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将士们，如果军饷发放不及时，可以考虑自费打仗

千禧年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面临类似的经济难题： 传统经济周期变得不再明显，“衰退-萧条-复苏-过热”的经济过程不再泾渭分明，取而代之的是萧条与过热的叠加存在，简单总结一句话：上层通胀，底层通缩。

更令人绝望的是，传统的财政刺激政策所能带来的效果正在经历边际效应递减，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印钞机明明在24小时运转，但整个社会，确切的说是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似乎仍明显感觉缺钱。

如果一个社会的体感是缺钱，千万不能只盯着供给端，流通端的问题也不能忽视。

钱的问题，是一个古今中外都绕不开的核心问题，大明王朝的末期，历史老人在用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口吻讲述一个让所有人感到不可思议的笑话：无论是资源禀赋还是经济水平都比大明低不止一个维度的后金（满清）政权，竟然能用“高薪”不断地吸引明军为其卖命。

“明军不满饷，满饷不可敌，何处能满饷？关外皇太极”，明朝末期，底层官兵缺钱情况之严重，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军饷不发不说，有时武器装备还得自己准备，“自费打仗”可不仅仅是一句玩笑话。

大明朝的军队为何会穷到这种地步？之前的文章已经详细介绍了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江南士绅群体如何千方百计地少交税不交税。

但也正如上文所说，钱无法流向真正需要钱的人，多数情况都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钱的源头出现问题，第二则是钱的流通环节出现问题。

江南士绅们千方百计逃税，影响的是钱的源头，税收不上来，明廷的财政持续紧张，能用作军费的钱自然也就不会太多。

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明朝是一个以农业税为绝对税基的王朝，而江南士绅们千方百计逃掉的更多是工商税，也就是说，就税收的绝对值来看，明朝后期与前期的变化不算太大，当然，明朝后期的支出明显多于前期这也是事实，不过就算仅仅看军费这一项，我们也会惊讶地发现：明军的军费成本在抬升，但明军的战斗力却在持续下降。

崇祯皇帝后来竭泽而渔地加派“三饷”总数已达上千万两白银，这些钱大部分用在军事上，就算实际被用于军事上的钱只有几百万两，这些钱如果给朱元璋和朱棣已经够把漠北扫上不止一遍了，但在崇祯皇帝手中却连个响都没听到，这一切真的只是因为崇祯皇帝的能力太差？

还有一个在网络上非常火爆的问题也值得深思：为什么魏忠贤在时，辽东战线上似乎不太缺钱，有人说他能从东林党处要来钱，但至少从公开的数据上看，魏忠贤时期，明廷在江南获得的税收并没有大幅增加，既然钱的总量没多，那么魏忠贤又有什么其他的“秘诀”呢？

明末辽东战事崩溃根源在钱，钱的问题不仅来自供给端，也来自流通端，造成供给端问题的是江南士绅，而造成流通端问题的则另有其人。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明军进攻大都，元顺帝放弃大都北逃，至此蒙古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

但百足大虫，死而不僵，一个世纪前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尚未完全褪色，朱元璋的大明王朝虽然建立了对中原农耕区的统治，但同时也在面临最严重的边境压力。

蒙古铁骑仍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挥师南下，为了应对北方蒙古骑兵的威胁，朱元璋在帝国的漫长的北部边界线上陈列重兵。

养兵自古以来就极为费钱，如果完全用国家财政去供养一支如此规模的军队，花费无疑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为了防止刚刚建立的国家被军费开始拖垮，朱元璋借鉴了从三国时期就开始存在的屯田制度以及北周、隋唐的府兵制而设立了卫所军事制度。

卫所制度是一种耕战合一的军屯制度，国家将一定数目的土地划归给各地军事卫所以供其耕种，卫所中的军户世代为军，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卫所军事屯田制度的好处显而易见，就是大幅节省了供养庞大军队的成本，卫所中的军户通过军屯实现自给自足。

明朝初期，由于刚刚经历过大规模战乱，边境地区大量土地荒芜，明廷在边境大量设置卫所，并以军屯的方式让边境土地重新焕发出经济活力。

随着边境军屯土地被大量耕种，军屯粮食产量大增，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朱元璋骄傲地表示：吾养百万之兵，不废百姓一粒粮。

军屯制度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达到巅峰，全国卫所内在籍军户有200余万。

永乐年间，明廷还设立了有关军屯的奖惩制度，年产粮量达18石以上者奖，18石以下者则罚。

伴随着明朝前期经济的持续恢复，国家财政状况持续好转，卫所中的军户们除了能获得军屯所得的粮食外，还能获得国家放发的月粮，以及一些置办军服的钱，总之，明朝前期卫所兵的日子过得虽算不上富足，但也能够维持温饱。

记住卫所中官兵们一同耕种，一同训练，一同征战的温馨场面吧，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变得面目全非。

