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影秋口述2：我没有毕业也没有拿到文凭，离家浪迹江南乞食吴门

孤注一掷浪迹江南

我因铜师风潮，被迫愤然离开铜山师范后，因没有毕业，当然也没有拿到文凭。回到家里，我父亲一直埋怨着：念了那么多年书，连个找碗饭吃的差事都没有。另外，也有来自家乡四邻无形的舆论压力，认为我这个人为了求学，东奔西走，最后也没有闹出什么名堂。而我自己觉得就这样在家里待着，既不甘心，也不是办法，头脑中也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下一步的道路，究竟如何走呢？

在家乡种田吧，晚了些，体力也不太适应了。私塾已经没有，附近的学校上不成，职业又找不着。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产生了孤注一掷的想法，横下一条心，离开家到江南去。

之所以想到江南去，是想到被驱赶的原铜师校长郑梦九，在江南宜兴县县政府当教育科长，何不去找找他，哪怕是在县政府找个誊写的事情做也行。县政府当教育科长，何不去找找他，哪怕是在县政府找个誊写的事情做也行。我甚至想，万一找不到事情，我就去当兵。那时候满街都是招兵的，这一支，那一支，到处是打着旗子招兵的，我个子高，身体强壮，又不怕苦，当兵总可以。退一万步，当不成兵，还可以在江南打小工，什么修路、挖洞、建房……去卖苦力，总会找到个出路，我不信天有绝人之路。我向父亲和哥哥说明上述想法后，他们也只好任我去闯荡，并帮我求亲告友，七拼八凑，弄了十来元路费，仅仅够到江南去的车价。我就带了一个小手提箱，装了几件随身的破衣服和几本书，其他了无一物。就这样，茫茫然，离家出走。父亲站在门口目送我很远，我头也没回地痛楚地走去。

路上坐在敞篷车厢里，乱糟糟的，横七竖八的，坐着躺着的，大多数是逃荒的难民。我蹲在一个角落里，思索着：到江南后，究竟怎么办？突然，在火车上碰见了几个同学，其中有砀山的，有沛县的，也有睢宁的。相互交谈后，知道他们原来是到无锡去报考无锡国专。他们了解到我尚无固定打算时，便一个劲地动员我也去考无锡国专。我说没有毕业文凭，他们说这容易，他们随身带有空白文凭，说着就送给我一张。这些空白文凭是江苏第十中学发的。原来这个学校当时也闹了学潮，学校无法继续上课，因此毕业班未经考试，每人发一张文凭，他们多拿了几张。和这几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倒不感到孤独。他们再三动员我去考无锡国专，我本来就想读书，又念过六七年私塾，上国专也对路子，现在正没有去处，何不索性去试考一下。不料，到无锡报考之后，竟然被录取了，而且名列前茅。

虽然考取了无锡国专，但当时正值暑假，离开学还有一个月，学校不让住，我又没有路费回家，在何处落脚呢？这时，我想何不到宜兴去找郑梦九老师。事先已经给他写过信，没等到回信，我就直接去了。

到宜兴找到教育科后，那位老师没有出来见我，只派了个司务员接待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只求暂时安排一个住处。他于是在县教育科的档案储存室里，用两块木板临时给搭了个床，算是安置了下来。这个储存室又潮湿又阴暗，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臭味，特别是每天夜里一点起灯，就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原来是满地、满墙的蜈蚣在乱爬。吹灯上床后，这些蜈蚣甚至顺着墙爬到床上，不得不再点起灯捕打一阵，每夜都要三番五次与蜈蚣作战。

有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起床后带上帽子，刚把帽子捂到头上，头皮痛得像针扎似的，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赶快把帽子摔掉，原来是里面爬着一只大蝎子，狠狠地蜇了我一下。那一个月，我每天晚间，就在那间阴暗潮湿的屋子里与蜈蚣、蝎子同居，实在是苦不堪言。如不住在这里，又何处安身呢？

晚间，在蜈蚣室里胡乱睡一阵，白天则跑到图书馆，整天蹲在那看书。凡是图书馆有的书我都看，读书人神之后，似乎忘记了一切。什么蝎子蜇、肚子饿，都置于脑后。读到中午，图书管理人员要下班了，我还央求着能否多看一阵，一直到闭门被赶出为止。出了图书馆，就在街上随便买块饼子充饥，又急忙赶回图书馆。还不到开门时间，就蹲在图书馆的院子里等，一旦开门后，又一头扎进去，直读到天黑。一方面读着各种各样的书，感到新鲜有趣，另一方面也借以度过开学前这段时光。

