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教育、质疑、提问、创新

在马克思于1865年写的一段《自白》中，回答了女儿提出的几个问题。其中最后一句是问他，你的座右铭（也有译成箴言的）是什么，马克思用笔写出的回答是：

Deomnibus dubitandum

这是一句拉丁语，意思是“怀疑一切”。我完全不懂拉丁文，不过，从西方语言的字形来猜测，那个dubitandum可能就是“怀疑”的意思，前面的那个omnibus大约就是“一切”的意思。英语里也有omnibus这个词,不过，英语的这个词除了有公共汽车的意思之外，还有总汇、汇总，还有多集编辑的意思。这里就不妄加揣度了。

年轻时，特别是在那个特别的时期，当有人拿出来马克思的这句话，很让我感到惊讶。马克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怀疑一切是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谁都不能相信的意思呢? 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什么都不能轻信。总要经过自己的调查，自己的思考，甚至自己的实践，再来判断事实的真伪与真理的存在与否。

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大家，马克思从来就认为，辩证法就是用来批判的。要批判就肯定不能随便轻信。当然，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批判并不全部都是否定的意思，批判中当然有否定，但这种否定是在对某个事物或者理论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或者全面分析研究之后所采取的观点和态度。批判的否定里也有对部分或者局部的肯定。至少这里的批判，与汉语中通常所理解的批判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汉语中的批判基本就是完全否定的意思，西方语言中的批判当然包括了否定的意思，但似乎又不是那么简单和直接。

有海外的某华人学者，在批评中国的教育时，总是把中国教育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与西方教育相比较。不过，这样的比较有时也不一定很准确。这位华人学者认为，中国学生很少怀疑老师讲的一切，而西方的学生，不管老师说什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怀疑，他说的是真的吗?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当然，这位华人学者说，西方的老师完全不反感学生的怀疑，反而认为学生的怀疑是一件好事。他们会鼓励学生在怀疑的基础上，去找一些资料，进行一些考察、比较和研究，再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而且，老师还会鼓励学生写出相关的研究报告或者研究论文。这是培养学生进行独立研究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西方学生的提问与怀疑，有的时候也很随意。可能在中国学生看来是很简单甚至很肤浅的问题，西方学生也会提出来。可能有中国学生对此多少是有点不屑的。不过，总的说来，愿意提问，愿意怀疑总归不是坏事。中国有的学生在提问前总要反复掂量，也有其有意义的一面，但在更多情况下，很多人还是宁愿保持沉默，不太想提问。

我也认为，提问这样的做法很不错，确实值得中国的老师们和学生们学习借鉴。不过，在实际上，中国有些中学生，不仅仅是高中生，也有一些初中生，在他们课余的兴趣活动中，也已经开展了类似的研究活动。所以，笼统地指责中国的教育完全不如西方，这个结论不免有些武断。当然，在今天中国的中学里，应试的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开展这样具有令人启发意义的研究活动。

其实，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特别是进入十四五岁的年龄之后，人们都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有一种叛逆心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叛逆就代表了一种很大程度的怀疑。老师和家长们的说教，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在不少的情况下，没有太多的作用，或者说原来能起到一定作用的功能在迅速下滑。在这个阶段，如果老师和家长们能够因势利导，鼓励孩子们的提问与怀疑，那么对孩子们成长的未来是非常有好处的。只是更多的家长和老师总是对孩子在这个年龄表现的反映是头痛，是烦恼，而没有关注他们思想方式的一种变化，这确实令人非常遗憾。

中国学生存在的问题可能确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近几十年来，很多高等学校都在学生中开展课余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的活动，这对激励学生积极动脑，学习创新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国高校中的挑战杯科技创新比赛也具有这个方面的意义。据说，那位华人学者是史学专业的，不清楚他对国内高校的这种科技创新的竞赛有多少了解。应该说，类似于挑战杯这样的科技竞赛，对于参与者来说，在帮助他们开拓创新思维，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如果在我们的课堂教育中，也具有这种激励学生提出质疑，勇于创新的精神，那就更好了。

多年前，有一位给我作助教的博士研究生，在谈到他所写的博士论文时，就非常苦恼。他说他在研究西方国家的一位教育学家，他觉得这位被他研究的教育学家，头脑非常聪慧，思维非常敏捷，观点也都很正确。这位博士生就不知道他的论文要怎么写。在听到这位博士生的苦恼之后，我就对他说，你的思维方式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哪有完全正确，或者绝对正确的东西。任何积极的、有意义的，甚至是具有开拓性的思维，以及这样的思维成果，必定都存在着缺陷和不足。这里没有例外。你的工作就是要发现他的这些成就中所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对这些不足与缺陷提出批评，找出根源，并且提出你的解决办法。你能做到这些，你的博士论文就是一篇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否则，你在论文里只说他的思想观点如何正确、如何伟大，这样的工作就没有一点学术性。你的博士阶段就白念了。后来不知道这位博士生是怎么完成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他毕竟只是我的助教，我不是他的导师。

在今年的珠海航展上，我们展出了如此众多和大量的新型装备，让整个世界，包括让西方世界都大为惊讶。这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年轻的科学家们已经做出了非常伟大的工作成绩。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如那位华人学者所说，没有什么创新的能力，那么这些成果究竟能从哪里产生出来? 当然，我们不否认我们的教育还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我们很有必要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我们的改进。然而，我们完全不需要太过担心，更没有必要产生绝望。现在有的所谓戴着著名专家学者帽子的个别人，动不动就说中国教育没有希望，说中国教育没有前途。我们对自己存在的问题当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但那种悲观与绝望的叹息没有任何正面的意义。我们只能让他们自己暗自嗟叹算了，真不需要顾及他们的情绪和感受。至于他们是不是真的在关心中国的教育，他们能提出多少有可行性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似乎都没有什么印象。我们有印象的只有他们的抱怨和指责。

中国的教育有自身的问题，正如其他各个国家的教育也都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一样。那位华人学者只看到中国教育的问题，而认为欧美的教育就好得不得了。欧美的教育确实有他好的一面，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但是他们的问题同样也不少。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那位华人学者还说，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就是教育的失败。这真的是一个奇谈怪论。他认为，教育要培养出大思想家，才是教育的成功。试想，如果中国没有培养出这么多领域里的专家，今天的中国工业化何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珠海航展上那么多先进的装备又能从哪里来? 这位华人学者把话说得如此极端，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用心，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所谓思想家，遑论大思想家，在人类社会中从来都是极少数。按照这位华人学者的说法，如果教育没有培养出大思想家，教育这项活动就完全失效。这显然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位华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太过偏激，失去了他提出观点的实际意义。

还有一点，这位学者不知道他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世界上，无论古今中外，任何领域里的大家都不是完全依靠学校教育里培养出来的。无论是政治家、战略家、思想家，甚至是艺术家，学校教育所能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哪一个不是从实践中的泥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位华人学者如此来谈教育，他到底对教育了解多少。他自己说在学校里工作多年，应该算是了解教育了吧。在学校多年就一定了解教育吗? 那么所谓功夫在诗外的说法，还有什么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