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的读书、写作与阅世

《详谈12：李敬泽——心怀理想，但和不完美共存》

新星出版社

2023年4月

李翔，资深媒体人，得到App总编辑，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财经天下》出版人、《时尚先生》主编。近年来他计划用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和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价值创造者对话，打造“详谈”丛书这个长期的知识工程。在最新第12期，李翔选择与有“90年代文学教父”之称的李敬泽进行传记体访谈录，从石家庄到北大，从编辑之路到文学生活，从当下创作到知人阅世，全景展现李敬泽老师的人生与思考。李敬泽是一位文学家，在文学家的称谓之下，他又有着更加多元的身份。他编辑、评论家、写作者，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十六岁以河北省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进入北京大学。北大毕业之后，从《小说选刊》到《人民文学》，李敬泽一直留在中国作协的体系内，再也没有离开。为什么要了解李敬泽？正如访谈者李翔的选择理由：（一）他是中国有影响力的文学编辑和文学行动者之一。他目睹了20世纪80年代一批经典作家的崛起，发现了90年代一批颇有潜力的作家，并推动了2010年开始的包括《中国在梁庄》等作品在内的文学“非虚构”写作。基本上我们可以把李敬泽视为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的折射中，看到一部李敬泽版本的文学史。（二）你可以把他视为当代中国人在智识上的一个样本。李敬泽经历了文化在20 世纪80 年代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文学和文化的繁荣，经历了90 年代之后急剧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外部世界的种种变化和他在其中的行动，让他的内在经验和精神世界更加多元和复杂。当然，除此之外，同样让人好奇的是，在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同时，他如何能够面对复杂保持平静，有所坚持但又不愤世嫉俗？文艺批评今日推送该书第五部分《读书、写作与阅世》，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详谈12：李敬泽——心怀理想，但和不完美共存》，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感谢李敬泽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李敬泽

阅读的兴趣

李翔：您现在的阅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还是有大量的时间花在阅读上面吗？

李敬泽：读书人怎么能不读书？我现在的阅读基本是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工作性的读，工作需要读很多新出的当代文学作品，小说、散文什么的。所以非工作时间实在不想接着读。

第二部分，读论文，学术性的、理论性的东西。我现在还在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每个月看稿子至少四十万字，但是我觉得总比让我读四十万字的小说稿要好。《丛刊》的论文主要是文学方面的，不够看，我用Kindle，也用手机，关注一些学术公众号，另外找论文来读。以前读学术论文很麻烦，需要专门去找，但我其实也没有特定的目标，就是学术漫游而已，让我专门去找就没兴趣了。现在关注一些学术公众号，每天收藏那么三四篇，谈哲学的、谈人类学的、谈历史的、谈艺术的，等等。读论文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消遣，当然，同时还能够掌握各方面的新知和进展。

第三部分就是杂书，各种有意思的闲书，当然也会沿着自己的写作读相关的东西，但读着读着由这一本牵出下一本，就岔出去越走越远了。比如最近本来想写一篇关于唐僧和《西游记》的闲文，结果文章没写，书越看越多，变成了研究玄奘的唯识学，有点陷进去拔不出来了。

李翔：您会重读之前读过的东西吗？

李敬泽：值得重读的书不多，但有些书，《左传》《史记》 《红楼梦》，还有鲁迅、杜甫什么的，会经常重新拿起来，这样的书每次重读其实都是第一次读。

李翔：您自己的作品会重读吗？

李敬泽：都是被迫，再版重编之类，不得不读。有的觉得真好，有的觉得不好意思，恨不得重写。

李翔：您读跟玄奘有关的书籍，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人要向你约篇稿子吗？

李敬泽：没有，很偶然地东翻西翻，翻到玄奘去世之后有本传记《大唐慈恩寺：玄奘法师传》。这个传记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第一本关于一个人的成书传记。我看了之后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看到关于他死去之后成佛不成佛的疑问，有些感触就想谈一谈。结果一直弄到现在还没写完。

李翔：相当于开始顺着这条线索读各种各样的东西?

李敬泽：对。

李翔：这应该叫阅读的深入，还是迷失？（笑）在您过往的经验里面会经常发生吗？

李敬泽：会的，经常这样，走马观花就不知走到哪儿去了。我肯定不算深入，我做不了学问，做不了什么像样的学者，因为很难停在一个地方，以巨大的耐心研究十年二十年。我经常会有一些感兴趣的方向，兴之所至一路下去，但也常常半途而废。

《上河记》

李敬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

李翔：学者应该是一种思维类型，比较深入地聚焦在某一个主题。您这种类型，可能类似于文人传统，东方西方都有，兴趣广泛，有点文艺复兴时期知识分子的感觉。

李敬泽：我觉得也是一个心智的类型吧。有的人会盯准一个地方，一根筋地往下挖，你给他发一把镐，他就一直深挖下去，从这儿打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是属于各种各样的分岔，不知道分到哪儿去了。我的兴趣在一段时间里常常有很多头绪，最后都不了了之，没什么结果。最近是从《西游记》到玄奘，到他的唯识学，一直到现代思想史。唯识学在中国佛教史上一直是一个消化不良的偏僻传统，到了现代反而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复兴，章太炎、谭嗣同他们重新把玄奘的唯识学传统拿出来，作为应对西方思想的资源。就这么一路读下来，章太炎也看了，谭嗣同也看了，越看越觉得麻烦。(笑)

李翔：在比较顶尖的思想者或者文学家里，现在这样的“杂家”还多吗，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吧？

李敬泽：我不知道，多和少是相对的，对此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既不以此自傲，也不以此自卑。当然我对于专门家怀有绝对的敬意，很深入地做一件事肯定特别重要，但我自己显然做不了，我也不是这样一种心智类型。文学按说也是我干了一辈子的事，窄化来说，我是一个批评家，但是仅就窄化的文学批评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李翔：您的精神世界，无论称之为敞亮还是开放性，阅读在里面扮演了多大的塑造作用？

