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问诗与“绘事后素”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辑录乃师的言传身教而成，是战国后期以降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论语》具有很深远的学术与思想价值，这一语录体文本集中探索了我国古典的历史、政治、哲学、道德、审美、文艺等方方面面，其中就有对自西周至春秋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的轩邃探究。《论语·八佾》一篇中“子夏问诗”部分则集中体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诗学思想，子夏所问之“诗”首指《诗经》中的具体诗句，但又进而在师徒交谈中衍生为对《诗经》整体乃至诗本身的意义求索。

《论语·八佾》子夏问诗一段言简意赅、不足百字，却充分彰显了孔子论诗的温婉悠长且博大精深，原文由两段问答组合而成：“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虽然对话简短，但夫子与子夏的性格及其思路的反转却错落有致，两位人物的形象和教学相长的场景霎时都变得活泼了起来。

子夏所问之诗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为子夏所引之诗，前两句出自《诗经·卫风·硕人》第二节，相传该篇为卫人赞誉庄姜的美貌而作。但第三句“素以为绚兮”则颇具争议，宋人周子醇认为这句属于“孔子删诗有删一句者”。朱熹认可了这句诗的丰富意蕴并推断孔子势必不会删此一句，他进而以为三句相连不见今传，或为“逸诗”，这也是多数学者的最终意见。晚清王先谦以为鲁诗有此一句。黄怀信则认为孔子以“素以为绚兮”解《硕人》此二句，子夏不解“孔子解诗之语”，故追问之。不论如何，因为《八佾》的“效果历史”，这三句诗已经永久地绑定在了一起。

“何谓也”为子夏之“问”。考虑到孔子最后说“始可与言诗”的意味，也许孔子认为此前是不能和子夏言诗的。我们会设想，孔子要么当作子夏在以不懂诗的门外汉态度提出疑问，要么便预设子夏是兼有设问（明知故问）和反问之态度。这种态度或可以理解为子夏读诗对“美”产生了心醉神迷或柏拉图《斐德若篇》中四种“迷狂”之一的精神，甚或再反讽与大胆一些，是拿前两句对女性容貌神情之美的形容与第三句的“绚”来向老师诘问乃至开玩笑。

对于不能与言诗的子夏的这种发问，孔子并没有采取一板一眼地解读的解经式回应方案，而是省略了前两句，以点带面地针对最后一句作了回答。因三句相连之故，所以“素以为绚”亦指当时妇女妆容。孔子答“绘事后素”，显然对应了他“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思想。可见，孔子言诗不光言美，也常将其置于教化、义理层面来谈。读者还会联想到那段诗可以兴、观、群、怨、事父、事君、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纲要。这两句加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可谓孔子谈“诗”要义。因此，夫子在此谈“素以为绚”首先不止于妇女妆容而切换到了绘画原理，随之又超越绘画原理而上升至儒家义理。

“绘事后素”的多重解释

“绘事后素”历来解释不一，大体可分为郑玄说与朱熹说两种。第一种为郑玄解释的先布五彩众色而后以素色分布勾勒，可将其命名为“后素说”；第二种解释相反，是朱熹分析的先以白的粉底为质而后施彩，亦可谓“粉底说”或“先素说”，全祖望、杨伯峻、李泽厚便从朱熹说，钱穆则从郑玄说。显然，郑玄“后素说”将孔子该句中的“后”字理解为“而后”“然后”：先“绘事”，而后再是“素”。朱熹“先素说”则将“后”当作是“后于”，也就是说“绘事”后于“素”，“素”先于“绘事”。

对“后”理解的差异也源于对“绘事”中“素”的不同解读。后人多有考辨当时画事并产生诸种烦琐阐释，郑玄“后素说”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达素说”，将“素以为绚”理解为《周礼》的“素功”和清代凌廷堪所谓的“五采待素而始成文”。绘画五彩缤纷，但只有最后用“素”（色）才能达“素”（文质合），绘画通过素色完成层次感与对比度，同时也指向何晏的“以素喻礼”。子夏答“礼后乎”正映衬夫子“兴于诗，立于礼”的次序——人有五性，礼为其节。抑或质待礼而后方成文。

汉郑后素说由此自圆其说，宋朱先素说同样有理可据。研究绘画者也有解释称“绘事后素”大意为先素描或施素底、后绘事设色，两种工艺技术要求不同，前为高明基础、后属锦上添花，概不同画师所为，甚至突显了二者“礼”之等第。但多种解释不论如何，其实在义理层面上依然可归而为一，即素之为底或素之为本是主体之所在。孰先孰后的区别仅在于“后素说”用礼完成人天赋的修治，“先素说”则以礼观诗，强调“依于仁”的“游于艺”。夫子究竟还是在文学讽喻的意义上回应子夏问诗的。

可见，孔子以“素”一字辩证回应了子夏欣欣然所引的一连串“绚”。没有“素”的“绚”只是本来不漂亮的容貌或品质靠着化装、饰演来惑人眼目，这般容貌或气质就非画龙点睛，而只能是“瑜不掩瑕”。反之，有素为本方可“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果素是道、德、仁，那么绚便是礼。也就是以礼为人文来补充天道与人性，进而养成一个“做出来”的品德，此亦贴合荀子之义；若素是“礼”，则绚便是“乐”了，《孔子家语》云：“古之人与上古之人，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礼记》有“不能乐，于礼素”又及“达于礼而不达于乐，谓之素。”说到底，谈的是一个本末问题，子夏引诗舍本逐末，孔子针对性地予以批判。

起予者商和始可言诗

《毛诗序》（一说为子夏所作）有言曰“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堪为后世对子夏形象的接受美学。在师生对话的效果历史下，子夏发出了“礼后乎”的解读，鉴于古汉语语法和解经传统的歧义性，该解读可以对应上文中两种解读的任意一种。但这并不影响有求诸内、求诸己而后发乎外、求诸人的本末与文质等次。

诗可以兴，孔子的类比性隐喻回答得到了子夏类比性隐喻再回答，谐谑与严肃的并兼令夫子欣慰。于是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朱熹曰：“所谓起予，则亦相长之义也。”孔子感喟于子夏举一反三、以小见大，爱徒之心顿起而夸他启发了自己，以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文学爱欲，亦乃老师教化而有所成的大欣喜。夫子岂不懂这些道理？学生启发老师云云有谦虚成分，显示着孔子对学生的爱护。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之后，“诗三百”逐渐成为童蒙，但是在孔子之前，世间没有标准的教科书，培养仁与行不比培养礼与知次要，二者反复相长而形成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反对形式主义但也反对本质主义，强调本中有形，形以显本，虎豹之鞟并非犹犬羊之鞟。言一出口，驷不及舌。以诗教化，而后君子乃立，立的不是诗，而是诗以人文所化的人性。《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人之出生是半成品，生而知之的是少数，即便天才也需要学而知之。学需要诗与文，天地人三才以此统乎一。其中才性、才学的辩证法之生生不息才是最终的易。这大概便是“子夏问诗”的一种可能的终极阐释了。

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古今中西的人文典籍都为我们识鉴孔夫子的诗学提供了多角度的镜子。“绘事”与“素”都很重要，“素”是兴、问、言、论诗的必要元素，是人文之本，而“绘事”则是让句子变成诗、让诗成为艺术的不可或缺的美和文学性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