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视角：鲸类在中国海域的分布变迁与未来展望 |王敏幹教授访谈

谈谈中国鲸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本文来源于“海洋与湿地”（OceanWetlands）：
受访专家：王敏幹（John MK Wong）
访谈人：王昆山

1998年，王敏幹在亚速尔群岛与鳁鲸与抹香鲸共舞，亲历了该海域6.1级大地震。（图文无关）

本文约5800字，阅读约12分钟

海湿小编：王教授，我读到您在2001年发表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科技》期刊上的一篇文章，介绍了当时我国鲸类保护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我想从过去谈起，您提到古代文献中对鲸鱼的记载非常丰富，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历史记载中的有趣、或特殊之处？

王敏幹教授：感谢邀请。古代文献确实对鲸鱼有着许多生动的描述，多次记载了沿海省份的鲸鱼出现。比如《竹书纪年》中提到，夏代帝王芒“东狩于海，获大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时代，也曾指派人用连弩射杀大型海鱼。历史上，古人对鲸鱼的理解和描述多种多样。《尔雅翼》记载鲸鱼是海中大鱼，能够横渡大海吞舟，出海则引发潮水翻涌。《汉书·五行志》也有关于鲸鱼的记载，特别提到北海（今渤海）曾出现过数只长达六丈长的巨大鱼山东搁浅。

文献记载。供图：王敏幹

在南齐、宋代等时期的《南齐书》和《宋史》里，也曾有鲸鱼搁浅的记录。福建漳浦盐场一带，曾经有巨大的海鱼搁浅，渔民割肉近百车，且在翻身时曾压住船只。明代的《海槎余录》详细记载了捕捉小鲸鱼的情况，描述了当地渔民如何通过小舟捕捉刚出生的幼鲸。

此外，雷州府志、亷州府志等地方志中，也多次提到“海鳅”及“海䲡”这一名字，指代鲸鱼。根据这些史书记载，鲸鱼常出现在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其中山东青岛外海尤为频繁。

海湿小编：这些史料中的“巨鱼”，如何能确定就指的是鲸鱼呢？

王敏幹教授：是的，很多古代的“巨鱼”或“海䲡”，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指鲸鱼，尤其是像《尔雅翼》一书中提到的“海中大鱼”。这些描述在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指的都是大型的海洋生物,鱼形长达18米，这类生物的形态和行为特征，符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鲸鱼。有些书籍写为“鲸”。

一头虎鲸。摄影：王敏幹

海湿小编：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鲸鱼在中国沿海的分布情况有没有发生变化呢？

王敏幹教授：确实有变化。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鲸鱼曾广泛分布于中国沿海各省，尤其是北方如黄海、渤海一带, 东海苏浙以及东南的福建、广东沿海。不同历史时期，鲸鱼种类的出现和数量都有差异。例如，20世纪初，日本在东北沿海的捕鲸活动，导致了鲸鱼资源的严重减少，尤其是大型鲸类（如长须鲸和蓝鲸）的数量显著下降。经过四十年禁捕保护，近年一些大型鲸类如座头鲸数量有回升的迹象。

从历史上看，捕鲸的产生是有其背景的。但是这种过度的利用，已经不可持续。“可持续利用”是很重要的，如今这种平衡已经严重的打破，生物多样性急剧丧失。“可持续利用”需要人类在充分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确保使其既能满足当前的需求，也不对未来的生态系统造成过大压力。

Hong Kong fin whale 1954。供图：王敏幹

海湿小编：您在2001年发表的那篇研究显示，在中国的历史中，鲸鱼与人类的关系并非单纯的捕杀。您能分享一下鲸鱼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吗？

王敏幹教授：王敏幹：鲸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仅仅是捕杀的对象。在一些历史文献中，鲸鱼被视为“海龙翁”或“海公”，并且常被描述为具有神秘、庇护性质的生物。它们不仅是海洋的象征，还是某种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古代渔民的生活中，鲸鱼曾被视为能够解困的“神兽”，有祥瑞之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些文化象征反映了人们对鲸鱼的敬畏以及与之共生的关系。《广东新语》记载大鱼性善良。渔民捞到大型鱼类的遗骸会送至庙宇供奉。他们相信大形水族有灵。所以很多我国和越南沿海的庙宇都存有鲸豚骨骼或其他大形鱼骨，供鲸豚学者研究的好机会。港澳近海庙宇多有鲸骨。展示了渔民敬重大形海洋生物的传统文化。