明朝前期，各卫所中的军户待遇尚能维持温饱，但如果将所有待遇加在一起，我们仍能发现，明军待遇整体上不如两宋。

但朱元璋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宋朝是募兵制，当兵是一种职业，士兵的一份军饷得能够养活一家老小，而在明朝，当兵不止是一个人的职业，还是一家的职业，只要你的家庭中还有男丁，就永远能获得朝廷给军户的待遇。

朱元璋的态度很明确，待遇上确实低了一点，但是稳定呀，用稳定性换待遇，这是朱元璋给的答案，但稳定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想用稳定性来降低成本，就得承担稳定的代价。

第一个代价很快显现：卫所制度这种耕战合一的军事制度其实是更倾向于生产而非作战，明成祖朱棣时期五征蒙古，卫所军户们被频繁的军事调动搞得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为了应对军事行动的需求，卫所内部自行进行人员分流：屯田的人专门负责屯田，打仗的人专门负责打仗，其实走到这一步，军人职业化的雏形便已经形成了，朱元璋设立军事卫所时所期望达到的军民合一的效果便已经丧失，在战争需求的驱使下，卫所军户们也在事实上分流出了打仗的“军”和屯田的“民”。

但这种分流在形成的初期不但没有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反而因为能够把军户中相对善战的筛选出来，而一度提高了明军的战斗力。

明军也针对这种情况给出了解决方案：每次出征前从各卫所中挑选出士兵，组成“营”，再以“营”为作战单位集中训练和作战，朱棣远征蒙古时大放异彩的“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

随着“营兵制”的出现，军事卫所的战斗属性被进一步剥离，卫所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由军户们耕种的生产单位。

到了明朝中期，大量卫所中的军户逃亡，明廷虽然不断出台相关法令，但仍无力改变这一现状，土木堡之战后，作为明廷精锐的营兵大量战死，卫所制与营兵制双双面临巨大考验。

明中期的嘉靖年间，明廷卫所中的军户大量逃亡，再加上卫所兵中的精锐在土木堡一战中大量阵亡，卫所制度其实已经走到了尽头。

首先得去回答一个问题：明廷卫所中的军户为什么要逃亡？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包括朱元璋在建立卫所制之初就对卫所中的军户设置了一些歧视性规定，比如卫所中的军户必须世代从军，不得从事其他行业。

再比如营兵制确立后，明廷为了体现直接参与战事的士兵和屯田的军户之间的差别，将原本普遍发放给所有士兵的月粮仅仅发放给参与作战的营兵。

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的结果：军户中负责生产的成员，其工作性质其余与一般的民户无异，但一般的民户在缴纳完国家的税赋后，剩下的就是自己的，国家税赋是固定的，而军事开支是随着战事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理论上讲，国家的军事开支都要由卫所中的军屯人员来提供，这就造成了军屯人员所要承担的实际负担远比民户要重得多。

另外，为了保障卫所中的军户们安安心心世代当兵，朱元璋还非常“贴心”地降低了军户可以参加科举的名额。

以上两点是制度设计中便存在的对军户的系统性歧视，这些是摆在明面上的，而隐藏在暗处的原因可能更加可怕。

请大家再来回忆一下明军卫所制度的组织形式：国家圈定一些土地作为军屯区域，卫所中的士兵们耕种这些土地来供养军队，卫所中的军户世代当兵。

怎么样？是不是看起来每一项都挺有道理，但这三个条件勾兑到一起，就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明廷划给军队作为的土地大约是其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土地兼并”是中国古代一个克服不了的顽疾，地主豪强们以数十年为时间尺度对自耕农的土地进行兼并，并大约在20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土地集中，这也就是一个王朝的正常生命周期。

豪强们通过和平赎买、官商勾结、利用灾年坐地起价等方式要用200年左右时间兼并全国大部分土地，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兼并掉全国十分之一的土地需要的时间要远短于200年？

有人可能会说：军队的土地，哪个豪强敢动？

谁告诉你豪强只能来自于外部，军队内部就不会形成“豪强”？

军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且其管理特点就是等级分明，这样的管理模式再结合上军户需要世代为兵的特点，上级对下级的拿捏将是死死的，军户中的长官想要兼并土地，可比民间的豪强要容易多了。

嘉靖年间，明廷的财政系统尚未崩溃，但卫所制下的明军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崩溃状态，明军为何会先于整个大明崩溃，答案让人啼笑皆非：因为大明军事系统的各卫所比整个大明社会率先完成了土地兼并。

嘉靖年间，海外倭寇敢在东南沿海地区大举劫掠，北方蒙古也是屡屡犯边。

大明的卫所军事体系已经崩溃，但你的敌人可不会因此就让着你。

面对南北两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明廷不得不进行军事改革，而南北双方也根据自己情况的不同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解决方案：