李敬泽：至关重要。至少对我来说，阅读是我感受世界之广大、人类精神之广博的主要途径。文人嘛，你的知识兴趣、你的阅读生活，以及你的写作，乃至你的行动，都是一体的。我不知道我算是一个什么样的作者，但我至少始终是一个广博的读者，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还有大量的好书值得看和想看。所以，很多作者、出版社每天寄来大批的书，把我家里、办公室里都堆成危房了，有塌下来的风险，但我还是忍不住自己买大量的书，总觉得还有更有趣的书，只能自己买，围在那儿等着以后读。

李翔：像您这样的人应该无法想象一个书籍消失、全部影像化的世界。

李敬泽：我没想象过这件事。那个世界和我没关系。

参与塑造精神世界的作家

李翔：有没有一些作品在塑造您的精神世界方面起到过比较重要的作用？

李敬泽：这种影响必定是回溯性的，就是现在想起来，确实有一些早年间就读过的东西，对你的兴趣、你的思维方式和感受力有很大的影响。

二十岁出头时，《史记》我是下过比较深的功夫的。不是学问功夫，但确实是很认真地读过，本纪、世家、传，都自己翻成白话。现在想，司马迁对历史中的人性那种戏剧性的偏好，对我当然有影响，帮助形成了我的趣味。司马迁这样一个伟大的古典作家，他对历史中的人的感受力和莎士比亚差不多。在他看来，冗长的、灰暗的历史之所以有意义，完全在于人在不同时刻所绽放的光芒。这种看人的趣味对我的影响还是很深刻的，直到现在我也在它的延长线上。我真正沉迷感动的也是这种东西。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1982年11月

然后90年代初的时候，读了很多布罗代尔的书，包括他的三卷本《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从另一个方向上矫正了司马迁的英雄主义。还有福柯的《临床医学的诞生》《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等。当时福柯的书还都是从广州的书店邮购过来，是港台版。福柯的那种视野和方法对我有一点醍醐灌顶，感觉性情相近，所以四处搜罗把他的书都买来。总的来说，我没受过什么正规的学术教育、学术训练，纯属三家村野狐禅，自己依着兴趣读书而且兴趣多变，所以我知道自己的限度，充其量是“博雅之士”，不可能有“专门之学”。

费尔南·布罗代尔

米歇尔·福柯

我写《青鸟故事集》是在看了布罗代尔、福柯之后，那是一个特别清晰的影响。布罗代尔在看待人类生活的时候，会高度关注那些日常经验层面的东西。对于布罗代尔来说，一个时代发生的那些大事没那么重要，不过是史书上的一个段落而已。真正塑造时代而貌的可能和那些事件没什么关系，而是长时段里、一两百年来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怎么劳作，生计问题如何解决。福柯也教过我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打开了一个视角，教我去关注那些在幽暗处的，没有被人看到的，或者我们有意不去看到的人和事，其中的那种权力关系。

2000年出版的《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主要写的是跨语际的交流，说白了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外国人。从唐到清，他们都是非常偏僻和不被人关注的。这本书不外乎两个知识的和感性的兴趣：第一是偏僻的、边缘的人，这种人不在聚光灯下， 而在重重暗影里，这几乎是一种侦探一样的知识兴趣。这个人 在每本书里都是一提而过，但是东翻西翻，就像在街头监控的影像里认出一个陌生人、讲出他的故事。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第二是一种博物式的兴趣，这是从布罗代尔那里来的。布罗代尔对于物质的高度关注给我印象很深。他会研究15世纪人们屋子里的气味是什么样的，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气味涉及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惯，也涉及当时的植物。这样一种对物的兴趣，在90年代末有那么一些书在谈，比如《唐代的外来文明》，但是很少。总之，二十年前这些都是犄角旮旯里的东西，不是学术和知识主流，现在都是显学了，书店里到处都是。

《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

李敬泽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10月

现在回想起我的90年代，还真的很怀念，有一种内心的宽裕，可以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干这些没用的事，也不是为了做学问、写文章，就是觉得有意思。比如，我很认真地研究过中国刀和日本刀的锻造，大马士革钢是怎么回事。比如关于传教士，《青鸟故事集》里写了一点。那时看了很多书，包括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找当地的教堂，积累了很多资料，觉得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特别有意思，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没有成规模地写。

所以一定要说哪些作家塑造和引导了我，就是布罗代尔、福柯、司马迁。布罗代尔和福柯对我来说就是文学家啊，我把他们的书当小说读。当然，也包括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在 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热，他的书我几乎全读过。我们讲诸葛“多智而近妖，多识多知则近于巫，博尔赫斯就是能够把多识或者说装多识——其实我们都是装多识多知——最终转化成一个美学和智性上的巫。这个是我拿手的，（笑）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玩这个了，至少最近兴趣不大。

李翔：就是一看觉得跟他很像，是吗？

李敬泽：一看这个我也能写。（笑）当然实际上写不了，但是因为气息相近，有时候你就会这样想。

李翔：我感觉像您的这种阅读范围，在一个典型的文学家那里应该是比较少见的吧？可能是我的偏见，我感觉很多文学领域的人，会有一种文学的傲慢。

李敬泽：我不知道，就我来讲，十多岁的时候看了很多文学书，但成年之后，文学其实不是我的主要阅读兴趣。我不愿意用“傲慢”这样的说法，但至少对文学来讲，也应该有一点智性上的谦卑。其实这个世界上不应该有什么知识是文学知识，如果把文学划定成一个特定的知识领域，甚至划定成一个非常专业的知识领域，我觉得对于搞文学的人来说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对我不是好事，那我就不想搞它了，(笑)我搞文学完全是因为我可以躲在这里不做一个专门家。

你要做一个小说家，这当然是一门你必须严肃对待和全力以赴的技艺，关于文学你要看很多书，关于文学的知识你要知道很多。但是就一个人的心智来说，我很怀疑能够划好了“这儿”就是文学。所以，有的朋友我很怕他，你会发现他脑子里全是文学。或者说，他愿意表现成这样。当然这可能是每个人 的性情所决定的吧，也不能说有什么好或者不好。