王敏幹著《中华白海豚，江豚及长江白鱀豚》封页（1997首次印刷，1998第二次印刷），（香港政府刊物注册登记国际书号 ISBN 962-85019-5-X）

海湿小编：这些古代记载真是非常有趣，也证明了鲸鱼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那么，在近现代，特别是在20世纪初至中期，中国海域的鲸鱼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

王敏幹教授：20世纪初到中期，鲸鱼面临了严峻的捕猎压力。当时日本渔民在中国东北沿海设立捕鲸基地，大量捕杀了如长须鲸、蓝鲸、露脊鲸等多种鲸类。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由于过度捕捞，许多鲸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上世纪50年代，中国也参与了鲸类捕捞，捕捉了一些长须鲸和小须鲸。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禁止所有捕鲸活动，鲸鱼数量才逐渐开始回升。如鯷鲸, 座头鲸, 抹香鲸等近年有发现。

这头香港的长须鲸被制成骨骼标本，并展示在香港太古海洋科学研究所外的一处礁石海滩上。（The HK fin whale has been made into a skeleton and displayed outside HK Swire's Institute of Marine Science on a rocky beach.）供图：王敏幹（John MK Wong）

海湿小编：海洋生物多样性，“利用”的确也是一个方面。人类依赖自然资源而生存，只不过需要确保“可持续”。您能详细介绍一下捕鲸的历史吗？

王敏幹教授：好的。自1946年起，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开始禁止捕杀灰鲸，随后长须鲸等大型鲸类相继获得全面保护。曾被过度捕杀的东太平洋灰鲸、蓝鲸、座头鲸，以及大西洋的长须鲸、蓝鲸等种群，经过数十年的禁捕，数量逐渐回升。

在中国，大型鲸鱼主要来自其他地区，尤其是在冬春季节出现。灰鲸、长须鲸、小须鲸及露脊鲸、座头鲸, 从俄罗斯西伯利亚东岸的库页岛以西，经朝鲜半岛南下，进入中国的黄海和东海进行繁殖和觅食。20世纪初，韩国曾在朝鲜半岛东南岸设立捕鲸基地，大规模捕杀灰鲸，导致数量锐减。直到2004年，俄罗斯停止了捕鲸活动，灰鲸才得以逐步恢复。根据西太平洋灰鲸的恢复速度估计，灰鲸要在中国水域重新繁殖，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露脊鲸、蓝鲸和长须鲸的数量因为过度捕杀已经非常稀少，未来很难再见到这些鲸鱼的踪迹。相比之下，由于小须鲸的繁殖能力较强且没有遭受过度捕杀，因此它们的数量恢复最快，近年来常见于黄海和东海。

座头鲸过去曾经从日本西南部水域经我国台湾东南端游入粤东近岸繁殖，但由于日本在琉球群岛的捕鲸活动，导致这种鲸鱼进入中国的数量急剧减少。近30年的禁捕后，座头鲸的数量逐渐恢复，现今在日本和中国台湾海域均有发现。预计座头鲸将在广东地区重现。

抹香鲸来自印度尼西亚，通过北赤道海流来回洄游至中国的海南、广东外海、台湾海峡等地，进入黄海、山东及大连。近年来，中国台湾东岸和琼州海峡等地已多次发现抹香鲸。2001年在琼州海峡发现了一只老年雄性个体，2003年香港首次发现一只幼鲸，这些都表明抹香鲸数量正在上升。

鯷鲸是一种活动于近岸的大型鲸鱼，其洄游范围包括中国的南部沿岸，北至日本海。过去，中国南海沿岸曾多次发生鯷鲸搁浅的事件。近年，香港和澳门也发生了鳀鲸搁浅的案例，证明了鯷鲸数量的存在。

王丕烈、王敏幹等一行人考察广西合浦儒艮自然保护区。

海湿小编：看到鲸鱼数量逐渐回升，是否可以认为，如今中国的鲸类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您看来，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保护挑战是什么？

