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言而上用者，惑也”与伯乐教人相马有啥关系？居然想到李嘉诚

有很多文言文，即便许多人翻译对了，但真正的意思往往并未理解。这就是在阅读理解上的差距所致。我早说过，古今诸多学者基本上都是“文科出身”，在逻辑思维上是有明显短板的。本文要讨论的就是韩非子《说林下》的这一段：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驭马。千里之马时一有，其利缓；驭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我们来看一下传统的解释：

伯乐教自己所憎恶的人识别千里马，教自己喜欢的人识别普通的马。千里马很少见，识别这种马获利慢；普通的马天天都有人买卖，识别这种马获利快。这就是《周书》上所说的“把适用于一时一事的话当成普通的原则来使用，这也是一种迷惑”。

如果你看过我各种分析古代诗词、国学经典的文章，就该知道我最反感那种“读后感解析”了，这类学者最大的毛病就是“习惯性脑补”，而这些脑补完全就是凭着个人的读后感在那里自说自话。如果能在《周书》里面找到这句话，根据上下文倒是可以分析出这句话的意思。只可惜在《尚书》的《周书》里查无此句，《逸周书》上也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正确解读呢？把“下言”解读为“适用于一时一事的话”或者“把特殊条件下说的话”，把“上用”理解为“当作普通法则来使用”，怎么看都是在根据前面伯乐教不同的人相不同的马这件事的理解，来强行尬解这句话。那么不这么解释又该如何理解呢？

《淮南子·氾论训》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创作的一篇散文，这里面也引用了《周书》里的这句话，而且更详细了：

昔者，《周书》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言而必信，期而必当，天下之高行也。

可以看出，《周书》里说的“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是一句肯定的话，如果你知道《道德经》因为避讳“刘恒”，把“恒”改作了“常”，那么“上言者常也”就是“上言者恒也”。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关系到如何理解“下言者权也”这句话。

“权”可以有六种意思：1. 权力。2. 有利的形势。3. 变通，不依常规。4. 暂且，姑且。5. 秤锤。6. 衡量，估计。那么在这六种意思里面，结合上下文，这“下言者权也”的“权”，是不是第三种“变通，不依常规”的意思最准确？所以刘安在后面总结说：此存亡之术也，唯圣人为能知权。即“这是关系到存亡的方法，只有圣人有能力知道变通”。

看到此处，你是不是觉得韩非子《说林下》对《周书》里这句话的传统解释又对了？而我想提醒你的是：“下言者上用也”不是“下言者（作）上言用也”，而只有“下言者上言用也”才能解释为“适用于一时一事的话（下言）当作普通法则（上言）来使用”，因为“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权也”。

所以我说，很多学者的水平与我是有级差的。此处的“上用”是“为上所用”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淮南子·氾论训》里的逻辑：既然“唯圣人为能知权”，而“权”的定义又是“下言者权也”，所以只有“圣人”能用“权”，“知权”才能“用权”。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文法逻辑来解释这两句话：

“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恒定不变的言论（法则），要为臣下所用（遵行），变通的言论（法则）要为圣人（君主）所用。

而且传统释义也差不多是这么解释的，整段解释如下：

《周书》上有这样几句话：“经典之言，为臣下采用；权变之言，为君王采用。这经典之言说的是正常的道理；而权变之言说的是权变的道理。”这些关乎到国家的生存灭亡的学问，只有君子圣人才知道权变的道理。说话一定要恪守信用，约定的事一定要履行约言并付诸行动，这是天下公认的高尚品行。

不过，现在的问题是：韩非子《说林下》引用《周书》的句子是“下言而上用者，惑也”！换句话说，韩非子不认为“下言而上用”是对的，这和《淮南子·氾论训》里的说法是截然相反的！这句话按照《淮南子·氾论训》对“下言”的定义，意思就是：权变之言被君主采用，是不明智的！

如果你觉得我现在是打算论证到底《周书》里的相关句子是以《韩非子》为准还是以《淮南子·氾论训》为准，那么就完全搞错了重点。现在的关键是：伯乐教不同的人相不同的马，和《周书》里的这句“权变之言被君主采用，是不明智的！”到底有什么论证关系？

伯乐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驭马。千里之马时一有，其利缓；驭马日售，其利急。

上述这段的传统翻译基本正确，只是“驭马”解释为“拉车的马”更合适一些。按照正常的逻辑，伯乐应该教他喜欢的人相千里马，他讨厌的人应该根本不教。大家佩服伯乐，不就是因为他擅长相千里马吗？那么他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

这段文言文给出了答案：因为千里马很少见，识别这种马获利慢；普通的马天天都有人买卖，识别这种马获利快。

也就是说，出于“获利快”的原因，伯乐作出了“权变”，去教自己喜欢的人相驭马，反而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教给自己讨厌的人。我们再来看在这个故事之前的另外一个故事：

鸟有翢翢者，重首而屈尾，将欲饮于河，则必颠，乃衔其羽而饮之，人之所有饮不足者，不可不索其羽也。鳣 似蛇，蚕似蠋，人见蛇则惊骇，见蠋，则毛起。渔者持鳣，妇人拾蚕，利之所在，皆为贲、诸。

注：鳣：同“鳝”。蠋：蝴蝶、蛾等昆虫的幼虫。贲、诸：古代勇士孟贲和专诸的并称。

有一种叫翢翢的鸟，头大尾曲，如果要到河边饮水，就一定会栽到河里，于是衔着自己尾巴的羽毛才能饮水。人们有了类似无法饮水的情况，就不能不寻求自己的“羽毛”了。黄膳像蛇，蚕像毛虫。人们看见蛇就惊恐害怕，看见毛虫就汗毛竖起。渔夫捕捉黄鳝，妇女拾蚕喂养，因利益所在，都能像孟贲、专诸一样勇敢。

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就是：为了利益，人是可以改变原则，改变自己的“本性”的！

但是，作为法家的代表性人物的韩非子的观点就是：法令一出，谁也不能违背！即便是君主也一样！按照法令要赏罚分明，君主不可以因为个人偏好，区别对待建功或犯法的臣子，无论亲疏，一切依法处置。

结合韩非子在其他章节里的一贯主张，他是坚决反对君主出于眼前利益而采用“权变之言”，去改变已经制定好的，对国家有着长远利益的法令的！所以他才会说：下言而上用者，惑也！

那么这件事为什么让我想到李嘉诚了呢？我早说过，我的文章又不是写给那些没文化的人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