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古代大家世族都将”耕读传家”作为立足根本

为何古代大家世族都将”耕读传家”作为立足根本

章仔钧出生在官僚世家，其祖章及，字鹏之，仕唐，为唐康州刺史；其父章修，仕唐，为福州军事判官；本人被唐授为高州刺史。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被追封琅琊王。

目前，尚未找到章仔钧告老还乡，回归田园的资料，据记载“审知已受梁命，加中书令，封闽王，升福州为大都督府，建安五郡尽为审知管辖，正在开府增置官属，得到仔钧的坚辞，遂没表奏。”由此推论，章仔钧四十多岁进入仕途之后，从未离开过。

因此，耕读生活，对于生在官僚世家的章仔钧而言，不会有太多的亲身经历。作为生于唐末乱世，以献“攻、守、御”三策，入仕途的文官，其后，守城有方，“扎西岩三十年间，屡挫江南之兵，使七闽得以保障。”，却是武将所为，可见，章仔钧是文武双全、阅世颇深之人。但从“唐代是均田制破产、土地私有再次主流化的重要历史时期”来看，身为官僚世家的章氏家族，必然拥有不少数量的私有土地。

据此，《章氏家训》作为第一篇正式确立“耕读传家”的家训著作，并非凭空而生，是其创立人，多年亲身参与或组织指挥耕种，以及在且耕且读生涯中，有所感悟，出仕建功立业之后的肺腑之言。

《汉书·疏广传》记载，在汉代，有一个叫疏广的官员告老还乡时，带回不少皇帝和太子赐赠的黄金。他用这笔钱每日宴请乡里亲友，当钱快花完时，疏广的子孙便私下托人劝疏广，留点钱为子孙置些田产。疏广听了说：“我不是不考虑子孙后代，我想他们如果能够辛勤耕作，家中原有的田产，可以维持一般人的生活水平，现在，如果再多给他钱财，岂不是教他们怠情吗？”

清代林则徐有这么一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事例告诉人们，若真正为子孙的长远利益着想，就应该，喻之以义，遣之以义，而不遗之以利。小义是修身齐家，大义则是心怀社会心系国家，哪怕是“身在田间”也要“心系庙堂”。

研究认为，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三类：一类是读过书的农庄主、较富裕的自耕农。他们经济条件好，有读书受教育的机会，又参加农业劳动；一类是隐士，有文化而不愿做官，或不能做官。他们“啸歌弃城市，归来事耕织”、“悠哉不自觉，退耕东皋田”，“借得茅斋岳麓西，拟将身世老锄犁”，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日入开我卷，日出把我锄”“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一类是政府官员，他们中不少人有耕读生活经历，做官后，仍关心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热心农业技术推广。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章仔钧公。

又如。汉代的崔寔自幼读书，学识渊博，成年后经营田庄，四十岁左右，成为有名的农业经营家；清代的杨秀元早年在乡间执教，四十岁后，归耕，主张耕读兼营，半耕半读；清代的杨双山，幼年读私塾，青年时对八股文、科举没兴趣，开始读农业、医学等着重实用的书籍，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在关中试种棉花，提倡蚕桑，他建立的养素园，既是他耕作和农业试验场所，又是他读书教书著书的地方，他的后半生就是在养素园里过着耕读生活；宋代的陈旉长期隐居扬州西山，读书、耕作，自称“隐居全真子”；明代的王象，三十岁中举，四十岁中进士，三年后，弃官从农，家有田近百亩，除雇人耕种外，还亲自种植园圃，自称“明农隐士”；贾思勰任高阳太守，他的《齐民要术》写作原则是，“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亲身体验；元代的王祯，在作县令期间，鼓励农耕，亲自传授植棉、嫁接技术，在农具方面的知识更丰富；明代的徐光启十九岁中秀才后，一边教书，一边下田劳动；四十三岁中进士后，有十三年是在进行农业试验与研究，他在上海家里有小块试验地，在天津垦殖，种水稻；清代的包世臣，自幼跟父亲边劳动，边读书，每天很早起床读书，早饭后下地劳动，晚上读书到深夜。三十岁中举，在官府当幕僚，仍然关心农业生产，亲自推广农业生产技术。

中国家训史上无数事例从正面印证了五代时章仔钧耕读可以作为传家之宝的断言

以耕读为日常生活方式的耕读人，从以上事例中，发觉他们一般会有着这样的价值观：一是，以耕读为荣，认为耕读结合是高尚的事情。南宋辛弃疾自号“稼轩”。清代杨秀元把自己的住宅命名为“半半山庄”，表明他把半耕半读作为世代相传的家风；二是，认为耕读结合的生活是合理的。张履祥在《补农书》总论中，专门论述了耕读的关系，他说“人言耕读不能相兼，非也”。他批评了两种人，一种人“无所事事，闲荡过日，及妄求非分、营营朝夕，看得读书是人事外事”，另一种人“为文字章句之家，穷年累月，不得休息，故以耕为俗末劳苦不可堪之事，患其分心”。这两种人都不可取，而耕读结合才是合理的。从时间安排上也无问题，“农功有时，多则半年，谚云农夫半年闲，况此半年之中，一月未尝无几日之暇，一日未尝无几刻之息，以是开卷诵习，讲求义理，不己多乎。窃谓心逸日休，诫莫过此”；三是，耕读是治生的需要。贾思勰说“夫治生之道，不士则农”。以农业作为治生之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进行农业经营；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以农业为谋生手段；四是，耕读是磨炼人的方式。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如果只读书，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五是，以农业为业余爱好，为消闲、陶冶性情、复归自然的手段。这些人多是不愁吃喝的隐士。

查中国家训史，会发现东汉时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世家大族没有一个维持得了五世的，如袁绍所在的袁氏家族、杨修所在的杨氏家族。袁氏家族曾经四世三公、满朝多是门生故吏，“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见《三国志·袁绍传》）；杨氏家族曾经是“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自杨彪儿子杨修，为曹操所杀后，风光不再。(见《后汉书·杨震列传》)，不过五世，正好与此前六百多年儒家亚圣孟轲在《孟子·离娄章句下》所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吻合。

如何从古今中外的家族兴衰史中，思索自己所在家族的未来，是摆在当前中国已涌现出大量富豪、金领阶层等“新贵族”的二代、三代们急需破解的一道难题。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