王敏幹教授：是的，禁捕措施确实促进了鲸鱼种群的恢复。比如，2000前不久，我们发现了小须鲸、灰鲸等种类在中国水域的回归。但是依然存在很多挑战，一是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依然威胁着鲸鱼的栖息地。二是当时鲸鱼的近海栖息地逐渐被填海和工业发展所侵占，特别是我国的一些重要鲸鱼繁殖和育幼区，如黄海北部，当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压力。三是海上船只航行多了, 螺旋桨也会伤及或杀害鲸鱼。所以当时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鲸类栖息地的保护，并开展系统的生态监测, 和加上船尾机罩、及在鲸出没水域减低航速。

海湿小编：您提到鲸类的栖息保护非常重要。如何在确保鲸类栖息地不受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开发呢？能否实现两者的平衡？

王敏幹教授：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确实需要我们在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平衡。在某些地区，鲸类栖息地的保护与当地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尤其是渔业和港口建设等经济活动。如果我们不合理规划，可能会造成鲸类栖息地的破坏或资源的枯竭，从而影响鲸类的生存。为了实现平衡，我们需要制定科学的区域开发规划，特别是对于鲸类的繁殖地和觅食区域，必须严格设立保护区，并限制人类活动。与此同时，推广绿色经济模式，如发展环保型渔业、生态旅游等，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重要途径。

2000年，王敏幹应邀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作学术报告，并获聘该校客座教授。

王敏幹带领团队将下水进行珊瑚普查（2019年，中国香港）。

海湿小编：提到鲸类栖息地的保护，您认为中国在这方面的措施如何？目前是否有为鲸鱼设立专门的保护区？

王敏幹教授：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01年，当时我国确实有一些针对鲸类地的保护措施，比如对鲸鱼的保护级别有明确的规定，将它们列为二级保护动物。但就实际执行而言，我认为，保护力度还是存在不足的。我们亟需设立专门的鲸鱼保护区，尤其是位于鲸类繁殖和觅食区的黄渤海、东海和南海等区域。通过设立季节性保护区，可以有效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并为鲸鱼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环境。

在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内，陈列着一具成年雌性灰鲸的骨骼标本以及一只幼年灰鲸的剥制标本。这一大小灰鲸展品不仅展示了灰鲸的生物学特征，也为公众提供了近距离了解这一海洋巨兽的机会，具有重要的科普和文化价值。摄影：王敏幹（John MK Wong）

海湿小编：我注意到里面您提到的建议中，有“观鲸”之说。您提到过观鲸活动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您认为中国大陆沿海开展观鲸活动，可行吗？能带来哪些积极的社会效益呢？

王敏幹教授：我认为观鲸活动不仅仅是生态旅游，它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改善渔民的生活，也能提高公众对鲸鱼保护的意识。例如，在全球范围看，不少沿海的地方，观鲸活动已经成为当地的热门旅游项目，并为渔民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而且，通过这种形式，公众对鲸鱼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得到了大幅提升。如果我们大陆沿海能够开展类似的活动，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又能推动保护意识的普及，是有助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的。在我国海域，黄渤海常见的有小须鲸；东海、台湾东岸有抹香鲸和座头鲸, 南海有鯷鲸，都是很有生态旅潜质的。

这张合影是多位来自中国不同机构和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前排左起依次为：山东威海的祝茜，台湾地区学者周莲香，向渔民，南海水产研究所的陈涛，以及台湾鲸豚协会的成员。后排左起则有：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所的王丁，香港海洋环保会的王敏幹，以及南京师大的周开亚。此合影体现了跨地区、跨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供图：王敏幹

海湿小编：您之前提到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记载，是否为现代鲸鱼保护提供了某些启示呢？

王敏幹教授：确实如此。从这些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来看，鲸鱼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逐渐从“捕猎目标”转变为一种“自然财富”的象征。现代的鲸鱼保护工作也可以借鉴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尊重和敬畏。尤其是通过文化教育，增强人们对鲸鱼的保护意识，让鲸鱼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也能成为 自然观赏主体及生态保护的重点。观鲸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很受欢迎, 是可持续生态旅游、人和大自然和谐及互惠互利的好例子。

