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章书信集》序

文/庄月江

毕全林先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年艺术家，少时喜爱书画，先贤柴汝梅的入室弟子。成年后打工学艺，曾师从梅谷民、季志耀等名家，书画文史，求学乃勤。多年拼搏，有了自己的装潢企业“今生活”，且打响了品牌“是今第”。2022年邀集同人创建文史书画沙龙“今社”，出版图文并茂的年鉴《今社》，为文史书画爱好者学习衢州古今，特别是学习衢州近现代的文史艺术，开辟了一片春草地。

毕全林有感于先贤阿章先生心系衢州，敬重阿章先生的为人和在故乡的种种善举，广为搜集阿章先生的书信遗存，编成《阿章书信集》，聊作存照，以饷同好。

(一)

我和阿章相识于1980年7月2日。说来有趣。当时，我胃出血住院。这天上午，我从医院溜出来，到报社(衢化报社)办公室取报纸。同事告诉我，有一位上海人找我，正在隔壁刘德威的办公室里。我忙跑过去，刘说正要派人到医院叫我，并向来人介绍说我就是庄月江。来人递给我一张《浙江日报》编辑周荣新兄写给我的便条，内容是介绍我和持条人(阿章)认识。同来的，是衢县报道组组长李春波。

阿章此次是来组稿的。7月8日上午，我与李春波陪阿章到湖南镇水电部十二局所在地采访，介绍他认识了《水电工程报》副总编何平如。阿章也向何兄约了稿。

阿章此次来衢的成果，便是同年12月11日《解放日报》上占了三分之二版面篇幅的“可爱的祖国·衢县专版”，首次将衢州的风土人情、青山绿水和建设成就介绍给上海和华东读者，他自己也写了一篇乡情浓郁的《故乡寻梦》同时刊出。

那次见面，阿章给我留下了一位谦谦君子的印象。亦师亦友将近半个世纪，我与阿章成了忘年交。

阿章大名郑春晖，学名郑秀章，1927年冬出生在柯城花厅巷的一家书香门第，自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

阿章的处女作，是刊登在1947年4月号《中学生》杂志上的小说《妈》。这年暑假，阿章以优异成绩同时考上浙江大学法律系和厦门大学外文系。他选择了前者。在浙大，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8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后，他先在《劳动报》，后在《解放日报》当记者。采写新闻之余，他写文艺作品。1951年出版了第一部中篇纪实性小说《红旗飘在黄浦江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阿章经常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多收在《大革命中的小火花》这本集子里。1956年，他出席了全国青年创作会议。正当他精力旺盛地向文学高峰攀登时，在1957年的“反右”阵阵冷雨中，他因为写了《寒夜的别离》，并与方之、陆文夫、高晓声等青年作家一起拟办《探求者》文学刊物，而被打成“右派”，被迫别离上海21年。

阿章是1979年从流放地宁夏回到解放日报社工作的。当时，重新出山的总编辑王维决定《解放日报》刊登连载小说，为党报吸引读者、联系读者开辟一条新途径。知人善任的王维总编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阿章。与文学创作暌违廿一载的阿章鼓起勇气，重操旧业。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正在为“文革”时期遭受诋毁、污蔑的地下党组织和惨遭迫害致死的地下党员平反，使阿章这位曾经的地下党员深受感动。阿章觉得，他也应通过作品为地下党员“平反”——恢复他们的本来面目，重现他们的真实形象。阿章采访了一批曾经打入日伪和国民党警察系统的地下特别支部的老共产党员，构思了一部“在行动中刻画人物”的小说，取名《浦江红侠传》。王维总编和编委们一致肯定阿章的构思。在领导的支持下，《浦江红侠传》于1980年2月17日起在《解放日报》上连载。这是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党报发表连载小说的首创。

这部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开枪，为他送行》在全国上映。声名鹊起。

此后，王维命他主编的每期40万言的《连载小说》(《上海小说》的前身)发行量达13万份以上，是一本受读者欢迎的通俗文学杂志。

从解放日报社离休后，阿章一直担任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主办的《大江南北》杂志副主编，直到2012年元旦八五高龄，才退下来颐养天年。