李翔：我印象深刻的是，您讲高尔基相当于您的塞林格。

李敬泽：我最广泛地、几乎没有选择地阅读文学作品大概是十六岁以前，在我妈的带领和纵容下。那些伟大作家，有的十六岁以后我再没读过，比如巴尔扎克，小时候读他，一到大段描写就直接跳过。那时真的读了大量的作品，也留下了影响。对我来说，高尔基就是塞林格啊，《童年》《在人间》，对于一个70年代的孩子来说，外面的世界之大，一个人在世间流浪的孤独感受，肯定是从高尔基这儿来的。最近我还忽然想起司汤达的《巴马修道院》，他的《红与黑》我十几岁读没什么感觉，但《巴马修道院》至今记忆犹新，吉娜公爵夫人对我来说就是理想女性啊。(笑）

高尔基

司汤达

那时候看了很多内部出版的苏联小说，比如《多雪的冬天》什么的。里边的故事情节我都忘了，但我从苏联的社会主义小说里读出了资本主义生活是什么。(笑)那会儿哪知道鱼子酱是什么，以及开个小汽车到郊外别墅，苏联小说好像特别爱谈这些。因为是苏联，又是相对近的年代，所以你知道它就是世界上现在的事情，不像读巴尔扎克，感觉很远，读苏联小说你会很关注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所以说，没有一部文学作品是按照作者的意图被阅读的，你永远不知道读者是怎么进来，又是怎么翻墙出去的。

李翔：我想起您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萨拉马戈没有得诺奖，他可能根本进入不了我们视野，不会有太多人关心一个用葡萄牙语写作的作家。文学也是势利的，是吗？

李敬泽：这是实情，也没办法，要不然全世界那么多好作家，我们哪能都注意到啊？

李翔：我之前看有人回忆，以前订阅《世界文学》，如果是英国小说特辑、美国小说特辑，就很高兴，马上看一下；如果是非洲小说特辑，可能兴趣就不大。然后他说，换位思考一 下，一个欧洲作家拿到一本中国小说特辑，可能跟我们拿到一本非洲小说特辑的感受差不多。

李敬泽：所以如果福柯读得多的话，还是会有内在的眼光 和思想方法的影响。很长时间里我特别关注外国人到中国以后怎么写中国，中国人去外国之后怎么写外国。这些写作都表明了他们是被我们想象的对象，我们也是被他们想象的对象，相互想象，但也相互误解。人和人，世界和世界之间的相对性，始终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主题。它其实涉及一些很根本的文学问题，比如到底人和人之间的了解是可能的吗？文化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可能的吗？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完全翻译是可能的吗？在这个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直到现在，这也依然是我的基本兴趣。

为什么我对玄奘看着看着就“疯”了呢？他就是中国人去了异域，回来以后他自己又变成一个“异域”。大唐人民从唐太宗开始，一方面是高度崇拜玄奘，因为他确实了不起，是肉眼可见的伟大，你是个人就得承认，没有办法；但是另一方面，他给大唐带回来正统的印度经院佛学，他的这一套大家几乎不能理解，屠龙之技，太繁琐了。这么复杂，复杂到我们都不懂，最后只好搞出一个《西游记》来，把它消化掉了。

李翔：按照翻译和理解的不可能性，我们读很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可能有很大的误解在里面。

李敬泽：这个误解是完全正当的，所以有“意图谬误”一说。读文学作品不能以作者本意为目的，伟大经典一定会经得起一代一代人的“误读”，在“误读”中一个作品会不断生长。所以我们怎么理解《红楼梦》完全不必征求曹雪芹的意见，曹雪芹要是穿越过来听我们讲红学，他会完全蒙掉的。

李翔：有一个您的访问里，您提到当时“非虚构”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包括您在《人民文学》时发表的一些作品，说您自己也不认为它们有多少文学价值，但它们回应了现实的焦虑。怎么去定义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呢？

李敬泽：后来关于“非虚构”我很少说什么了，因为如果按照我的本心来讲，“非虚构”其实也预设和包含着“虚构”，哪里存在绝对的“非虚构”呢？这也不符合辩证法。只是当时人家来采访，我要把它安放在一个大家都觉得稳当，而且都熟悉的概念框架里，要不然这个新概念的合法性在哪里？读者也需要在一个清晰的框架里谈问题，不能我上来就说“非虚构”其实也是“虚构”，是一种被高度约定的“虚构”，那就把大家搞“疯”了。所以有时候简单化是必要的，一个人过于复杂地看世界，会造成认知的瘫痪，等于你没法说话，几乎就只能是沉默了。

作为私人生活的阅读

李翔：看您过去的一些访问，您是特别反感给别人推荐书的，是吗？

李敬泽：也不是反感，稍微认真一点说，对于真正的读书人而言，读书是一个隐私问题。倒不是说怕人家知道，但是正如你躺在家里沙发上，到底在挠哪儿的痒痒，是没太大必要告诉别人的。而且我是觉得，真正读书的人并不需要别人推荐，他都是自己知道自己读什么书，他的乐趣包括在茫茫书海里找到那一本。你看这一箱子一箱子的书，（指了一下办公室内堆放的书）出版社寄了这么多书，但我依然会觉得满足不了我，我还得四面八方自己去买。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阅读当然是一种公共生活，我们要倡导和推广阅读，但是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讲，阅读必定是私人生活。至少就我个人来说，我就不太看别人的介绍，我也没什么兴趣给别人介绍。

《会议室与山丘》

李敬泽 著

中信出版社2018年8月

李翔：阅读是私人生活，为什么各种书单会那么流行呢？

李敬泽：书太多了。

李翔：所以推荐是一个筛选机制？

李敬泽：任何文化必然有筛选机制，否则它无法成为文化。文化不仅仅是记忆和创造，同时也有遗忘。一定有一套机制，让我们努力记住什么，忘掉什么。有人类以来，如果什么都不忘，什么都不扔，那我们就会生活在垃圾场里，就会被过去所囚禁。所以也不必愤世嫉俗，一定不要书单。