视频：2022年9月，这头体长14米的鯷鲸（Balaenoptera edeni）被发现搁浅在卡塔尔的沙漠海岸线上。尽管其外观无明显伤痕，且身体状况看似健康，但经过检查发现，这是一头年迈的个体，已完全脱落鲸须，导致无法正常进食。由于搁浅地点处于炎热的夏季环境中，气温高达45℃，救援人员在对其体长和基本状况进行测量后，立即通知相关部门进行后续清理工作。上图为王敏幹教授和团队正在测量这头鲸。图源：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RWSCC）

海湿小编：说到跨国合作，您在该文中曾提到，我国应加强与邻国在鲸类研究及保护方面的合作，能否具体谈谈这一点？

王敏幹教授：鲸鱼是跨国迁徙的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比如，灰鲸和小须鲸的栖息地涉及中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因此，单一国家的努力是有限的。加强与邻国，特别是俄罗斯、朝鲜和日本的合作，分享鲸类研究成果，协调保护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当时我在文章中提到建议，建议可以通过区域性合作协议，推动建立国际性保护区，减少非法捕猎和环境污染的影响，确保鲸类的可持续生存。

此外，随着航运业、渔业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些重要的鲸类栖息地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关键区域的生态平衡。

王敏幹在北极科考期间所摄。

海湿小编：在保护鲸鱼方面，您有何建议给普通公众，尤其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减少对鲸鱼栖息地的影响？

王敏幹教授：公众可以从多个方面参与到鲸鱼保护中。举例来说，一是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比如减少塑料使用，避免污染海洋（现在误食塑料垃圾带来的鲸豚等海洋生物的死亡案例不少）；其次，可以关注和支持海洋方面的保护信息，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可以参与相关的志愿者保护项目，也可以参与观鲸等活动，增加对鲸鱼保护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减少对水产资源的过度捕捞，在购买海鲜时，选择可持续捕捞的海产品，这对鲸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保护也是简介的、重要的。

王敏幹办公室的一头儒艮的头骨标本。（图文无关）

海湿小编：王教授，时隔2001年您发表的那篇《中国鲸鱼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已经过去了24年。您认为，如今的情况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对于未来的鲸豚保护，您有何建议？

王敏幹教授：确实，24年过去了。过去这些年来，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努力都在投入，鲸类保护工作总体来看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认为，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尽管有些地区已经设立了保护区，但全国范围内，鲸鱼栖息地的保护仍显得零散，且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与执行力度不够。其次，由于对鲸类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科研人员数量和科研的支持仍然短缺，特别是青年人员能参与到实地野外的机会不多。我希望看到有关方面可以考虑一个全国鲸类普查计划，鼓励支持沿海各省海洋研究机构开启每年定期调查鲸鱼的分布、种群数量、群体结构和个体健康状况。确保我国沿岸海域的鲸类群体数量健康稳定增长恢复到一定安全数量。

如果说建议，我认为首先要政府和企业加大科研支持力度，增强监测与保护的科学基础。需要更多的鲸类专家与学者，尤其是在物种分布、生态习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二是可以推动地方性的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我国部分适宜鲸鱼栖息的区域，如黄海北部、大连和山东半岛、广东红海湾、惠东、雷州半岛东西两岸，广西北部湾合浦山口湾、北海市以南外岛屿等水域地，应当考虑设立季节性鲸类保护区，集中保护这些区域的鲸类资源，并进行持续的监测和研究。三是发展可持续的、负责任的观鲸旅游。观鲸旅游不仅能够提升公众对鲸类的认知和保护意识，还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提升整个地方、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只要确保合理规划和管理，观鲸旅游可以与鲸类保护形成良性循环；让地方政府和渔民可以从中获益，同时加强对鲸类的保护和监测。四是鼓励公众和企业参与支持鲸类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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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

专

家

【专家简介】王敏幹教授（Prof.John MK Wong），中国香港海洋生物学家，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海洋环境顾问，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山东威海大学客座教授, 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荣誉教授。王敏幹是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儒艮状况评估（2002, 202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鲨鱼、魟鱼与银鲛现状》（2024）的共同作者，着有《中華白海豚，江豚及長江白鱀豚》（1997）、《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年度报告》（2023、2024）等，参与撰写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