阿章的代表作，除了中篇小说《浦江红侠传》《三少校》《上海舞女》，以及《阿章散文集》《阿章小说集》和长篇小说《黄海惊雷》等。

(二)

《阿章书信集》分三部分。一是阿章的手稿，含抄写的《刘宁一同志谈“浦江红侠传”》、自述《上海作家阿章的简历》《九五高龄入党的书画家——记沈迈士二三事》原稿。

二是阿章读浙大时的校长苏步青先生、他离休前的总编丁锡满，以及他作为《连载小说》《上海小说》主编时，一些文化名人或普通作者写给他的信件，有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省长的老作家李尔重，有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老作家周而复，有作家秦瘦鸥、金庸、马烽、袁鹰、刘绍棠、王群生、王火、柯兰、柳溪、鲁兵、叶辛、徐联、丰村、沈虎根，著名书法家徐润芝，著名导演蔡其渭，著名教授蒋星煶、郑克西，以及衢州著名国画家周一云，林林总总，百余封信中，写信从多达39位。

三是阿章写给笔者的信件。

我有幸读到这些三四十年前撰写并保存下来的私人信件而感到荣幸。因为这些信的字里行间，少有官话、空话，大多能窥见信主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有的同阿章谈“清除精神污染’”的看法，有的向阿章推荐友人的作品，有的与阿章商讨文章的内容，有的表示刊物刊载他作品的感谢，有的甚至诉说刊物拟“精编”其长篇小说的不满与力争……言词恳切而坦然。我最有感触的是，读到当时作为党和国家一方大员的李尔重某年1月6日在写给阿章与春霖的信尾，这样写道：“长日处繁华闹市中，颇感孤独，你们如能来武汉，十分欢迎。盼望。”

“长日处繁华闹市中，颇感孤独“，部级高官，也是人啊!其中的人性与苦衷，不言自明。能如此坦率地在给友人的信中诉诸文字，是对友人的了解与信任。

我还想提一下与阿章同样当了21年“右派分子”的刘绍棠，集中收入刘绍棠1986年至1995年的8封信，其中1986年4月12日致阿章的信长达三页。信中，刘绍棠回顾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对自己写大运河的小说疏理了一遍：“二十世纪大运河流域的风云画卷，写二十年代的《春草》，写三十年代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荇水荷风》《渔火》《草莽》和长篇小说《柳敬亭说书》，以及写抗日战争的《狼烟》;写四十年代解放战争的《地火》，写农民苦难与抗争的《豆棚瓜架雨如丝》。而写解放后农村的，有短篇《青枝绿叶》，中篇《夏天》《运河的桨声》。1957年至1979年的短篇《京门脸子》，中篇《芳草满天涯》，1979年到现在，有中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烟村四五家》、长篇《这个年月》。当然，以上题材并未写够。所差还没有写义和团和辛亥革命，拟写而未敢写者，盖及未及暇思也。”我之所以引用此信那么多文字，无非是想让今天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了解刘绍棠这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青枝绿叶》成名，却在“鸣放”转而“反右”的“阳谋”中被 “批倒批臭”，而成为了青年作家中 “右派” 的典型人物。看他这一长串书单，就对这位文化人肃然起敬。刘绍棠虽吃尽苦头，仍然不忘初心，发光发热。

建议年轻的文艺爱好者读一下现在只能从旧书店里淘得到的《重放的鲜花》。

《重放的鲜花》中收录了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的《西苑草》、阿章的《寒夜的别离》、流沙河的《草木篇》等27篇小说、特写、散文诗、报告文学。上世纪五十代中期，这些作品曾风靡一时。

(三)

于故乡而言，阿章殷殷情深，多次捐钱捐物。1988年，他将他父母的遗产四万多元人民币赠送给他的母校衢州一中，作为“衢州中学生作文竞赛奖”的基金;并送给石梁中学一台大彩电。此前此后，阿章曾多次在乌溪江库区结“希望工程”对子，给库区小朋友送书，给贫困学生送衣物，并倡议解放日报社的离退休干部和共青团员捐钱捐物支援衢县岭头小学。1996年，他请上海邮电工程公司为岭头小学安装了一台他的老同事金文珍女士捐赠的锅炉，解决了这个库区小学的蒸饭、烧水问题。