商品经济更发达，卫所相对较少的南方直接绕开了卫所在民间募兵。

而商品经济较落后，卫所数量众多的北方，则进行了所谓的“家奴”制改革，这是在保留了卫所制度下的改革。

上文提到，明廷在军事卫所在明中期已经完成了土地兼并。

历史上土地兼并的结果是自耕农沦为佃农，自耕农与佃农的不同之处在于：失去属于自己的土地而不得不替地主耕种的佃农会对地主产生人身依附，晚清时期，在一些地区竟有佃户娶妻嫁女，地主要初夜权的传统，这就是人身依附的具象化体现，佃户在名义上虽然并不是奴隶，但在这样的人身依附下已经具有了半奴隶性质。

当然，如果一个地区的土地尚未太集中，佃户们倒也不必如此卑微，因为一个地主不允许他们耕种，他们尚可以找其他地主去种地谋生，但明廷卫所制度下，军户们走不了，他们得世世代代待在一个卫所，如果没有意外，你的上级永远是你的上级。

军屯土地较少，军中豪强兼并本来就更容易，再加上卫所制度本身限制了军户的行动，要不了多久卫所中的士兵就会对军官形成人身依附。

在这种制度下，下级军官和士兵想要出头就只能成为军官的亲兵，甚至家奴。

在李成梁军中待过的努尔哈赤在日后设立八旗时设立了“包衣奴才”制度，而满清王朝的一个奇怪之处在于“奴才”的地位比“臣”高，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来自于前明的卫所。

土地兼并完成后，整个社会经济会变为由豪强主导的庄园经济，而明廷的军屯土地被兼并完毕后，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会演变为由军官主导的“家奴”制度。

豪强的能力出来有强有弱，明廷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就是一个能力强的军中豪强。

好处是别管他用什么办法，他能让辽东这块民族成分复杂的土地继续被大明控制，坏处是他在用个人能力为这套已经烂到根的制度强行续命。

南北双方各自给出的制度设计一度让明廷军事体系再次焕发出活力，但明军“重振雄风”的背后有着太多隐忧。

首先就是军费开支的大幅增加，南方的募兵并不隶属于卫所，当兵打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职业，募兵的军饷历来较高，戚继光组建的戚家军，军饷为每年18两，战事胶着时还得发“双饷”。

但明军在大规模开展募兵的同时是否有大规模裁撤卫所呢？好像没有。

等于原本的卫所兵，包括那些已经失去军事意义的卫所成员的钱朝廷还得一分不少地出，除此之外，还得再拿一份募兵的钱。

这样的局面在募兵制刚刚出现时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相比于持续不断的边患，募兵拿的那点钱不算什么。

但所有的制度都有漏洞，而漏洞一旦被抓住，就有巨大的套利空间。

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设立的卫所已经与整个明帝国的军事体系深深绑定，就算后来朝廷以募兵的方式来弥补卫所制功能之不足，也不可能将卫所制度完全排除在外。

明朝末期频繁募兵，这些招募的新兵常常要挂靠到各卫所之中。

由于战事频繁且残酷，明廷后期给募兵的名义军饷是很高的，动辄超过20两，但欠饷问题却也成为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顽疾，明廷为何会欠饷？

第一反应肯定是朝廷没钱，当然，税种单一，还要养活大批宗室的明廷确实也没钱，但在加派三饷后，明廷在最后十几年名义能够被用于军事上的钱加起来达到2000万两，这些钱如果能被合理利用，明朝绝不是那样一个结果。

不止是钱的来源有问题，钱的流通环节也有大问题。

大明军事卫所经过土地兼并后，呈现出的是这样一番景象：将军们拥有土地，拥有对士兵的支配权，拥有对朝廷支付给卫所的钱粮的支配权，这是什么？没错，军阀。

军阀需要自己养兵，所以有三样东西是军阀的命根子：钱、粮、亲兵。

明廷将希望用于前线打仗的钱和新招募的士兵交到已经军阀化的卫所将军手中结果会是怎样的呢？

对于已经军阀化的卫所将军来说，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一定是用这笔钱最大程度的强大自身，具体来讲就是，克扣新募之兵军饷，用于自己的亲兵的装备置办和待遇发放上，明末只有将军的亲兵才有好的武器，就是这个道理。

明廷把钱交给已经军阀化的将军并寄希望于他们去打仗无异于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严格意义上讲，明朝末期的军事体系在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军阀联盟，对于军阀来说，无论是剿灭后金还是李闯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但是借着后金与李闯的由头敛财强化自身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好，现在要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了，这些军阀化的卫所将军为何在日后逐鹿天下的过程中一败涂地？

答案还是在卫所制度上，卫所制度的核心是世代为兵，人物之间的关系几乎固定，所以将军选择的亲兵也大多是卫所中的老兵，卫所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它造就了卫所内成员的相互认同的同时，也封闭的外来人的加入之路，新招募的士兵到了已经盘根错节的卫所，只能成为“自费打仗”的炮灰。

相比之下，满清倒成了当时那个时代最开放的组织，只要剃了发，入了旗，就是自己人，各种待遇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