李翔：比如像布罗代尔和福柯这样的作者，您当时是怎么发现他们的？一个人怎么发现和寻找到他要阅读的书？

李敬泽：很自然地遇到、被吸引，没什么道理可讲。有时就是看了书名，你想你在90年代初看到一本书叫《疯癫与文明》，由这个书名你就知道，这是你以前没有想到过的一个方向。我肯定不是一个受过学术训练和经历过学院生活的人。学院为什么是学院，是因为它自身有一套机制，你会知道比如阿甘本最近不流行了，现在的风向是什么。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和学院生活没什么关系，和学院中人也没什么关系。年轻的时候都是和一些不大靠谱的人玩，只不过是至今维持着阅读和学习的本能热情。

像布罗代尔和福柯我是怎么遇到的呢？那时广州有一家书店叫博尔赫斯书店，书店有一个邮购目录，书都很贵，90年代初一本福柯的书要一百多元、二百多元，因为是港台版。那么贵，买回来舍不得不读，感觉不读就亏了。(笑)

李翔：博尔赫斯书店也是一个作家开的。

李敬泽：对，叫陈侗。但我并不认识他。有一回我买的书比较多，他正好到北京办事，给我送到了家里。我估计他不记得这事了，他就是来给人送货。

李翔：我看到后面很多人回忆，会简单地把80年代视作一个比较理想主义的阶段，90年代就是很物质的阶段。但是按照您的描述，90年代反而是类似于福柯、布罗代尔这样的人被您大量阅读的年代。

李敬泽：这么说的人，可能是觉得自己在80年代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后来物质了，他把自己的生命节奏附加到了时代上。每个时代都有很多各不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节奏。不应该绝对化、本质化地理解某个时代，这样简单 的理解也无助于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时代。

说理想主义，也要看你怎么理解理想，如果把理想理解为一种更广阔的精神生活，是对精神生活不同向度的探索、90年代为什么不是理想主义的时代？

《跑步集》

李敬泽 著

花城出版社2021年9月

李翔：有一个说法您可能看到过，是哈金提出来的。他认为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中国作家其实缺乏这种宏大意识，也就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他甚至认为鲁迅如果怀有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就会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写小说上面。我理解他所说的宏大意识是指，你要抱有一个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意识，才会去行动和实践，才有可能抵达。当然他认为可能永远也抵达不了。

李敬泽：自古以来，大部分作家都是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文学史的谱系里的，他们当然想写江河万古的伟大作品。但是，我不太理解，哈金到底要说什么？或者，他所理解的伟大的中国小说是什么？我当然期盼着伟大的中国小说，但在我看来，哈金自己也距此甚远。

鲁迅的宽阔、深邃和才华是大家都不能不承认的，就连哈金也为此抱憾：鲁迅这么牛，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但其实1926年以后，鲁迅就很自觉地说，我不做你们那样的小说家。不做教授口中伟大的文学家。我觉得鲁迅之伟大，或者说，他的“宏大”，就在于他的高度自觉，他深思熟虑地拒绝现代以来的文学秩序，这其实是一种更为宏大的态度。

李翔：您对比较宏大的、笼统的判断都是充满警惕的。 是吗？

李敬泽：我们肯定需要真正宏大的视野和宏大的意识，但也要警惕廉价的宏大。比如我们刚才谈到布罗代尔，布罗代尔给我的最好的馈赠，是让我意识到在看历史时需要有一个长时段的眼光。人们通过不同的路径理解马克思，我是通过布罗代尔调过头来意识到马克思的力量。我之所以质疑哈金的“宏大”，是因为我觉得鲁迅的视野可能比他更宏大。哈金所说的宏大是在一个19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秩序里的宏大，他在这个秩序里想象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子。鲁迅的伟大在于他想得比这个秩序更为深广，他不是以文学为中心去想世界和中国，他是从世界和中国反观文学。所以我不是怀疑宏大，而是怀疑我们那些所谓的宏大，可能某种程度上依然是螺蛳壳里做道场。

批评家

李翔：您为什么经常说自己不喜欢批评家这个身份？

李敬泽：我不是不喜欢这个身份或名号，我是对作为批评家的李敬泽不自信，也不那么喜欢。现在可能大家都已经不习惯对自己持相对化的自我认知了。人的存在肯定是高度相对化的。我老说，每个人的自我都是一个场所，有的人的场所可能是个大园子，有的人的可能就小一点，它和这个人世俗意义上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没有关系。有趣的灵魂就是个大园子，有的人是亿万富翁，但他的灵魂基本就是街边一个小店面，只有那么一个功用。我的问题是，在书房或者花园里的我不太喜欢在客厅里当批评家的我。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不投入的批评家，毕竟我干了那么多年，而且是认真的。但我常常觉得，这其实不是我特别爱干的事，也不是我特别想干的事，甚至也不是我的心智能力最适合的事。我一点没有蔑视批评事业的意思，而且在我心里有些大批评家是我难以企及的。

李翔：比如呢？

李敬泽：随便举一个例子，伊格尔顿。我现在看伊格尔顿的书，依然常常被他的那种洞见折服。还有奥尔巴赫。不过奥尔巴赫，我觉得我要是拼命努力也许能做到三分之一。(笑)我有时会鼓励自己，也许可以试试，努力做三分之一的奥尔巴赫。

《致理想读者》

李敬泽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

李翔：那为什么不努力一下呢？也许比三分之一还多一点？

李敬泽：我这两年的主要兴趣之一是谈论我们历史上的经典，《诗经》、杜甫、《红楼梦》什么的，做这件事时，我感到更自信、更有激情。比起花很多精力关注当下的作品，我觉得我更愿意跟杜甫、曹雪芹这样的人，跟《诗经》的作者对话和争辩。谁知道呢，也许我会把这件事做下去。当然，做三分之一的奥尔巴赫对我来说也要下很大的功夫。

总的来说，第一我本来就是一个兴趣多变的人。第二是事到如今我也意识到，一种立足于当下的批评家生涯，它的高点其实是我不大可能达到的。所以我从来不想掩饰我的厌倦。公开表达也是为了让你们别再来找我。（笑）

我经常被逼着给人写序，写的时候常常很不厚道地想，可能过了十年，所序之书也没什么意义了，但愿这篇序十年后还 能读，所以尽管不爱写，还是写得很认真。我给自己的安慰是，唐宋八大家写了那么多的序，他们序的那些书基本不存在了。这当然是开玩笑。

