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威炘《 弄翰余沈》之三

大家好！今天我们分享刘威炘的《 弄翰余沈》的第三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原文：

倦翁以《水牛山文殊经》为西晋人书，而不知后有北齐款，此以体势悬度而谬者也。康氏谓吴《葛祚碑额》为真书第一古石，《葛祚碑》实不似三国时书，或以为杨行密时者近确。康氏又失之于不度体势矣。

【今译17】

包世臣（倦翁）认为《水牛山文殊经》是西晋人所书，却不知道后面有北齐的落款，这是仅凭字体形态主观推测而导致的错误。康有为称吴地的《葛祚碑额》是楷书的第一块古老石刻，实际上《葛祚碑》的书法风格并不像三国时期的，有人认为它是杨行密时期的作品，这种说法更为接近事实。康有为在这方面又犯了不考量字体风格形态的错误。

【原文18】

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风气，举全风气而论高下，则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风气中，亦自有高下。高风气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风气中之高者。此风气与彼风气之高下，未易确定。若各风气中之高者，则可以普遍之价值定之，此论艺术者之所同也。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固无由比较高下。

【今译18】

大凡文字，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风气。若从整体风气来评判高低，那么这个时代可能会有不如那个时代的地方。而且在一种风气之中，也存在着水平的高低差异。处于高水准风气中的低水平作品，或许还比不上低水准风气中的高水平作品。这种风气与那种风气究竟谁高谁低，是很难确定的。然而，若是各个风气中的高水平作品，那就可以用普遍的价值标准来评判，这是谈论艺术的人都认同的观点。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实在是无从比较它们的高低。

【原文19】

即同一诗也，必谓六朝诗胜唐、唐诗胜宋，亦已非通确之论。即使通确，六朝亦自有恶诗，举六朝恶诗以加诸唐佳作之上，岂为通耶？论诗文者多蔽于是，论书亦然。康氏之尊六朝，即有此蔽。此由染于考据之习。不知艺术论美丑，不论古近。考证家以古为贵，宜也；论书则不宜矣。

【今译19】

即便对于同一种文学体裁——诗歌来说，硬要说六朝诗歌胜过唐诗、唐诗又胜过宋诗，这也不是通达准确的论断。就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六朝也必然存在一些质量不佳的诗歌，要是拿六朝的劣诗与唐代的佳作相提并论，这能算是通达的看法吗？谈论诗文的人大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误区，谈论书法也是如此。康有为尊崇六朝书法，就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是因为他沾染了考据学的习惯。要知道，谈论艺术应该关注美丑，而不是看重年代的古今。对于考证学家来说，以古老为贵，这是合理的；但对于谈论书法而言，就不合适了 。

【原文20】

千万人之所同，不足为盛，节一时风气之常，何足夸诩？而论者以古物流傅之少，偶见一二，心眼惊诧，遂不觉过推盛赞。如论汉碑，则动云「朴茂雄深，夫古人风气本朴，分隶之体本密，剥落斑烂自足使人有深厚之感，此岂足为精工之证？又如魏、晋间，兼分隶之书，流傅甚少，论者极致推崇。

【今译20】

千万人都相同的东西，不足以称之为兴盛；迎合一时风气的常见事物，又哪里值得夸耀呢？然而，那些论及书法的人因为古代流传下来的作品稀少，偶然见到一两件，就心生惊诧，于是不自觉地过度推崇、盛赞。比如在谈论汉碑时，动不动就说“朴茂雄深”。古代的风气本来就质朴，隶书的字体结构本来就紧密，再加上碑石历经岁月剥落斑驳，自然足以让人产生深厚的感觉，但这难道就能作为书法精工的证明吗？又如魏晋时期，兼具隶书特点的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论者便对其极为推崇。

【原文21】

实则如《枳阳》之莹净，《龙颜》之奇变，自是佳书。《谷朗》已觉庸拙，《宝子》更不成体。若谓为奇古，则当时由分变楷，本多如是，小儿偶作，亦可能之。此正章实斋先生所谓汉廷卒史亦能通六书、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者也。

【今译21】

实际上，像《枳阳府君碑》的莹润洁净，《爨龙颜碑》的奇特多变，自然是优秀的书法作品。但《谷朗碑》就已经让人感觉平庸笨拙，《爨宝子碑》更是不成体统。如果说它们奇特古朴，那是因为当时从隶书向楷书转变，很多作品本来就是这样，小孩子偶尔书写，也可能呈现出类似的风格。这正如章学诚（章实斋）先生所说，汉代宫廷里的小吏也能通晓六书，在孔子门下，连五尺高的童子都羞于谈论春秋五霸一样（意即这些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原文22】

乃论书者有诧古之迷。如康氏谓上南北朝碑莫不有汉分意，固由余风未沫，亦托体宜高，否则易失薄弱。夫书之厚薄，岂在分不分？何故用分笔便强而厚？惜康氏之未明以告我也。

【今译22】

然而，论及书法的人却有着盲目惊诧于古代的迷误。比如康有为说上至南北朝的碑帖，无一不带有汉隶的意味，固然是因为汉隶的余风尚未消散，也是为了让自己所推崇的对象格调显得更高，否则就容易显得薄弱。但书法的厚重与单薄，难道在于是否带有隶书的笔法吗？为什么使用隶书的笔法就会显得强劲厚重呢？可惜康有为没有明白地向我们解释清楚啊。

【原文23】

凡一艺术皆有盛衰，一体既盛，其势渐方板而不复能变化生新，遂别开一体，故每一体当分别观之。王观堂以此论诗文，实则不独诗文为然也。分书盛于汉，至汉末而衰，真书起而代之，真书至唐末而衰，行书复起而代之。正如骈文衰于初唐，而散文代兴；诗衰于宋，而词代兴，词衰于宋末，而曲代兴也。

【今译23】

凡是一种艺术形式都会有兴衰。一种字体兴盛之后，它的风格会逐渐变得方正刻板，不再能够变化出新的样式，于是就会另外产生一种字体，所以每一种字体都应该分开来观察。王国维（王观堂）用这个观点来论述诗文，实际上不只是诗文是这样。隶书在汉代兴盛，到汉末就衰落了，楷书兴起并取而代之。楷书到唐末开始衰落，行书又兴起并取而代之。这就如同骈文在初唐衰落，散文就代替它兴起；诗在宋代衰落，词就代替它兴起；词在宋末衰落，曲就代替它兴起一样。

【原文24】

康氏不明是义，以分、真合言之，于汉末及魏之分书称颂无贬词，不知汉末分书波磔渐露，而结构渐板，已交衰运，正如四杰骈文，晚宋草窗、西麓之词，价已不高矣。

【今译24】

康有为不明白这个道理，把隶书和楷书合在一起谈论。对于汉末和魏晋时期的隶书，他只有称赞，没有贬抑之词。他不知道汉末的隶书，捺笔（波磔）渐渐明显，而且结构逐渐变得刻板，已经走向衰落了，就好像初唐四杰之后的骈文、南宋末年周密（草窗）、陈允平（西麓）的词一样，价值已经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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