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湛读了陈寿的三国志后，为何会销毁自己的魏书？

这反映的其实是史学自觉尚未完全形成前，古人对待史书的态度与今人所存在的部分差异。

站在今天的角度，三国志是一部存在着诸多缺陷的作品，其最为人所诟病的无疑是内容简略，缺乏志表，在史料价值上只能排在前四史的最后一位。因为三国志实在过于简略，以至于后世学者们研究三国时期的地理制度时不得不参考晋书、后汉书乃至年代差着两个世纪的宋书。所以大家很难理解的是，在三国志刚问世的西晋初年，这是一本许多人心目中的完美史书。

夏侯湛读了三国志之后直接把自己的作品销毁了，张华表示要将晋书托付给他，时人也称赞陈寿擅长叙事，有良史之才，更夸张的是张华和荀勖还表示即使是班固司马迁的水平都赶不上陈寿。陈寿只是个仕途平平的益州士人，而夏侯湛出身豪门，张华、荀勖更是司马炎的宠臣，这帮人根本没有给陈寿拍马屁的必要，只能说明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赞叹陈寿水平高。

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
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又著《古国志》五十篇，品藻典雅。中书监荀勖、令张华深爱之，以班固、史迁不足方也。

张华

要解释三国志为何在当时评价如此之高，就要理解古文经学的流行和经史不分家的大环境。经学是东汉时期最大的显学，是朝廷治理国家的思想纲要和上流人才的必备技能。与之相比，史学尚未完全形成自觉，司马迁开了私撰纪传体史书风气之先，但曾一度被列为限制级图书，在西汉后期史记真正流行开来后才在部分人当中掀起了续写史记的风潮。

但这个时期人们还没有普遍把史学本身当作一门专门的学问，认识到史书记录历史，供后人研究某一时期各个领域，参悟治乱兴衰的独特功能。司马迁本人解释其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相比于把史记写成一本功能性的史书，他本人更希望围绕这本著作产生出一门学问来，如同诸子百家一样。包括后来的曹植也曾表示，如果不能实现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理想，就打算学习司马迁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可见当时许多创作史书的人并非以保存史实为第一要务，而是通过撰写史书表达自己的个人主张。

曹植

陈寿去世后，就有人上疏说陈寿所写的三国志里有很多劝诫之言，辨明了古人得失，对世道教化很有帮助，于是朝廷派官员去陈寿家里抄写三国志，令其广为流传。在这个故事里，史书还承担起了道德教化的作用。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按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陈寿

考虑到纪传体史书发展到西晋初年还只有寥寥数本，学者们对史书的功能理解不深倒也情有可原。而像春秋这种由孔子删定的国别体史书，长期是被归入经书的范畴的，因此在经史不分家的前提下，史学只能依附于经学，得到一个模糊的定位。一些作者甚至抛弃史书的实录功能，直接在作品里强行模仿古文，例如裴松之曾吐槽孙盛经常用左传里的语句来顶替史料原文，陈寿的老师谯周还用大夫这个春秋官职来替换掉李斯的丞相职位。

而在古文经学运动兴起之后，出现了一股删书的风潮。古文经学崇尚微言大义，王莽时期就曾删减五经章句。之后各路人马把魔爪伸向各种经书，例如樊儵删公羊严氏春秋，结果张霸嫌樊儵删完后还是剩得太多，又继续删。桓荣把从朱普那里学的40万字欧阳章句删成23万字，他儿子桓郁再接再厉删成了12万字。这还不是删得最狠的，张奂把牟氏章句从45万字删成9万字，删减率达到惊人的80％，十句话删了八句。包括东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也同样致力于删书事业。

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
儵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氏学。
初，霸以樊儵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
初，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郁复删定为十二万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

在这种前提下，史学者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风气影响。从东汉以来，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的作者，都有删书的记载，甚至官方还下令删减各类史书的篇幅，制成新书，以方便阅读。这股风潮在两晋达到顶峰，例如傅玄曾批判东观汉记内容太繁杂，司马彪也给出同样的评价，当时谯周已经删过一次东观汉记了，司马彪则表示删得还不够。他和华峤不但批判东观汉记，还身体力行地自撰东汉史书，最后司马彪写了八十三卷，华峤写了九十七卷，而东观汉记原本有一百四十三卷。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迄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
初，峤以《汉纪》烦秽，慨然有改作之意。会为台郎，典官制事，由是得，遍观秘籍，遂就其绪。

其他史学家里，袁宏表示后汉书内容太多太乱，自己越读越烦躁，晚上连睡都睡不着，于是写了本后汉纪。袁崧则表示史书写作有五大常见弊病，其中第一点就是材料堆砌、内容繁杂，缺乏条理和系统性。与之对应的是孙盛和干宝等人的作品因为用语简约受到过时人的称赞。

予尝读后汉书，烦秽杂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直到刘宋初年，随着史书的增加和史学的发展，大家才回过味来，发现史书这玩意根本就不应该拿简约来当优点。史书的第一要务是把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应该追求的是实录，你要是写得过于简单，在事件描述上反而容易失真。于是范晔、沈约、裴松之等人身体力行地创作出了一堆大部头，尽量把史书写得更加详细，刘义隆就对裴注大为称赞。

但放到陈寿写三国志的那个时期，大家对这玩意的感想只有一种——太牛逼了，他居然真这么写出来了！他已经掌握了史学的最高奥义（微言大义），班固、司马迁跟陈寿比算个屁啊，他的对手应该是孔子、左丘明这种上古巨巨。

总之，你能够理解夏侯湛销毁作品时的心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