李翔：有人开玩笑说过，圣伯夫就是因为跟普鲁斯特吵过架，所以后来才被大家记住了。

李敬泽：这么来比较一个批评家和一个作家不公平。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心智领域做事。公众肯定是更多地知道普鲁斯特。一个批评家想在名声上超过普鲁斯特，或者我是一个批评家想在名声上超过余华，这是妄想。你要这么想，就是把自己给搞拧巴了。

如果说一个时代最好的作家，是能够对这个时代的情感、想象力、心灵状况和世界观有自己的贡献，那么这个时代最好的批评家，是能够在理智的层面上对这个时代的心智做出同样有力的扩展。伟大的批评家也可以把这个时代里无意识的东西，在大家心里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但还没有被充分意识到，甚至没有被作家自己充分意识到的东西有力地书写出来。大批评家应该如此。

李翔：您在90年代开始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有这样的自觉吗？

李敬泽：没有，当初不是我立了志要当个批评家。我是90年代中期才开始比较成规模地写。那时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需要写文章，比如94年开始就给《人民文学》写每期的卷首语，几百字一千字，那是工作，但期都得写。渐渐地就有人来约稿。报纸刊物的编辑们夸你，这篇文章写得真好，但不是白夸的，夸完了就约稿。就这样欠下了债，不写没法交代。第一被人夸，第二被人逼，就越写越多了。我是个被动的摩羯座，只要这事变成了我的责任，就还是要特别认真地去做。所以我的批评家生涯基本上一路都是这 样被逼着写出来的。比如，2000年初开始，给《南方周末》写了接近三年的专栏，都是先答应着，然后焦头烂额地去完成作业。我一辈子都是个好学生，努力完成作业，没有老师我是没动力的，所以快给我布置作业吧。(笑）

李翔：在您的朋友们之间，比如作家和批评家平时会对话吗？会互相表达对对方的看法吗？

李敬泽：当面反而很少谈吧。我写东西，其实和任何一个写作者一样期待别人的反应，是在别人的反应中来确定自己。一个写作者写作的时候，批评意识必定是有的，否则一个作家为什么在那儿写写写，写一上午，最后删掉？因为他内心是有一个批评家的。

伟大作家一定同时是对自己的伟大批评家，一定要对自己做批评和选择，他改来改去就是在做自我批评。我们不要仅仅把批评当成骂人和评断。某种程度上讲，批评是一种使混沌的东西成型为概念、方向和逻辑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批评能力，他要不断确认，我在做什么？怎么做好？我正在做的这件事意义何在？

所以写作的痛苦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痛苦。一个字一个字地码起来，要解决大量的技术问题，当然很痛苦，但恐怕对于一个作家来讲，更致命的痛苦是常常怀疑它的意义。为什么有的作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结果却是扔在那里最后毁掉？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解决不了技术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他不能在这个工作里确认意义。写作的意义没法确认，他的动力就没有了。

《会饮记》和《青鸟故事集》

李翔：您在《会饮记》里面，是在有意地融合虚构和非虚构吧？里面提到的那些真实人物，看到之后会给你什么反馈吗？

李敬泽：目前为止没有谁来找我。我经常是很多事信马由缰就做了，没有很强的规划性，但现在我多少有点后悔。如果我的结构意识更强的话，《会饮记》完全可以呈现为一部小说。我的《会饮记》的心还没死，我觉得它依然不失为一种表达这个时代的经验的有意思的方式，所以我也许什么时候会继续顺着这个路子写，写一部《追忆逝水年华》。（笑）

李翔：我看《会饮记》，又看您其他很多采访，发现里面一些场景真的会对上。比如真的有一个访谈，请您列出十个古往今来您想要拉进朋友圈的人，《会饮记》里面就会真的写。

李敬泽：我是故意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已经无法分清虚构和非虚构。不用说一个写作者，每个人都无法那么去划清界限。你的朋友圈里人人在读书、在写字、在炒菜，它是虚构还是非虚构？这个问题不是互联网时代才这样，互联网是把它放大了。从有人类以来就有这些东西，所以佛教永远在讲梦幻泡影。

《会饮记》

李敬泽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

我自己喜欢《会饮记》，在里面我能够感觉到自己那种小坏和小恶作剧。我相信三十年以后，《会饮记》能够为我们的学术生产提供丰富的材料，(笑)博士们会考证到底这个人是谁，说的是什么事，等等。写《会饮记》的过程是一个好玩的体验，所以到现在这个心也没死，没玩够。

李翔：出版之后反响热烈吗？大家是不是会过来问您文体、对号入座之类的？

李敬泽：我的东西从来就用不上“热烈”二字，热烈也不是我所预期的，但也总有那么几万读者吧，就很好了。而且确实有一些读者我能感觉到他们是真的喜欢，这就很好。下次写，大目标是《追忆逝水年华》，小目标是《围城》，吹牛呗。(笑)

李翔：《青鸟故事集》里面对东西方交流的困境的兴趣是怎么来的？交流，但是交流不得，或者充满了误解的这种困境。

李敬泽：直到现在我也对各种偏僻的知识充满兴趣。比如我给自己买了《中国鸟类图鉴》，我对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一种知识的兴趣，微博上关注了很多动物博主。这种兴趣是无用的，对昆虫和鸟的兴趣，你说对我有多大用？我也并不是非要写有关的文章，但就是会有这么一种无用的好奇心。

20世纪90年代，当我对19世纪一个英国人在清代广州 的经历，或者16世纪一个葡萄牙人在明代中国的经历产生兴趣时，也属于一种无用的好奇心。不是说研究它没用，现在大家已经是汗牛充栋地在做这种学问，但在当时，没什么人觉得这事值得在那里盘桓。《青鸟故事集》里花很大工夫谈翻译史，现在翻译史是显学，当时也没人在意。我也不是做学问，让我心动的是其他东西。一个葡萄牙人在16世纪的时候进入中国，到一个完全异质的世界。他完全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在他眼前都是奇观，同时这个世界也不理解他。他在这个世界里是一个怪人，这里面既有深刻的隔膜，也有深刻的孤独。诸如此类的景象，偏僻、微小，但其中又自有宏大苍茫，相当于把一个人投放到外星上，总能让我觉得有意思。话讲回来，一个人即使是在他熟悉的领域，在他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这样的困难，也有人和人之间、人和世界之间的阻隔。

