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鲁：明太祖朱元璋“国退民进”言论举例

明太祖朱元璋“国退民进”言论举例

周鲁

今人论明太祖朱元璋者，多言其精于帝王之权术，以至于形成戏剧化、脸谱化之形象，然洪武于儒家正统之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并非无吸纳之意，今略举证数则。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三十一云：

上曰:“躬擐甲胄，决胜负于两阵之间，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若承流宣化，绥辑一方之众，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六十四云：

辛卯，上谓中书省臣曰：“或言刑名、钱谷之任，宜得长于吏材者掌之。然吏多狡狯，好舞文弄法，故悉用儒者。且自古以来，兴礼乐，定制度，光辅国家，成至治之美，皆本于儒。儒者知古今，识道理，非区区文法吏可比也。……”

按：明太祖之言，一则论武夫之事与儒者之事不同，一则论文法吏与儒者之不同。前者与汉高祖“马上得知，不可马上治之”之论略同，后者则与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之论不同。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一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丑侍臣有言：“近御史周某上言兴利之事，此人心术不正，宜明正其罪。”太祖曰：“然。朕已命黜之。当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夫知人为难，而知言亦不易。故听纳之际，不可不审。”

按：明太祖之言，论君子得位与小人得位之别。盖君子心存于天下国家，欲行其道，而小人心存于伤人害物，欲济其私。故人主用人听纳之际，不可不审慎也。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九十八云：

南雄商人以货入京，至长淮关，吏留而税之，既阅月而货不售。商人讼于官，刑部议吏罪当纪过。上曰：“商人远涉江湖，将以求利，各有所向，执而留之，非人情矣。且纳课于官，彼此一耳。迟留月日，而使其货不售，吏之罪也。”命杖其吏，追其俸以偿商人。

按：南雄商人贩货入京，至长淮关而受吏之阻，历经数月而货不售，遂有“民告官”之举。由前引《明实录》之言，可知明太祖对于俗吏之评价，为“多狡狯，好舞文弄法”，严厉处罚刁难商人之小吏，正体现了其对于俗吏之痛恨与对民营商业之保护。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五云：

丙子，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地产铁，元时尝于此置铁冶，都提举司总辖沙窝等八冶炉，丁万五千户，岁收铁百余万斤，请如旧置炉冶铁。”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铁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是又欲驱万五千家于铁冶之中也。”杖之流海外。

按：广平府吏王允道建议官办冶铁，而被明太祖重责。明太祖之上谕，一则言当时冶铁之数尚多，军需不乏，而民生已定，若复设此，则必扰民，一则申述儒家关于天下之利之主张：“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

《明实录》之《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云：

丙子，府军前卫老校丁成言：“河南狭州地有上绞、下绞、上黄塘、下黄塘者，旧产银矿，前代皆尝采取，岁收其课，今锢闭已久，若复采之，可资国用。”上谓侍臣曰：“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朕尝闻故元时江西丰城之民，告官采金，其初岁额犹足取办，经久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盖土地所产有时而穷，民岁课成额征取无已，有司贪为己功，而不以言，朝廷纵有恤民之心而不能知，此可以为戒，岂宜效之。

《孟子·梁惠王上》云：

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赵歧《注》云：

征，取也。从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争，各欲利其身，必至于篡弑，则国危矣。《论语》曰：“放于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为名也。又言交为俱也。

《礼记·大学》云：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又云：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欧阳修《居士集》卷四十五《通进司上书》云：

其三曰权商贾。……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通流而不滞。然为今议者，方欲夺商之利，一归于公上而专之。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司马光传》云：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

按：《孟子》与《小戴礼记》之《大学》篇所云，为中国传统社会之经典名言，亦为儒家学术中之基本政治理念，宋儒欧阳文忠公与司马温公所云，实承其意，而明太祖朱元璋所云，与宋儒欧阳文忠公与司马温公所云，何止其意相同，其字句亦有类似也。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之“财用”条云：

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

《日知录》卷十二之“言利之臣”条云：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

又云：

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按：清初大儒亭林先生在其名著《日知录》一书中，多有明亡过失之反思，“财用”条与“言利之臣”条中对于《明实录》之《太祖实录》中两段记载之复述与称许，即与此种反思有关，并指明太祖朱元璋“‘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又言“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

《书·盘庚下》云：

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孔颖达《疏》云：

言迁事已讫，故叹而敕之：“呜呼！国之长伯及众官之长与百执事之人，庶几皆相与隐括共为善政哉！我其勉力大助汝等为善，汝当思念爱敬我之众民。我不任用好货之人，有人果敢奉用进进于善，见穷困之人能谋此穷困之人安居者，我乃次序而敬用之。

按：“不肩好货”，典出于《书》，儒者多以此为盘庚迁都后训诫臣子之言。

丁祖豪《明清之际伦理思潮功利主义倾向》（刊于《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二〇〇〇年第一期）一文云：

在理学家看来，财、利二字是大忌讳。顾炎武则明确地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言利之臣》）……这些立国为民富的思想，带有新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的启蒙作用。

许苏民《“内发原生”模式：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实为明万历九年》（刊于《河北学刊》二〇〇三年第二期）一文云：

首先，从经济思潮看，明清之际具有近代性的经济思潮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二是反对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经济运作，主张自由贸易。传统社会的显著特征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经济运作，而明清之际早期启蒙学者则主张发挥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李贽主张在自由竞争中“各遂千万人之欲”，王夫之鲜明地提出了“人无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的命题，戴震亦认为“凡事之经纪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经纪之责专而为利实”。

按：当代学者，多有不能读古书而论所谓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者，故误以明太祖“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一语，为后人所云，此虽贻笑大方，然亦反证洪武所论，不仅符合儒家历来之古训，且与现代通行之政治理念不悖。又今人亦多有言市场经济之思想源自近世西方者，此又不能读中国古书之故也。

综上所述，由《明实录》之《太祖实录》所记，可见朱元璋对于民营市场经济之态度，既符合传统儒家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又与今人所言之“国退民进”相类似，特别是“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一语，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而言，仍具备严肃之警示意义。

西历二〇二二至二〇二三年作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