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许世友 21 所有进入毛主席灵堂的领导中，带枪的只有父亲一个人

作者：许华山

毛主席让父亲读《红楼梦》

1973年底，中国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一重大的军界人事变动，据中央命令所称，是“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准备，使军区主要领导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

重新启用邓小平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说明毛主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林彪事件的教训。同时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四人帮”的野心毕露也是有所洞察的。

互调命令出台当天，毛主席在中南海自己的书房接见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

毛主席的开场白出乎意料。毛主席先念了几句戏文：送君送到阳关路，你也苦，我也苦，手中的锣儿敲得苦。这一班五虎将俱都伤了，只剩下赵子龙老迈年高。

毛主席接着又说：我年老了，也要去“卖年糕”了。在这里，毛主席甩出了传统相声《歪批三国》的一个包袱，即借谐音把“老迈年高”说成“老卖年糕”。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像在暗示什么、感慨什么，又像批评什么。在场的人既觉得毛主席的话意义深刻，又一时难解其中妙味。

毛主席希望十大以后出现“团结、胜利”的局面，实际上，“文革”与“团结、胜利”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这位理想远大、信念坚定、个性倔强的伟大革命家，似乎有感于人生苦短、去日无多，而他为国家设定的道路还很漫长，所以便有这番内心独白式的“开场白”。

毛主席又言及历史典故，“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

他说：“汉书有个《周勃传》，你们看看嘛。”

毛主席还讲到我国古典名著《红楼梦》，认为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评价《红楼梦》时，毛主席特意望着父亲说：“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个观点不对。”（父亲确实批评过爱看《红楼梦》的干部，说：“这本书写的都是‘吊膀子’的事，什么林妹妹、宝哥哥，你爱我、我爱你，思想都看坏了。”）

父亲这话只在军区干部会议上讲过，而且是多年前的事了，毛主席怎么知道的？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毛主席似乎看透了父亲的心思，笑问：“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

父亲老老实实地回答：“看过，没看完。”

毛主席说：“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它那里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个是甄士隐，一个是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就是掩盖它的。”

又讲了几句话，毛主席接着说：“你就做周勃吗，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主席谈古论今，引经据典，将军们多有不解。

回南京后父亲要秘书把《汉书》找出来看，才晓得“随陆”指汉高祖手下能言善辩的谋士随何和陆贾，“绛灌”指汉高祖手下功勋卓著的武将绛侯周勃和灌婴。周勃跟随刘邦打天下，建立了汉王朝。刘邦死后，其妻吕后勾结私党，图谋篡政，周勃等人剪除诸吕，维系了汉家一统江山。

“倒许”闹剧

父亲到广州军区赴任后，“四人帮”一伙又在南京军区和江苏发起新一轮“倒许”的阴谋活动。

“四人帮”以“批林批孔”为名，矛头指向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极力制造新的天下大乱。他们或亲自出马，或派遣爪牙，跑到军队“放火烧荒”，大整军队领导干部，迫不及待地要把军权抓到手。

江青一伙打出了“解决南京军区问题”的旗号，说：“南京军区长期以来歪风邪气盛行，正气抬不起来头。”他们在军区和地方拉拢亲信，又是“揭盖子”，又是“砸核桃”，矛头直指父亲。

用王洪文的话说，“动用了重型起重机”。王洪文又背着中央和毛主席给浙江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要他们继续揭批“军以上领导”，并点了父亲的名，他说：“许世友想搞三省压上海，浙江的问题在南京，夏琦在前台表演，要挖夏琦的黑后台。”

夏琦时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党委副书记。“文革”初期，他还在南京军事外语学院当政委时，就因不肯讲违心的话，被造反派整得死去活来。“解放”后分配到省军区，实际上降了职，他也毫无怨言。

这次“倒许”，王洪文及其党羽特别想从他身上弄到一批打击许世友的“炮弹”，可是，无论怎么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违心讲一个字。夏琦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着切齿之恨，同他们的斗争义无反顾，将个人利益完全置之度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敢于正视死亡、英勇无畏的精神。

为了扳倒父亲，身为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一如当年那个造反派头头，一次又一次赤膊上阵。军区个别人紧随其后，充当了很不光彩的角色。

1974年军区党委正在开扩大会议，新上任的军区司令丁盛从北京打电话说：“中央批评李文卿讲假话，你们要他到会接受教育。”

那时李文卿已在某师任副政委，因患肝炎正在住院，他抱病参加会议。丁盛和军区党委集体和李文卿谈话，丁盛对李文卿说：“庐山会议写信的问题你没有如实向中央讲，说了假话，这个问题你要向中央讲清楚。”

当时军区常委中参加过庐山会议的人都已调离，在场的不知底里，李文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讲了一遍。有的常委说：“原来是这样，这就清楚了。”