《青鸟故事集》

李敬泽 著

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

这样的趣味，我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而且一直持续到现在。依然觉得自己像年轻时那样，有一种知识兴趣上的游手好闲。当然现在人都忙着给自己上意义，写作也是拼了老命，还没写呢，先想着把自己放在文学史的哪一章节里。我也不能幸免。我恐怕已经失去了在90年代写《青鸟故事集》时的那种状态，就是为了好玩，没觉得要干个什么，没想过目的，更没想要把自己放在文学柜子的哪一格，但是兴致勃勃，特别投入。我可能回不到那个状态了。天天被你们追着问，你到底要干什么？老被这么提醒，可不就是经常想了吗？（笑）

李翔：所以现在也开始有了宏大意识。(笑)

李敬泽：对，现在不得不想想。

李翔：下一步就是宏大作品了。(笑)

李敬泽：哈哈，谁知道呢。

《咏而归》和春秋气象

李翔：您对春秋战国的兴趣是从《史记》过来的吗？

李敬泽：对，我是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也是我阅读的一个基本的底子。我读《史记》和《汉书》，后来熟读《左传》，确实被那种暴烈的、鲜明的历史情境所吸引。现在的很多小说按我自己的趣味是很不喜欢的。如果你让我作为批评家把这个小说放到格子里，说它有什么意义，我能讲，它也确实有意义，但是你让我喜欢，我不会。我不喜欢那样一种自我分析到头发丝的写法。我的基本趣味还是莎士比亚式的、《史记》《左传》式的，是春秋那种暴烈的、行动的、巨人式的人性状态。

李翔：您在《咏而归》里提了很多您不喜欢的人，比如说不喜欢孟子，是孟子过于理想化了吗？

李敬泽：我肯定不能说不喜欢孟子，如果不喜欢，我还写那么多？其实我是喜欢他的。他是一个我可以抬杠的人，所以爱和他拌嘴。孟子如果生活在现代，也是一个性格极其暴烈的思想家。他很自信，但是太自信、太好胜，难免破绽多。孔子不像他那么张扬，所以是至圣。你很难和孔子抬杠，老人家不会搭理你。但你要是招惹了孟子，他跟你没完。所以，你就忍不住想招惹他。

你刚才讲我喜欢春秋，我还喜欢两汉。我一高兴就会吹牛说我也是韩愈韩文公，非先秦两汉之书不读——当然实际上不是。现在中国人的历史想象很少会是先秦两汉，我们更熟悉的是唐宋元明清，尤其是明清式的宫斗，高度厚黑，高度复杂，八百个心眼子，百转千回。我们对明清的历史想象，基本上就是鸡贼，而且是越来越鸡贼，电视剧和小说都是。

李翔：这是电视剧造成的吗？

李敬泽：电视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现在愿意这样想象人和人的关系。先秦两汉的人，仅就现在所能见到的典籍来讲，肯定要比后面的人简单得多，但也庞大得多。你确实能感觉到他们是巨人，不会把自己千回百转拧巴成这个样子。千回百转我完全能够理解。以我们的智力，谁都能领会。但从我的性情来讲，要说喜欢肯定谈不上，我还是更喜欢春秋、先秦，那真是行走在天地间。这甚至和善恶没有关系。春秋或者先秦的人，哪怕是作恶也作得敞亮利落、轰轰烈烈，作恶之中都有一种天真，而不是把自己拧成麻花，费那么大劲就是为了那点鸡零狗碎的欲望。

《咏而归》

李敬泽 著

中信出版社2017年7月

就我个人的性情来说，我是永远会被那种莎士比亚式的、司马迁式的东西打动。确实，翻翻《史记》，再翻翻《明史》，你会感觉是两个气象、两个星球。我不愿意说这是一种“退化”，那也是很蠢很廉价的说法，但从人的气象来讲，完全两样。所以，我特别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学，从韩愈开始，一直到明清，无路可走了，必须闹革命了，口号一定是回到先秦两汉，那是精神上的“元气”所在。

李翔：这种气象的转换是怎么发生的，您研究过吗？

李敬泽：我不愿意轻率地谈这个问题，因为一谈这个问题，各种特别廉价的说法很容易就跑出来了。

李翔：您讲司马迁和莎士比亚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其实司马迁写作时是没打算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找到读者的，莎士比亚反而就是给活着的读者写作，姿态上还挺不一样。

李敬泽：他们俩确实也不构成比较。我把他们说在一起，纯粹是个人的审美判断，他们能还原出人类生命的一些基本力量，不管是善是恶，这些基本力量都能够以光芒四射的力度呈现出来。后来反正都是弄得黏黏糊糊、灰扑扑的。

李翔：您也提到过这么一句，我还抄了下来，“宋襄公之后，天下皆聪明”，这种天下皆聪明，就是有点千回百转的劲儿了？

李敬泽：对。一定要给一个道理的话，也只能说，两三千年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确实要简单得多，所以人也常常是简单和直接的。当我们进入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社会时，一个人想要像先秦人或者古希腊人那么考虑问题，确实也不行，这是没办法的事。

文学人格

李翔：您写到屈原，似乎也表示了不喜欢，您说屈原有“一种延续到今天的牢骚”。

李敬泽：那就是一篇一千字不到的小文，《办公室里的屈原》。我对屈原真没什么不喜欢。毫无疑问，屈原很伟大。对这个民族来说，屈原是一个原型诗人，他开了个头，某些对世界的想象、情感、认识和行动的基本模式是他开辟的，然后被不断发展。我不喜欢的主要是后来被特别抓住、发扬光大的有些东西。比如天下皆醉我独醒，只要一不舒服全是天下的错，全天下对不起我。你会发现后来中国文人全都是这个路数，永远没有自我省思，不去想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有没有自己的问题。