就这样，我在宜兴停留了一个月，直到开学时返回无锡。这期间，那个叫郑梦九的老师，竟没有和我见过一次面。世态炎凉，人情淡薄，可想而知。

读无锡国专与再次辍学

1929年暑假后，我进入无锡国专。

无锡国专乃一所私立学校，是经学家唐文治先生兴办的，原来的名字叫无锡国学专修馆。唐先生是经学家，又是教育家，他原来在上海办了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后来，这位老先生双目失明，就回到家乡，创办了这所国学专修馆。

当时，国专开三门课：一门是经学，一门是宋学（就是理学），还有一门是考据学（也称汉学），此外还可以旁听文字学、音韵学、文学史等。唐文治先生亲自给我们讲经学，他学问渊博，经学造诣很深。《十三经》他都能背，不仅能背经文，而且能背各家的注。他给我们讲课时，虽然双目失明，各部经书全凭记忆，但却讲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某书第几卷、第几页，记得清清楚楚。同时，他思想也很通达，并非是迂腐的老古董。由于唐文治的关系，学校里请来的老师也都是有名望的国学专家，记得给我们讲过课的有钱基博、夏丐尊、陈柱等。据我所知，周谷城、梁漱溟、郭绍虞、夏承焘、王遽常、蔡尚思、钱仲联等著名学者，也都先后在这里任教。这所学校培养造就了不少文史人才。

在国专学习期间，我的文史基础又大大提高了一步，由于读过几年私塾，曾熟读过"四书"、"五经"，在这里学习并不感到吃力，而且很感兴趣。记得有个姓陆的老师，专讲《易经》，他讲课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说《易经》中的八卦：乾三、坤、艮、兑三、震三、坎一、巽三、离一，都是狩猎时代的符号。古代的人在打猎时，在行途中遇到了山、水、风、火等，便分别画出符号，代表这些东西，以此标记途中的状况，也给后人指引道路。我觉得他的讲法很新鲜，也蛮有道理，不像当时有些人讲《易经》时，充满了神秘色彩。他还讲，《易经》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产物还很难说，假如说出现在春秋战国之前，但先秦时代的许多文献上，都没有八卦的符号，包括当时的铭文、石刻上都没有见到过。所以有人说它出现的较晚，可能是秦汉之际的作品。不过，秦汉以前的某些典籍中，却又引用过《易经》的经文，似乎它的产生又早于秦汉之际。他说，看来《易经》的经与传，分别产生于不同时期的可能性更大。后来的哲学史学界不少研究人员，也持这种看法。其他老师的课，我也很感兴趣。如果沿着国专的路子一直发展下去，说不定我也可能成为国学家。

但是，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突然接到父亲来信，大意是说：为了供你上学，家中的耕牛和大车都卖了，现在连地都种不上了，再也没有弄钱的门路。从家里说已无钱供你读书，你自己有办法弄钱就读，没有办法就再找出路。读了父亲的信，我感到家中的经济状况可以说已处于山穷水尽，再由家中供给分文学费也不可能。而且，这种情况也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无锡国专的学费很高，每学期的学费就要交四十元大洋，每月还要交伙食费，还需要书籍费、制服费等。我刚入学时，曾写信向家中要钱。那时，我父亲就曾来信说，为给我筹集学资，不得不卖了一头牛，但仍差得很多。我不得不又向老师、同学借钱。先后求告了好几位老师，只有徐州的韩席筹老先生寄来二十五元现洋。韩先生是我小学国文老师的胞兄，我在铜山师范读书时，他又直接教过我的国文，很喜欢我的才学，就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我。对这位老师，我一直怀着感激之情。靠家中与师友的接济，在国专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就已经用去一百多元大洋，完全靠借贷读私立学校，况且又很难借到，实在无力继续再读下去。

万般无奈，我只好忍痛再离开无锡国专，又一次中途学。何去何从，又茫茫然！在这种境遇中，我甚至急得恨天怨地，抱头长叹：我人生的道路，为何如此艰难曲折！

乞食吴门寄居肖寺

从无锡国专退学后，在考虑日后的出路时，就想到当时的无锡，除无锡国专外，还有个教育学院。该校原来分两部分，一是教育学院，一是劳农学院，后来二者合并成为江苏教育学院。经过了解，这个学院属师范性质，不仅管伙食费、书籍费，还发寒暑假回家的路费。我想如能考取这个学院，取得公费，不再由家中负担学费，学习也就有了保证。因此，决心考这个学校。