王敏幹拥有苏格兰阿伯丁的罗伯特戈登大学药学学士学位（B. Pharm.）和海洋环境科学荣誉博士学位（DSc）。自1966年获得潜水员认证以来，王敏幹便投身海洋保护事业，自1989年起，他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他还是香港海洋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及主席，也是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曾深入研究包括印度太平洋座头鲸、白鱀豚、儒艮、斑海豹以及鲨鱼等物种。

王敏幹长期致力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以及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蓝色经济的发展‌。他在1993年成为首位在南极海底拍摄的中国香港科学家，这段经历让他对南极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理解，并见证了气候变化对极地生态的潜在威胁‌。作为香港海洋保护协会的领导人，王敏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积极呼吁设立香港海岸保护区，保护香港水域的独特生物资源。他特别关注海马和中华白海豚等濒危物种的保护，指出这些物种因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破坏而面临生存危机，并希望通过设立海岸保护区为它们提供栖息地‌。他还曾在2006年中国厦门的中华白海豚国际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鲸类保护”主题的主旨报告，详细探讨了中国鲸鱼的历史分布、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当前的保护措施和未来的挑战。

上图：王敏幹与鲸鲨并肩共游。

王敏幹教授水下拍摄并测量鲸鲨的生殖器官，以研究该物种的繁殖。图源：RWSCC

视频：王敏幹教授在一次媒体访谈中介绍卡塔尔的鲸鲨保护。

王敏幹的研究足迹遍布全球，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卡塔尔等地。他致力于鲸类和鲨鱼等海洋物种的野外研究，曾多次前往南极的乔治王岛、亚速尔群岛、斯瓦尔巴群岛、格林兰、加拿大等地开展考察。此外，他还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马尔代夫、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展开了大量科研工作。作为一名资深的潜水员，王敏幹还深入研究了鲸鲨、大白鲨、巨口鲨、蝠鲼和𫚉鱼等物种的行为，为全球海洋保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多个国际期刊上发表，并且有些重要的著作被中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出版社出版。

自2019年起，王敏幹教授开始在卡塔尔及阿拉伯海湾地区开展海洋保护研究，重点关注海龟、鲸鲨、儒艮和鲸类等物种的保护工作。他撰写了《卡塔尔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国家行动计划》和《卡塔尔海洋保护区提案》，倡议并协助卡国成立了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RWSCC），为卡塔尔及整个海湾地区的海洋保护政策制定提供了政策与实体支持。

王敏幹主编的《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2023年度报告》的封面。

近年来，王敏幹领导着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鲸鲨保护。他参与了卡塔尔在国家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行动计划方面的资源调查和政策建议，致力于保护鲸鲨、儒艮、海龟、海豚以及其他海洋迁徙物种。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促进海湾地区国家间在波斯湾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

上图：《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海洋野生动物发展部门2024年年度报告》封面。作者：John MK Wong，Charan Kumar Paidi, Shivani Patel

（注：本文仅代表专家本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欢迎留言、讨论。）

受访人 | 王敏幹
整理 | 王昆山

编辑 | 绿茵

日期 | 2025年2月

排版 | 绿叶

【你知道吗？】长期以来，在全球，船舶的开放式螺旋桨在航行过程中给海洋生物带来了显著的伤害和死亡，尤其是对于大型海洋生物如鲸类、海豚、海龟、儒艮、海牛等。例如在北大西洋，因开放式螺旋桨撞击带来的鲸豚死亡比比皆是；如在卡塔尔海域，有超过50%的鲸鲨身上都有明显的螺旋桨伤痕。这显示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我国也不例外，多年来沿海发现因被螺旋桨打死的海洋动物不在少数。此外，开放式螺旋桨对于人类（游泳者、潜水人员和海上作业人员）的伤害案例也比比皆是。许多专家建议，在海洋保护区、或重要海洋哺乳动物区域（IMMAs）或重要迁徙路线上降低船舶速度、加装螺旋桨保护装置，是减少损害、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良好举措。（海洋与湿地·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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