李翔：就是“你自己配得上天下吗”？

李敬泽：对，如果这个人是苏东坡，我们会觉得，是挺对不起你的。但是随便一个文人都觉得是天下负了自己，从来没有自省。一直到现在，在公司里、办公室里，你常常会发现一个人就是一个“屈原”，觉得同事和领导都对不起我，我赤胆忠心干了这么多活儿。他的人生意义就是抱怨。当然这可能是真的，但也常常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从来就不想想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不涉及高下，只涉及思维习惯。在基督教传统里，因为有一个设定，你们都是罪人，所以一个人很难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什么错都没有，全是世界的错。在我们这儿，《离骚》后来变成牢骚，成了一个特别牢固的习惯。这当然不能赖屈原，但真就是这么一个脉络下来的。

李翔：这个脉络，跟您之前提到的中国人的文学人格，有关系吗？

李敬泽：它肯定是这种文学人格的一部分。会有一个强烈的自我代入，“亦余心之所善兮”，我是这么纯洁和无辜，世界是这么对不起我，搞这样一个情感模式出来。这是在没有超越性信仰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一种情感上的解决方案。有时因果会随便倒置，我的不顺心、不如意，一定是因为我是高洁的，世界是污浊的，这个污浊的世界忍受不了我。根本不需要读过屈原，它已经成为一个本能的情感模式。在公司、在单位，你都能碰到这样的人。他会在不同时候拿出这个情感模式，愤世嫉俗，说世界如何辜负了自己。他给了自己一个说法，也抚慰了一下自己。但你可以想见，长期维持这个姿态的话，他是无法和世界、和他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的。无法就事论事，更不要说能有一个自我的省思。同时，沉溺在自我怜悯中，常常变成做事没底线，觉得自己怎么都对。这样的东西有时候是有毒的。

李翔：明清宫廷剧里面那种百转千回的宫斗，跟这个有关系吗？

李敬泽：中国文化是非常复杂和浩大的，实际生活更复杂，所以我特别不喜欢动不动就大而化之地给出一个解释。屈原很伟大，只是以他为原型，在之后的流变中，发展出这样一个情感模式。这个情感模式本身也不能说一无是处。一个人能有这么一份清高也是重要的。这份清高，在一些情境下也常常是一个人闪光的地方。所以我很怕跟人谈人生道理，因为我知道永远没有一个简单的药方。

《小春秋》

李敬泽 著

新星出版社2010年4月

李翔：孔子其实就很讲究自我的反思。

李敬泽：对。一日三省吾身，和世界的关系中首要的是把自己料理好、管理好，而不是惯着自己。最好的儒家状态，确实是一方面能够像孟子那样有浩然之气，很清高；另一方面又能够与他人、与世界建立恰当的关系。其实，儒家的教诲比宗教难，宗教给你明确的律令和限度，儒家几乎完全是靠内心的道德体验同世界达成一个关系，纯靠个人修为。高，可以让我们高山仰止；低，可以低到没法看。

当然这都是大而化之地在谈。我很怕说大而化之的话，很怕做非常粗暴的概括，但是也避免不了。

李翔：文学人格也是大而化之吗？

李敬泽：嗯。

李翔：这么快就推翻了自己？

李敬泽：随时准备推翻自己。但我觉得文学人格广义上是成立的。文学不是现在重要，而是自古就重要，古代更重要。广义的文学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一个基本设置，而不是现代以来被我们高度专业化的那个东西。

牢骚型人格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它是由中国文人发展起来的。发牢骚是有不平之气。所谓不平之气，是觉得世界对我不公平，世界没有好好对待我。它有一个前提是世界应该好好对待我。中国文明里有一个文人阶层，也就是儒生阶层。这个阶层甭管是顺意还是失意，当了大官还是当了小官，只要读过书，就认为天下应该对我好。这样一来，在他一生中，遇到任何挫折、任何不如意，他的牢骚就出来了。几年前我看一本小书《历代小品尺牍》，从唐到明清，通篇的牢骚，触目惊心，永远觉得世界对不起我。他甚至都懒得对自己做一个界定，懒得告诉世界我有多大才华，总之就是世界对不起我。很难想象唐宋元明清的农民会发这种牢骚。在传统社会，一个农民要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人生的不公平和非常具体的人生的不幸，“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李翔：不是连李白也认为自己有治理国家的才能吗？

李敬泽：李白确实是个伟大诗人，太天才了，但是凭什么他认为自己可以治理国家？这真的令人不放心。(笑)李白要是治理国家，肯定还不如唐玄宗。唐玄宗起码是血里火里杀过来的，只是后来糊涂了。关键他们还真不是矫情，李白是很认真的这样认为的。杜甫也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确实没表现出多大的政治才能，但这一点不妨碍他是个伟大的诗人，有一个伟大的灵魂。我现在经常看杜诗。杜甫的伟大在于，经过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在最倒霉的情况下到了甘肃，一路跟流民一样，但这时候你感觉他没有牢骚气了。他不再纠结世界为什么对我不好，他是真的把自己放到这个世界中、放到人群中、放到万千黎民中，感受这个世界的不幸和痛苦。

李翔：真的遇到这种巨大的苦难，就不会再有那种抱怨了。

李敬泽：这时候你能感觉到，世界和他人的苦难充分地进入了他的心灵，不再仅仅是这个世界怎么对不起我的问题。这说起来容易，大部分人做不到，李白王维也没做到。杜甫写《登高》，古今第一七律，“潦倒新停浊酒杯”，但你会觉得他没有把自己的潦倒、自己的病弱痛苦当回事。没有牢骚，而是天地什么样，世界什么样，最后落在自己什么样。什么叫宏大？这才叫宏大。

李翔：杜甫写这种诗的时候，有那种自觉意识吗？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诗人了吗？

李敬泽：杜甫是有非常明确的意识的，在最倒霉的时候，他也知道自己是“不废江河万古流”。一个伟大作家或者一个伟大诗人，真的是偶然又必然的。像杜甫是站在中国历史的大断裂上，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分前后两截的话，安史之乱就是那个断点和分界。安史之乱是天崩地裂之大乱，不仅仅是战乱，还涉及前后社会结构、文化逻辑的变化。就中国文学和诗歌讲，也是到了杜甫这里，“啪”一声把一些东西打开了，之前和之后也大不相同。