为了准备转学考试，从离开无锡国专的后半学期，直到寒假期间，我都是在无锡市图书馆度过的，找各种各样的升学指南、习题解答，练习回答试题。那段时期，住没有固定的住处，吃饭也没有保证。常常是在这里借住几天，在那里借住几天，吃饭则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为了准备转学考试，又不得不饿着肚子加紧复习。回忆我的求学过程，实在过的是半乞丐式的生活。

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寒假过后，我终于如愿考取了江苏教育学院。这时，我的眉头才舒展开。读教育学院，依然很艰苦。读完第一学期放暑假时，虽然发了路费，我并没有回家，许多最必要的东西都要添置，学校里虽然发书，但笔墨纸张总得自己准备，我不得不用回家的路费来添置这些东西。但那时候，寒暑假期间，学校不让住，你要说没有路费回家，学校还会质问你：发的路费干什么了？!

学校不能住，家又回不去，我就在无锡惠山二轩亭一带找了个小庙，住了几天。后来，又在惠山北面茅亭附近发现有个小庙，庙内只有一个和尚，一个工友，很是洁净。我找到这个和尚，与他交谈起来比较投机，向他提出借宿，他欣然同意。于是，便在这个庙里住下来。殊不知，和尚本想赚钱，他见来了个大学生，能在外面借宿，经济上一定比较富裕，所以开始对我的接待很客气。第一天给我做了素斋，味道还蛮好。不料，第二天，这个和尚就向我说："阿弥陀佛！向施主化斋，好买米。"我一下心里凉了半截，心想，我要是有钱，也不在这里住了。只好向他说："我的钱还没有寄来，请容几天再说。"那个和尚也只好半信半疑，不再说什么。就这样，我在这个叫做肖寺的小庙里住了个把月。后来，我在《秋日杂忆》诗中回忆自己的人生历程，所谓"乞食吴门闻狗吠，寄居肖寺听鸡啼"，指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住在肖寺那一段时间，白天下山到无锡市内图书馆或街上的一些书店里看书，特别是发现春安市有个小书店有许多书籍。这个书店有个店员叫李秋影，他收藏了许多进步书籍。我到这里，开始是在店门下站着看，连着看了十来天，同这个店员熟了，他就领我到楼上看。楼上有许多进步书籍。当时，新出版的《屠场》、《石炭王》等最有名的小说都能看到。另外，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书，他这里也有。后来，我甚至在这里还看到《向导》、《红旗》等我们党办的刊物。李秋影究竟是什么人，我弄不清楚，直到我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时，他还在那个书店卖书。后来我在徐州民众教育馆时，还和他通过院毕业时，他还在那个书店卖书。后来我在徐州民众教育馆时，还和他通过信。新中国成立后，我曾设法打听他的下落，无锡的老党员也都不知道他。我开始大量阅读进步书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虽然起初读这些进步书籍，并无明确的目的，但却无形中受到这些书籍的感染和影响，逐步跳出了书本，开始考虑社会的现实问题。

教育学院的同学

就在我晚间住在庙宇、白天跑到图书馆看书的那个暑假，凌静也向我提供了不少的读物。她借给我的书，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但都是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当时，我们碰在一起，也相互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思想也较为接近。

我和凌静同志是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她是上海市宝山人，家中也很苦。为了养家，她入学前，已经当了几年工人。我们同时考人教育学院后，不仅同班，又是一个实习小组。实习小组，就是一起进行教育实习。学院里设有实习长，类似于今天的教务长。还设有教育馆、读书夜校等，都是教育学院的附属单位。教育学院的学生，在实习长的统一安排下，分成若干实习小组，到教育馆或读书夜校进行教育实习。我们因在一个实习小组，常常一起出去实习，接触交谈较多，相互间逐渐产生了好感。她当时的思想比我进步开朗，常对我有些启发和帮助。记得有一次，我向她谈到对无锡和内地的一些事情很看不惯，想到大西北去。因为当时正在开发大西北，很多内地青年纷纷到西北去、到新疆去。那时新疆处于盛世才统治的前期，还比较开明。她却反问我："你到西北干什么？"我说："我觉得那里比较自由，不像这里的法律那样不民主。"她则说："法律不是人定的吗？这个地方过去不是也没有现在这些不民主的法律吗？人定了什么法律就有什么法律，你跑到那里去以后，那个地方照样也会定出约束人的法律，你又到哪里去呢？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力量改变现有的法律！"经她这么一讲，我豁然开朗，感到她的思想要比我进步，考虑问题也比我开阔。所以，有什么想法，愿意和她交谈，当她知道我是暑假无力回家时，就借了许多书让我读。

