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鸭蛋、汽锅鸡、手把羊肉、豆汁！漫谈汪曾祺作品中的饮食文化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星空中，汪曾祺像一颗独特的星辰，散发着温润的光。翻开汪曾祺的书页，食物的香气便扑面而来。这位作家对饮食的描写，不是简单的口腹之欲，而是承载着深沉的文化思索。在他的笔下，一盘炒米、一碗咸菜茨菇汤、一块高邮咸鸭蛋，都成了文化的密码。这些关于吃的文字散落在他的作品中，像撒在田间的谷粒，俯拾即是。

胡河清在《汪曾祺论》中曾触及这个主题，他将汪曾祺的饮食书写与故乡高邮联系起来，勾勒出一个在传统文化浸润中成长的儒者形象。王干等人则从《故乡的食物》等散文入手，提出这些文字具有"朝花夕拾"般的审美特质。

要读懂汪曾祺笔下的烟火气，非得跟着他的足迹走一遭不可。这位作家的一生，就像一桌流动的筵席，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独特的味觉印记。从江南水乡到西南边陲，从黄浦江畔到塞外草原，最后落脚在皇城根下，他的筷子尖上沾着大半个中国的滋味。

高邮的童年给了他最初的味觉启蒙。那里的咸鸭蛋切开要流红油，茨菇汤要撒一把青蒜末，这些细节像种子一样埋在他记忆里，几十年后还能在《故乡的食物》里长出鲜活的文字。抗战时期流落昆明，这个江南书生在西南联大的破教室里听课，却在街边小摊上认识了汽锅鸡的醇厚、过桥米线的滚烫。他后来写《昆明的吃食》，字里行间还能闻到当年小贩担子里飘出的烟火气。

五十年代在上海，他蜗居亭子间写剧本，却惦记着城隍庙的南翔小笼。被下放张家口时，塞外的风沙里，他学会了欣赏手把羊肉的豪迈，在《荷兰奶牛肉》里，他把这段苦中作乐的日子写得有滋有味。等到晚年定居北京，他又迷上了豆汁儿的酸爽，在《安乐居》里把胡同小酒馆的市井气息写得活灵活现。

汪曾祺写吃，从来不只是写味道。他笔下的每一种食物都连着一段人生，一个地方，一群人的活法。他写高邮的咸鸭蛋，其实是在写母亲的慈爱；写昆明的汽锅鸡，是在怀念青春岁月；写北京的小酒馆，是在记录市井百态。这些文字背后，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保持的生活情趣，是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发现美好的能力。就像他自己说的："一个作家的风格，应该像他家乡的土话那样自然。"而他家乡的土话里，总是飘着饭菜的香气。

高邮的水乡泽国孕育了汪曾祺最初的味觉记忆。这个被运河环绕的小城，用咸鸭蛋的红油、炒米的焦香、螺蛳的鲜美，在作家心里刻下了永远抹不去的印记。晚年的汪曾祺常说，思乡之情像一坛陈年老酒，时间愈久，滋味愈浓。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乡吃食，在他的笔下都成了乡愁的载体。咸菜茨菇汤里飘着童年的记忆，野菜元宵中裹着节日的欢愉，每一道菜都是一把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

十九岁那年，这个水乡少年背着行囊来到昆明。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让他如鱼得水，而昆明的市井生活更给了他别样的滋养。他喜欢泡在茶馆里，听三教九流谈天说地；也爱逛菜市场，看各色果蔬争奇斗艳。多年后他回忆那段岁月，最先想起的总是昆明的汽锅鸡、过桥米线，还有街边小贩叫卖的杨梅、石榴。这些味道成了他青春岁月的注脚，在《昆明的吃食》里，他把对这座城市的眷恋都化作了对美食的描写。

在张家口下放的日子，这个江南文人学会了欣赏北方的豪迈吃法。他研究马铃薯，画过一本厚厚的马铃薯图谱，虽然最终遗失，却在《马铃薯》一文里留下了对这种朴素食物的深情。定居北京后，胡同里的豆汁儿、炸酱面又成了他新的味觉记忆。他写《安乐居》，把小酒馆里的市井百态写得活灵活现；写《吃饭》，把北京人的饮食哲学娓娓道来。这些文字里，既有外来者的新鲜眼光，又有老北京的从容淡定。

汪曾祺总爱说，自己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这话说得实在，就像他笔下那些冒着热气的家常菜一样朴实。他承认自己的思想底色是儒家，外表裹着一层抒情的糖衣。这糖衣不是虚饰，而是对人间百味的真诚品味。在他那些写吃的文字里，藏着打开他精神世界的钥匙，让我们看清了这个"蔼然仁者"的真性情。