冷静下来想一想，李文卿又觉得蹊跷。庐山写信一事已经反复查过，毛主席也明确表示“以《国际歌》为界”予以解脱，怎么又倒腾出来？这究竟是谁的意思？

尽管心存疑惑，李文卿还是本着下级服从上级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事情经过写成材料，正式呈报上去。李文卿连着写了三次、报了三次，都被退回，说没讲清楚，仍在欺骗中央。

最后，丁盛亮出了底牌，直截了当地要李文卿写材料证明过去报的情况都是假的。李文卿当时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编造证言，好把父亲挂到林彪的贼船上去！他心里很清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根本没有任何道义可言。如果你依他们的意思，“顺杆爬”，就是胡编乱造，无中生有，他们也全把“真话”用作致人死命的“弹药”；你如不肯受他们的驱使，他们就把你往死里整。

李文卿当即拒绝丁盛，并明确说明：“这种栽赃陷害的龌龊勾当，死也不能干。”

“二战”英雄、苏联的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在战场上看到许多战士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冒着敌人的子弹和炮火向前冲锋，他们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

李文卿和夏琦在“文革”那种险恶的环境下，面对“四人帮”的淫威，看到了“地狱之门”，但他们敢于坚持真理和正义，把个人利益完全置之度外，在那个年代是非常不容易的。与战场上的英雄一样，他们也是英雄，是了不起的英雄，是中华民族的精华！

王洪文当时还点了十几个人的名，其中有军区领导，有三大机关领导，也有二级部长，罪名是“帮许世友干了不少坏事”。

王洪文以为凭他的地位和权势压一下子，谁敢不乖乖地充当“倒许”的帮凶？可他打错了算盘。像李文卿、夏琦一样，这些干部不光是父亲的老部下，更是正直和光明磊落的人。即便有人对父亲有些意见，也不会在他调离之后，撵着他的背影泼脏水。深层的原因在于，他们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抱有强烈的反感，无论出自党性还是出自人格，都不会跟着“四人帮”为虎作伥。

“倒许”发而不动，“四人帮”气急败坏。张春桥狂叫“南京军区‘批林批孔’是全军最差的单位”，王洪文马上接着说“是全国倒数第一”。他们一面向军区施压，一面引进外力，派上海的马天水参加他们强令召开的军区党委、江苏省委联席会议，制造打倒许世友的舆论。

会上，马天水率先诬陷父亲“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说庐山写信一事“不是上当受骗，在会议以前早就有底”。成立革委会时没当上副主任的许家屯也乘机发泄不满，把军区工程兵为毛主席专列修的那条专用线诬蔑为“在中山陵为林彪修行宫”。

鼓噪的震天作响，仅是空穴来风。马天水等人看着凑不成过硬的材料，又转而污蔑父亲的人格，说父亲在庐山会议期间给周总理打过电话是“讲假话、撒谎、欺骗群众”。

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不久，就追随江青一伙，大整军区领导和机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既有挨整的经验，也有整人的本领。”他错误地估计形势，投靠了“四人帮”。刚到南京，丁盛就跑到上海找马天水向“四人帮”交底，说宁沪线那个军“我指挥不动，对上海威胁很大”，要他们有所准备。“四人帮”粉碎以后，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倒许”的手段一套接一套，却极少有人附和。

有个想当“倒许”积极分子的收发员，从一封李文卿写给原保健医生高老的信上认出了李文卿的笔迹，把信交了上去。丁盛拆看后，发现信中有对“批林批孔”不满的内容，在大会上点李文卿的名。结果，群众舆论没有讲李文卿的不是，反倒对这种不顾国家法律和职业道德的行为嗤之以鼻。

有一位调到北京的军区领导，江青、张春桥亲自找他谈话，要他揭发许世友的“反革命罪行”。他迫于“四人帮”的淫威，给父亲写了一张大字报，送到南京军区党委。党委常委多数领导认为，许司令已经调到广州，大字报不该送给我们，军区之间互转大字报不利于军队稳定，我们不能开这个先例。商量的结果，把大字报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可能是毛主席看到了这张大字报吧，他老人家很快就讲了话：“你那出气的人、你不喜欢的那个人都走了，你还贴大字报吗？不要纠缠历史旧账，那样容易走偏方向。”毛主席出面制止，“四人帮”导演的新一轮“倒许”闹剧才算收场。

带枪进京吊唁毛主席

关于毛主席去世后，父亲进京吊唁有很多讹传，真实的过程是这样的。1976年5月以后，毛主席就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老人家重病缠身，正与死神做最后的斗争，病情和抢救情况都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父亲因人在外地，也不知道内情。

9月9日凌晨，父亲在广州接到了毛主席逝世的通知，同时中央召他立即进京。他把工作安排了一下，乘车急驶白云机场。韦国清政委和父亲一起乘坐专机飞往北京。这两位老将军落座良久，专机还不起飞。

父亲叫秘书去问，回说天气不好；再问，还说天气不好。第三次问，机长才道出真情：“中央有指示，不准带枪进京。”