教育学院另一个同我要好的同学是苗敬一，尽管这个人后来叛变革命，但当时的思想却比较激进。他读了不少进步理论书籍，说起话来，常常是有理有据，振振有词。当时，他还借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读了这两本书后，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共产主义开始有了憧憬和追求。

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加之连年来辗转流浪的过程，使我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当时教育学院的正规课程，我几乎有些读不下去了。读的书都是具有新思想、新内容的书籍，如普罗文艺、新兴社会科学以及那时有名的社会科学十大本，诸如新兴文学、新兴哲学、新兴经济学等，我都一本本地找来，贪婪地读着。但是，读的多了，也就感到这些书多是仓促编成，比较粗糙，不甚科学，而且是这本书里有，那本书里也有，大都是译来译去，编来编去，看多了，也就没有什么新鲜感。有些书如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艺》等，我还不大看得懂，但也硬着头皮，囫囵吞枣地读下去。我还到处借阅鲁迅、瞿秋白、邹韬奋的著作，以及鲁迅编的各种期刊。那一段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发生大变化的阶段，逐渐地从循规蹈矩，只知埋头读书，转向思考各种社会现实、探索人生道路等问题了。那段时间，我第一学期、第二学期的假期，都没有回家，一方面是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想多读点书。第三学期的假期，我回过一次家，还到铜山师范去过，看到铜师同学的思想面目也有较大变化，两派不同政治势力、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之间，已开始进行公开争论，甚至互相指责。那时国民党有首党歌，歌词中有"三民主义，我党所宗"，激进的同学就唱"杀民主义，我党所宗"，还把国民党喊成"刮民党"；另一方面思想倾向的学生，则公开斥责那些激进的同学是"无产者"、" CY "等。当时，已是1931年，学校里已不像过去那样平静。

随着这些客观形势的变化，我的政治思想倾向也渐渐形成，逐步卷入进步思潮，与江苏教育学院的法西斯统治开始发生了冲突。

当时，江苏教育学院的院长叫高阳，此人是国民党党棍，又是 CC 派头目，他在学校压制进步思想，打击进步力量。我人学的第一学期，就看到学校张贴广告，以"思想过激"、"言行不轨"的罪名，开除了四十几名进步同学。而高阳的许多反动措施，特别是对学生的监督和惩处，多数是通过学校的另一个党棍、训导主任执行的。因而，多数同学对这个训导主任都很厌恶，常抱以蔑视和对立。

有一次这个训导主任来我们班上政训课，在课堂上板起正人君子的伪善面孔，大放厥词，且语无伦次，引起同学的强烈不满。大家乘他背转身写板书时，竟不约而同地敲桌子、搓地板。他面对这种情况，恼羞成怒，大发雷霆，突然向我发作起来，大声斥责说："郭萃章站起来，你！你为什么搓地板、敲桌子？!"我站起来镇定地说："我没有这样做？"

他狡黠地说："我看见就是你，还不承认！"我坚决反驳说："你看错了，我没有做！"他又改变腔调说："那你指出来，谁这样做了？"

我说："我一心在做功课，没看见！"

他说："你指出任何一个人，就没你的事。"

我说："我没看见，我不能随便诬告。"

他歇斯底里地吼起来："郭萃章你很不老实，你桌前桌后那么多人敲桌子、搓地板，我都看见了，就不信你一个也没看见。"

我也不客气地说："我没有看见就是没看见。既然你都看见了，还要让我说什么！"

他理屈词穷地吼叫着："就是你！就是你！"

我不紧不慢地说："你看错了，我恰恰没有这么做！"

这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弄得这个训导主任张口结舌，教室里一片对他的嘻笑声。他本来想通过对我的威吓，让我揭发自己的同学，掀起同学间的矛盾，而后加以制服。没想到诡计未逞，又抹了一鼻子灰。最后拍着桌子说："这个课我不上了，我要辞职，我要求院长对你们严加惩处！"说着夹起皮包，离开教室。

