因此这一条虽然是四条中唯一未被采纳者,却并不意味这一建议毫无价值。这项工作最终由朱筠的好友王昶完成,王昶实现了朱筠的学术设想,《金石萃编》在此后学术研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也印证了朱筠的预判,证明了他的这一建议的重要学术价值。
结 语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典学术文化的巅峰,其纂修之实施固然得益于当时最高统治者清高宗的大力支持,但是若非有朱筠所代表的当时一批顶尖学者的参与,其所能达到的高度必定受限。朱筠《意见折》的意义并非顺从清高宗的征书谕旨为其献计献策,而是能够高瞻远瞩地设计出征集遗书之后的学术整理工作的纲领,并成功将当时兴盛的朴学学风融入这项工作。《意见折》代表的是朴学学者的学术追求,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指明了方向,也为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四库全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整理图书与乾隆年间朴学学风碰撞、融合的成果。以朱筠为代表的一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堪称豪华阵容的顶级学者的参与,尤其是其中专治朴学之人,诸如戴震、邵晋涵、程晋芳等,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这项集体工程的学术品质,这是《四库全书》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古典学术文化高峰的重要原因。《意见折》作为这项工程实施之初的纲领性文件,对我们从学术史角度重新解读《四库全书》的纂修方式选择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意见折》本身的学术价值并不仅限于开启《四库全书》的纂修,其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朱筠和以朱筠为代表的一批乾嘉朴学学者的共同追求,在当时具有相当的超前性。
作者简介
赵庶洋,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献研究所副教授。
主编:陈晓华
常务副主编:王玉敏
副主编:魏新
编辑部编辑:何晓晓 管众 孔硕 刘兆轩 聂毅 史欣琪 王晴 伍萍萍 姚艳芳 张明
本期责编:聂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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