杜甫之前的诗人基本上是贵族，世界观和审美都是贵族的。我们每个人都受制于经济基础和世界观。在杜甫之前，诗人永远不会想到要去写一个农民怎么生活，甚至不会想到要写一写怎么思念孩子和老婆，这些东西都不在贵族的世界观里，想不起来要把它写到诗里。贵族的山水，肯定是被人抬着看的山水。比如，王维的山水一看就是有山庄的人的山水，绝不是杜甫那样，两匹瘦马，驮着老婆孩子，找不到吃的，从甘肃一路走过去的山和水。到了杜甫，这一切才进入了诗，这就是杜甫为什么伟大，而且他当时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所以这个老头真是厉害，再潦倒，诗学的自信也没塌过。我现在也是老了，案头摆一本杜诗，没事就翻一下。

一个恰当的人出现在恰当的时间和地方，这个恰当的人又是如此的天才。杜甫安史之乱时从鄜州跑回去，要是半路让乱兵给杀了，就不会有另外一个杜甫。这是一个伟大的心灵和一个关键时刻高度偶然的遭遇。

李翔：这种文人的牢骚传统，或者说这种文学人格，为什么经历了革命和那么大的社会运动，还是没有被打断？

李敬泽：传统就是非常深刻的，不那么容易被改变。即使到现在，一个上了大学的人，也依然会在这个社会里有一种身份意识。

《读无尽岁月》

李敬泽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2月

李翔：像苏东坡这样您说他内心敞亮的人，在这个传统里是一个偶然吗？

李敬泽：苏东坡之所以是苏东坡，正是因为他少见。苏东坡肯定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人格境界，无论在审美意义上，还是在人生意义上都是，确实令人心向往之。

李翔：牢骚这个东西复制性是非常强的，几乎是本能，相对的内心敞亮是可复制的吗？

李敬泽：不知道。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虽然封建迷信的相面要不得，但是你看人的面相，有的人内心的各种拧巴都挂在脸上，一脸的七情六欲；也有些人往这儿一坐，你感觉到他们脸上如此干净，这样的人心里多半也敞亮。

李翔：我们肯定希望敞亮人不断变多，也希望大家不要那么拧巴。

李敬泽：它和每个人生活空间越来越宽敞绝对是正相关的。我们的理想是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不就是敞亮吗？但全面发展是有条件的，如果天天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空间极为逼仄，哪有全面发展可言？就像现在城市里家境正常的孩子，你会感觉比我们小时候敞亮多了。我们小时候的样子，现在我自己翻出照片一看，小老头一样。这是基本的一个事实，剩下的就是个人修为了。

敞亮不外乎是说世界给人的空间有多大，同时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空间有多大。所以这既是社会的问题，也是个人的问题。就个人来说，古代文人之所以牢骚多，就是因为他的人生只有一个价值：当官。只要仕途稍一受挫，就是世道不公，天下对不起我，全来了。我们直到现在都觉得苏东坡伟大，就是因为他的内在空间大，人生价值不是单维的。

李翔：最后几个问题，您曾经列过很多要写的题材，比如写春秋，仿照普鲁塔克写英雄传。

李敬泽：这个还留着。

李翔：比如写关于张岱的书，他应该也是吸引您的人？

李敬泽：有时间写，我相信也能写得很好，但我现在对张岱的兴趣已经不大了。

李翔：类似于《西方正典》那样的大书呢？

李敬泽：我一直在写，《红楼梦》写了一系列文章，《西游记》也要写一系列，方向还没放弃，但不是布鲁姆那样的写法。

李翔：应该很多人问过您，小说作为一种叙事形式，还能流传很久吗？会消亡吗？

李敬泽：其实我不太关心这个问题，这种事说错了打脸，说准了也没什么了不得，就像说太阳终究要熄灭。只要有人，故事和叙事永远存在，它几乎是人之为人的条件。人一定要讲自己的故事，人也一定是活在自己的叙事里，没有小说，也一定有别的东西。

李翔：之前聊天的时候，您有一个说法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讲自己是计划经济的后裔，您肯定也看到很多市场年代起来的作家和年轻人。在精神气质上，大家会有明显的不同吗？

李敬泽：也就是那么一说。如果用更大尺度看，现在我们能分出我是60年代的人，你是80年代的人，但是等到2070年，如果那时候有人有兴趣研究咱们，咱们就是一代人。鲁迅和沈从文差着二十多岁，但是现在咱们来看，他们不就是一代人吗？我们现在强调差异性，其实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机制的作用。这个机制有时候就是要通过强调一些差异，来使我们每个人在此时此刻确立身份，我为什么不同，我跟你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差异无关紧要，就像我们现在看19世纪的小说，根本就不会在意那些差异。

所以我说自己当不了批评家，因为我对从概念出发做出的结论，总是不能坚持。(笑)

本文节选自《详谈12：李敬泽——心怀理想，但和不完美共存》，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李翔，资深媒体人，得到App总编辑，

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副主编、《财经天下》出版人、《时尚先生》主编。

《详谈12：

李敬泽——心怀理想，但和不完美共存》

新星出版社

，202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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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是谁001

第一部分 从石家庄到北大

故乡和熔炉 012

石家庄少年 020

乡村经验 027

社会运动和成长期 032

阅读经验和距离感 036

北大和一代人的特殊性 041

第二部分 文学编辑之路

选择和预期 050

《小说选刊》 054

《人民文学》 067

最年轻的主编 072

第三部分 编辑手艺和文学生活

90年代的文学生活 082

判断力和开放性 089

气盛 091

编辑的传承和杂志的竞争 094

编辑和作者 097

作者的脆弱 104

做事人的视角 109

第四部分 从“五四”到当下的文学

“五四”建立的基本范式 114

从大的时间尺度上看文学 118

80年代的庞然大物 124

文学在精神生活里的中心性 129

网络文学和流行文学 133

非虚构 138

诺贝尔文学奖 143

第五部分 读书、写作和阅世

阅读的兴趣 148

参与塑造精神世界的作家 153

作为私人生活的阅读 161

批评家 166

《会饮记》和《青鸟故事集》 171

《咏而归》和春秋气象 175

文学人格 179

后记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