不一会，高阳把我叫到院长办公室。

开始，高阳也声色俱厉地质问我："为什么在课堂上胡闹？敲桌子、搓地板，成何体统？"而我仍坚决否认。在僵持中，高阳变了花招说："假若你真的没有这样做，那你就面对总理遗像三鞠躬。"我说："我既然没有那样做，也就没有必要对总理遗像三鞠躬。"正当我与高阳争执不下时，已经下课了，各班去食堂吃饭的同学，看到我班的同学都围在院长办公室门前，也都站在那里围观。一时间，院长办公室门前，围有一二百人，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指责训导主任平素的劣迹。因为高阳也弄不清楚我在课堂上的表现，又怕草率处理，引起更多同学的不满把事态扩大。只好冷冷地对我说："你先回去，听候处理。"

但后来，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南京请愿敦蒋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他曾明确下令："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军应予不反抗，力避冲突。"致使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

当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民族利益为重，迅即于同年9月4日联合日本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同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后，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青年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席卷全国各大城市。9月28日，南京、上海的学生，还群集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抗议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愤怒捣毁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12日，北平、天津、郑州、济南等地学生，又进行总罢课，派出代表南下请愿，要求面见蒋介石敦请其抗日。上海、杭州、苏州的学生，也都参加了那次请愿斗争。

江苏教育学院的同学也冲破重重阻力，投入了请愿斗争的洪流。各班同学事先秘密串联，约定夜里统一行动、分工动手。有的开校门，有的剪铁丝网，有的组织队伍，很快便聚集了二三百人。学院的院长、训导主任闻讯赶来，站在学生对面拦阻，时而威胁，时而劝诱，甚至拉这个一把，拽那个一把，"不能去呀！不能去呀！去了要杀头呀！"也确有些人不敢去了，更多的同学则不顾阻挠，手挽手地毅然向车站走去。不少女同学也踊跃参加，如凌静等同学也都去了。

当时，还有两位老师到车站为我们送行，一位是雷宾南老师，一位是俞庆棠老师。雷老师有强烈的爱国心，经常在课堂上为我们讲古今中外爱国者的故事，他的讲义编写得也很动人，一开头就引用杜甫的诗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用爱国的感情和语言，启发同学的爱国心。俞庆棠老师是美国哥伦比亚的硕士，有学问，又热情，爱国主义感情强烈，为我们送行时，甚至激愤得痛哭流涕。那时，她在教育学院虽然只是个教授，但威望高、影响大，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她在江苏省教育厅有任职，专管民众教育，与当时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的关系也较密切，她亲自为同学送行，有力地支持了请愿活动。

我是这次请愿队伍的领队。当时学校有军训课，每年都进行实弹演习，我是排长，有这方面的组织能力，因而挺身而出做了领队。到南京后，国民党把我们安排在中央军事学院。第二天晚上蒋介石在这个学院礼堂，接见了包括我们学校在内的南北各地的学生代表。蒋介石当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我因为站在最前面，看得听得都很清楚。只听蒋介石说："我蒋中正，我国民党政府，是坚决抗日的，明天我就要出师北上，矢志抗日。"还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诸位请速回校，我蒋某决不食言。"蒋介石表示接受抗日请求后，各地学生都很高兴，我们学校的同学还赶制了一面黑色的出征大旗，上写："还我河山。"

第三天一早，各地学生队伍都冒着小雨聚集到南京中央体育场，准备为蒋介石的出征队伍送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蒋介石的队伍出来。直到天黑时，才来了蒋介石的参议长贺衷寒，他是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军统特务头目。大家见蒋介石没来，出征的队伍也没有动静，队伍立即哗然，叫的叫、骂的骂。贺衷寒讲话根本没人听。有的把准备的旗帜当场撕碎，准备再次直接向蒋介石请愿。殊不知，国民党当局已作好周密布置，大批手持刀枪的军警，从四面八方把请愿的学生层层包围起来，强行把各地来的学生一批一批押送到车站。后来，我了解到在那次的请愿过程中，请愿学生竟遭到国民党枪杀三十余人、伤百余人。但是，那次活动却充分显示了中国青年在爱国反帝斗争中的先锋作用。

我们在被强行遣回无锡途中，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回去就好好念书吧，什么事也别再插手了，这实际上是被镇压吓破了胆，或者是没有信心，表示失望；也有的说回去继续闹下去，而且要大闹，要掀起"倒高运动"（指赶走院长高阳）。对这些意见，我都不以为然。害怕、投降、观望者固然不对，但是要掀起"倒高运动"也不可取，赶走一个高阳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而且只我们一所学校的力量也不够。当时我更多考虑的是，回去后，高阳等将如何处理我们，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

