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勇者左宗棠，为他的国家和时代而生

所评图书：

书名：《孤勇：左宗棠新传》

作者：刘江华

出版社：岳麓书社

出版日期：2025年2月

同治七年（1870），左宗棠奉诏入京觐见太后、皇帝。清廷意欲平定陕甘，自然想到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踊跃而出的左宗棠。相较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名帅，左宗棠性情桀骜不驯，不屑结党营私，这也意味着哪怕后者继续立有大功，仍不至于威胁朝廷权威。

陕甘大地在当时处于比较显著的治理失败，流民四起，民间揭竿起义的现象渐有失控之势。这不得不令清廷统治者担忧重演2个多世纪以前的李自成义军倾覆明王朝统治的一幕。陕甘两省饷银、军需匮乏，其他省份要么处于同样的疲敝，要么还在等待走出持续十多年的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破坏，正在筹办的洋务还未开花结果。

左宗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的上佳表现，实际上最重要的还不是他善于指挥，而且他颇为善于变通，能够在比较混乱的时局下筹饷筹粮。左宗棠获任陕甘总督后，果真一再通过变通，想尽办法筹集所需要的钱粮——由于采买的粮食需要从四川、湖北、河南、山西等地购买转运而来，所以他还设法在转运的水陆两路分别设立采运局，变长运为短运。而且抓住每年不同地区粮价发动的有利时机，在低价时期尽量增加采购。

备齐钱粮的左宗棠，在平定陕甘过程中做到剿抚并重。左宗棠敬仰蜀汉名相诸葛亮，因而主持战争也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杀戮，以攻心为上。他也很好地承继了诸葛亮用兵谨慎、注重后路、稳扎稳打的特点。

新出版的《孤勇：左宗棠新传》一书就谈到，左宗棠在平定陕甘时采用的“‘慎’之一字，战之本也”的军事方略，正是其最终完成使命重托，稳定西北，并为日后平定西域，解决新疆危机创造了条件。

阿古柏入侵新疆的同时，沙皇俄国也增强了对伊犁地区的渗透。再加上新疆地区各族人员对于清廷统治的不满，一时内忧外患使得新疆地区陷入重大危机。这也引发了清廷高层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左宗棠不仅击溃了阿古柏军队，粉碎了俄英分裂、割据中国新疆的图谋，确保辽阔的西北大地较为完整地保留在中国疆域以内，而且他在收复新疆后，还极力促成新疆建省，从军府制改为行省制。

在这一过程中，左宗棠无疑发挥了书作者概括的“孤勇”、忠勇的特质，与政治观点、利益立场存在较大分歧的同僚展开激辩，不遗余力地促成清廷决策者的关注和意志转移，从而使得收复和防卫西北边疆成为可能。而且，他还不畏沙俄陈兵恫吓，以武力为后盾，配合曾纪泽对俄外交交涉，最终迫使沙俄退出了盘踞11年之久的伊犁。

左宗棠用兵以攻心为上，稳扎稳打，收复新疆之役，本身就是他一改此前执掌新疆地区的清朝官员的弊政，爱护和善待各族人民，严禁军士侵扰平民，并由此获得了各族人民的热切支持。正如淮海战争中，中原人民用小推车有力支持了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和作战，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各族人民积极提供向导，配合屯田储粮，这当然也称得上是军民合力捍卫了国家领土。

《孤勇：左宗棠新传》书中盛赞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意义。这是中国近代反抗外来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同时也相当程度上巩固了新疆-中亚地缘板块的政治格局，限制了英俄两大帝国主义侵略渗透的行动。此举还推进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左宗棠还积极推进在新疆、甘肃等地发展文治，普及教育等工作，这些对于国家统一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持续作用。

《孤勇：左宗棠新传》一书以50多万字的篇幅，洋洋洒洒而又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清代晚期最为著名的民族英雄左宗棠的一生，解答了这个性格特质迥异于同时期知识分子和清廷官员的儒帅，凭何承担起收复新疆、在东南沿海地区兴办洋务等历史重任的重要问题。书作者20年来致力于对清宫档案在内的与左宗棠有关的史实进行考证，辨析了左宗棠个人成长、为官任上一些流传很广的逸事传闻，竭力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左宗棠。

左宗棠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英雄左宗棠，这当然与历史环境、条件下创造出属于他的机遇和挑战有关，但正如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这更多地属于左宗棠孤直的个性选择有关。书中谈到，青少年时期的左宗棠最喜读书，但更多的是经世致用之学，包括军事地理类兵书，以及清代朝政、历史书籍。他17岁时，就买来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深入学习并系统掌握了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萎缩、城堡、关寨、岛礁、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食供应、屯田，以及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的资料。书作者指出，“清朝自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之后，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战事。天下承平日久，人人忙着背八股、削尖脑袋往科场挤”，左宗棠却在着力掌握这些知识，并认真逐条考证。

在参加科举一再受挫的情况下，如书作者所谈到的那样，左宗棠还认真研究方舆家言，包括古今陵谷的变迁、河流的塞决、山川的走向、府县的沿革，甚至按照不同朝代绘制了各时期的全国总图、各省分图和历史沿革图，一直推至禹贡九州时期。可以说，左宗棠在军事地理、历史人文、兵法兵器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要远远超过同时代其他文臣武将，在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这也意味着，他在年轻时期就不自觉地为他最终要承担的使命进行积累和筹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