“你问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叫他发电报来！”父亲勃然大怒。

“对，你问一下是哪个王八蛋的指示，叫他发电报来！”韦国清将军也火了。

最后，电报没发来，专机也起飞了。

父亲真的带了一支美式五星左轮手枪。这支枪还是从国民党一个军长手里缴来的，被父亲视为心爱之物，整天别在腰上，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那年父亲在北京住院，换上了休养服，左轮手枪没处别也没处掖，就放在枕头旁边。护士来给他做常规检查，一眼看见黑亮的手枪，大概是想起了那个“进门不喊报告，甩手就是一枪”的讹传，吓得护士不敢靠前。

父亲见护士端着盘子站在门口，就问：“干什么？”

护士答：“量血压。”

父亲说：“量就快量吧。”

护士两眼斜睨着手枪，战战兢兢地挨到床前，量过血压，端起盘子就走，体温也忘了量。

事情反映到院里，刘院长给护士们做工作，说枪不离身是许司令多年的习惯，他不会乱开枪，你们不用怕。说归说，护士们见了手枪还是紧张，刘院长只好动员父亲把枪收起来。

“大惊小怪的！”父亲一面嘟囔，一面把枪塞到枕头底下。但父亲这次带枪进京，可就不仅是出于习惯了。

专机在西郊机场降落，父亲先去西山看了叶帅，才回京西宾馆住下。听说有很多老将军住在301医院，他前去看望，并告诉他们，江青那帮人都到了北京，“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开会了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都抓起来，要你们的命。”

父亲拍了拍腰上别的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追悼会开过了，我就回广州，不在这危险的地方。”

听父亲这么一说，王震、韩先楚等老将军也都要准备防身武器，并且约定，如叫开会，先请示老帅们，他们不表态，我们都不去。

毛主席的灵堂设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委员轮流守灵。轮到父亲时，灵堂门口的卫兵把他挡住了。

卫兵给父亲敬了个礼：“首长，您带枪啦？”

父亲给卫兵还了个礼：“我怎么不能带枪？”

卫兵说：“中央有规定，进灵堂不准带枪。”

父亲问：“谁规定的？”

卫兵答：“中央规定的。”

“我是政治局委员，我怎么不知道？”父亲虎着一张脸，边说边往里走，卫兵没有一个伸手阻拦。在所有进入毛主席灵堂的党政军领导中，身上带枪的恐怕只有父亲一个人。

开完追悼会后，父亲回到京西宾馆，独自坐在房内，整天也不说一句话。记得陈再道将军来看他，我进去告诉他，只见屋里窗帘都是拉上的，父亲一个人坐在那里低头沉思。

他告诉我：“请陈司令下午再来吧，我现在心情不好。”

陈将军走后，他对我说：“毛主席走了，我心里难过极了，这个老人对我最好了……”

下午陈再道将军来时，父亲和他谈起了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的情景。那时毛主席经常讲课，父亲回忆：自己当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在听哲学时，有些字眼儿听不懂，尤其在下午上课时还有些困意。毛主席讲课时，博古论今，风趣幽默，父亲说连困意都讲没有了。

20世纪60年代，毛主席曾送过父亲21本书让父亲学习，其中有一本书名是《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想》，上面还有毛主席看过后，用红蓝铅笔的红笔画的记号呢。那段时间，父亲常常回忆起许多与毛主席的往事……

从第一次见毛主席，毛主席为他改名“世友”，到张国焘事件。张国焘是中共一大代表，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指挥者和决策人。他对党中央“北上抗日”的主张不满，在长征途中召开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另立“临时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不久，党中央做出了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当时的方针，在批判张国焘的同时，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功劳，把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区别开来。

父亲在这次事件中差儿点丢了脑袋，是毛主席亲自找他谈了两次话，一下子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淤积在内心深处的愤怒和苦闷情绪，被毛主席温暖的话语一扫而光。

当时要不是毛主席慧眼识人，我军历史上也不会有一位上将许世友。

父亲和陈再道将军回忆，新中国刚成立时，老百姓很苦，但毛主席使中国站起来，很快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使老百姓过上了温饱的日子，各方面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也谈起“四人帮”的祸国殃民，两位老将军都叹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

毛主席赠书 《古今大哲学家之生活与思想》

在那些日子里，父亲经常回忆起与毛主席的多次倾心交谈。毛主席曾告诉他，认识和真正了解一个人十年都不一定够，识人之道并不同于用兵之道。人乃万物灵长，大脑皮质神经元细胞数以亿万计。一个人要比一个战场复杂，认识一个人尤须有辩证的眼光。识人要看他的一时一事，更要看他的全部历史，切忌一时不顺眼就下结论，否则，会误人、伤人，给团结和事业带来深层的损失。这些话父亲不止一次地在会上讲过，和别人谈话时也经常提起。

父亲特别的性格、特殊的经历，在他的周围构建起特定的人际关系。

在父亲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毛泽东主席。

父亲与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