回到教育学院后，高阳果然大施伎俩，他一方面故作姿态，扬言要辞职；另一方面制造舆论，声称对闹事学生严加惩办，否则学校无法管理。他知道上司不会让他辞职，学校也有一部分人要挽留他。他不过是以辞职作为处理学生的要挟。事情果然如此，学校里很快便有人出面到处散布："高阳院长不能走","要保证他的工作条件"。高阳也演双簧似地表态说：他可以不辞职，但必须对请愿学生严处，凡是请愿的学生都要公开悔过，带头闹事者要开除。

经过一番策划后，学院里按高阳的安排，召开了悔过大会。气氛异常紧张。也确有人在大会上登台悔过，甚至个别原来组织请愿的人也反水了，他在会上拿出他哥哥（无锡教育局长）的信说："现在爱国就要读书，不能越轨，不能做政府不允许的事。"并表示公开悔过，接受处分。也有的人原来就没有去，现在趾高气扬地认为他们做对了。一时间，邪气上升，使参加请愿活动的人顿感有很大压力。这时高阳等人眼睛死盯着我，周围进步与保守的同学也都望着我，看我何去何从。这时，我胸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浑身的血都在沸腾，就下定决心，决不悔过，宁为玉碎，也不为瓦全。正准备登台表态，突然雷宾南老师正步走到台上。

雷宾南老师在台上声情激动地讲起演来，他从九一八后国土沦丧讲起，又讲到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态度，他沉痛地说："一寸山河一寸伤心泪","我们怎能心做牛马，任人宰割"。这些话一连讲了好几遍，一再重复说"一寸山河一寸伤心泪"，直到把有些学生感动得哭了起来。在这种气氛下，俞庆棠老师也走上台来，她十分激动地表示："请愿学生没有什么可悔过的，如果说要悔过，倒是首先要求别人悔过的人应该悔过"，她还大声反问："要求抗日有什么错，难道甘心当亡国奴对吗？"她一面讲话，一面痛哭流涕，会场一片沉静，而后，台上台下的哭声共鸣。

雷宾南、俞庆棠老师的讲话，很有威慑和感染力量，引起强烈反响。原来准备悔过的人转而坚定起来；已经表示悔过的同学，又有些感到后悔；我也不再感到有难以推卸的压力。高阳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束手无策。再者，当时全国群众要求抗日的声浪甚高，由于国民党当局对请愿学生进行的镇压，更加激起爱国学生的愤慨。从上海开始，各地学生纷纷起来，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高阳也有些做贼心虚。他既怕继续压制激起更大的对抗，又怕会场上沿着雷、俞老师点燃的爱国激情之火再向前发展，不得不狡猾地改变姿态说："大家的爱国热情我高某也是支持的，但是爱国不能越轨，不能做不利于政府的事，更不要被左倾势力利用，多数同学年轻幼稚，我们不咎。对有些带头闹事的人，我们要报告上司听候处理。"而后，便将会议草草收场。后来，高阳等只是对我们暗中的监视更加严厉，公开的表现则是不了了之。我通过那次斗争实践，更加坚定了走爱国革命的道路。

抗日爱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九一八前后在江南，凡是进步力量较强的学校，进步的教师和同学都纷纷进行抗日宣传，举行抗日操练，练习射击，做好抗日准备。我后来能适应打游击的活动，与当时进行的军事训练也有一定关系。

在教育学院的最后阶段是参加毕业实习参观团。带队的老师叫陈香圃，他是有名的教育学家，我们用的教育学的课本就是他编写的。由于他是个学者，便委任我做实习参观团的团长，帮助他处理参观实习中的事务。

在教育学院学习了两年、实习了一年，最后算是毕业了。但不统一发毕业文凭，有的早发，有的晚发，品行"好"的早发，品行"不好"的晚发，我当时没有即发文凭，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的，记不清了。因为我的品行，从进校到毕业，年年都是"丙等"。原因在于不是按学校的规定循规蹈矩地读书学习，参加了进步活动，阅读了禁读的书刊，这在高阳和那个训导主任心目中，当然是"越轨"，因而品行只能评为"丙等"。

1932年秋，我在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我时辍时续的学生时代也就结束了。从此之后，进一步走向了社会。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