2018年秋，阿章最后一次回故乡。他是来为自己处理“后事”的，即与母校衢州一中，以及衢州市档案馆商谈将自己的全部藏书和收藏品分送这两个单位。事情办得非常圆满，了却了他回报故乡的美好心愿。

其实，早在2015年，阿章将他一中时期和浙大时期的同窗、已故书法家徐润芝的35封写给他的信，以及徐润芝庆贺他从宁夏回上海的《如梦令》书法册页送给我，希望我能为徐润芝写点什么。由于我对徐润芝先生缺乏了解，难于从命;这些信函一直搁着。2020年，我也成为了“八零后”，该按自己的意愿处理身后事了，决定将阿章写给我的59封信，以及徐润芝致阿章的35封信，和徐润芝的《如梦令》书法册页一起，都送给阿章母校衢州一中校史室。4月中旬，阿章在微信中对我的想法大加赞许。然而，5月初我将捐赠仪式的消息发给他时，不再有回音——衢州一中郑岗老师告诉我，阿章病重住院了。

尤为值得一提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阿章写了一篇回忆抗战时期母校迁到石梁上静岩村办学的散文《诗情画意的石梁》，交我在《衢州日报·橘颂》发表。作品刊载后反映极佳。此后，他又请他的老同学、书法家徐润芝写了“诗情画意的石梁”七个大字，时任中共衢县县委书记周鸿富相当重视，请石染镇刻碑记事。五年前，我曾与我的家人到石梁镇查访过这方石碑，发现保存在白云山下公路边那座新建的佛殿之中。

阿章对故乡的另一种爱意，作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交，他总是将他的一些亲属、同学中的精英向我推荐，建议我写专访。如《电之源——访浙江大学教授、双水内冷发电机发明者郑光华》(郑光华是阿章的叔叔)《霜叶红于二月花——访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山水文化〉作者郑国铨》《稻飞虱的克星——访浙江大学教授、昆虫学家巫国瑞》《淮海战役首席导演蔡继渭》《甜蜜的事业——访福赐德公司经理毛效文》《小记徐润芝》，以及阿章写序、徐润芝题签、我编辑的《毛效文先生纪念集》(毛效文夫人叶静芬女士供稿)，后六位都是阿章中学时期的同学。毛叶伉俪均毕业于厦门大学。

阿章写给我的几十封信，大多聊编务，聊作品，或约我写稿，或嘱我办事。有一件事值得提一下。

我与《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嫡孙、福州师范大学教授刘蕙孙先生相熟。1987年秋天。蕙孙先生写信给我，讲了他写《〈老残游记二编〉补编》的打算和创作思想;同时将写好的两回寄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受宠若惊，一口气读完了它，隐隐意识到，这将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便在当年10月23日的《解放日报•华东新闻》上披露了这一消息，《报刊文摘》也转载了。

我又将此事告诉阿章。阿章如获至宝，当即复信命我将两回油印稿寄他，并嘱我征求蕙孙先生意见，问他是否同意先在《连载小说》上刊载。 蕙孙先生1988年4月6日给我复信，写道：“月江同志：3月20日手教拜悉，承隆情为拙稿推荐，蒙《解放日报·连载小说》同志错爱，欲先为连载，曷胜感谢。惟此稿已与文化部文化艺术出版社有约，由他们出版。先行连载，须征得他们的同意，已与此函同时去函商量。如何?等他们复函，再行告闻……”字里行间，可看出中国老年知识分子治学与处事的严谨。

结果还是商量通了。文化部文化艺术出版社同意这两回在上海的《连载小说》刊载。于是， 1988年第三期《连载小说》上，《〈老残游记〉补篇》的第十回《海水天风，潮音见佛;惊涛骇浪，香客谈玄》和第十一回《一片荐贤，匆匆辞故里;百年天济，落落少知音》，一字不改地登了出来。有趣的是，距此85年前的1903年，蕙孙先生祖父刘鹗的《老残游记》，亦是首先刊发在上海《绣像小说》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