读他的小说，你会遇见王瘦吾、陶虎臣这样的小人物，他们活得艰难，却总能在作家的笔下获得尊严。到了散文里，这份温情就转移到了野菜、元宵这些寻常食物上。他写菠菜要带着红根，写干丝要切得细如发丝，写咸鸭蛋要蛋黄流油。这些细节里，藏着对普通百姓生活的体贴。食物成了他表达关怀的媒介，让文字里始终飘着人间烟火气。

《马铃薯》里那段话最见真章。他写坝上农民过年就吃一锅烩菜，语气平淡得像在聊家常。说到希望农民也能尝尝罗宋汤和沙拉，理由简单得可爱："因为罗宋汤和沙拉是很好吃的。"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只有对美食的真诚推荐。这种关怀不着痕迹，就像他笔下那碗冒着热气的烩菜，朴素却暖心。

汪曾祺写小人物的苦，从来不是捶胸顿足式的。在《八千岁》里，那个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小商人被恶霸敲诈了一桌满汉全席后，突然拍着桌子要换一碗三鲜面。这个细节读来让人发笑，笑着笑着却尝到了满嘴的苦涩。草炉烧饼和三鲜面，在太平年月里不过是个口味选择，在那个年代却成了小人物最后的尊严抗争。

汪曾祺的文字有种特别的魔力，像极了江南水乡的早茶——初尝清淡，细品却余韵悠长。研究者说他"淡而有味，飘而不散"，这话说得极准。他的句子短得像市井闲谈，鲜活生动，却又比口语多几分雅致，仿佛把家常话放在宣纸上，用毛笔重新誊写了一遍。这种独特的文风，不是刻意为之，而是从骨子里的文化涵养中自然流淌出来的。

读他写吃的文章，总让人想起明清小品文的韵致。那些文字里飘着文化的清香，却又从不端着架子。就像他笔下那碗冒着热气的阳春面，朴素中见真章。这种雅俗共赏的本事，非得有深厚的传统修养不可。汪曾祺肚子里装着诗书画，笔底下却只写柴米油盐，这种反差恰恰成就了他文字的魅力。

若论他情趣的源头，不能不提他的诗画造诣。这位写小说的，骨子里是个诗人；这位散文家，手上还握着画笔。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趣味，早已渗入他的血脉。所以他的文字常有诗情画意，读来如在欣赏一幅水墨小品。你看他写《萝卜》那段：

"杨花萝卜下来的时候，卖萝卜。萝卜一把一把地码着。她不时用炊帚洒一点水，萝卜总是鲜红的。给她一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萝卜极脆嫩，有甜味，富水分，自离家乡后，我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或者不如说自我长大后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萝卜。小时候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

这哪里是散文？分明是一首绝句。以萝卜起兴，引出对童年滋味的追忆，寥寥数语，乡愁已浓得化不开。再看那画面：洒水的妇人，鲜红的萝卜，垂涎的孩童，活脱脱一幅水乡风情画。这种诗画交融的笔法，在他笔下比比皆是。

汪曾祺谈文学，总离不开一个"吃"字。在他眼里，写作和烹饪竟是如此相似——都要讲究火候，都要懂得留白，都要知道什么该放什么不该放。他评价同行，先看会不会写吃食；谈创作经验，总拿厨房里的道理打比方。这种独特的言说方式，让高深的文学理论变得像家常菜一样亲切可口。

他劝作家体验生活，不说"深入基层"，偏说"不要挑食"——牛肉、羊肉、辣椒，都该尝一尝。说到题材选择，他比作"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文学评论在他嘴里成了分食西瓜："愿吃皮的吃皮，愿吃瓤的吃瓤"。最妙的是谈文化小说，他把古今中外的咸菜坛子都搬出来，说小说要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但不必像考古学家那样非得挖出苍苍莽莽的古文化。这些生动的比喻，透着老厨子般的智慧，把创作的道理讲得明明白白。

他写食物，总要捎带几句考据。说香椿芽，就要提《本草纲目》里的记载；谈咸菜，必讲《齐民要术》的古法。这些学问不是刻意显摆，而是像老茶客聊天，顺嘴带出的掌故。有时还会穿插些神神道道的民间传说——某地萝卜特别甜是因为沾了龙气，某种腌菜做法是从八仙过海那会儿传下来的。这些带着烟火气的考据，让他的文章既有文人的雅致，又不失市井的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