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倥偬阅古今 | 我的研究生课堂

文 | 朱荣林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存在主义哲学家薩特说过，人是自我选择的。但是，我投笔从戎的年代，人只是一台厐大而又精密的机器设备中的一颗螺丝钉，不能自主定位，更难言选择。否则，这台机器非解体不成。

1970年是我国转变传统外交战略，从”近交远防“转向“远交近攻”战略的时间节点，旨在抵卸北邦陈兵百万压境迫城之危。作为国防院校的上海交大，每年肩负为海空军输送人才之责。时年，我被安排在学校分赴空军战位的100名毕业生之列。

图一，五十六年前的作者（中）

时年金秋时节，我经空四军上海教导队受训之后，着一身戎装踌躇满志地离开上海北站，奔赴南国广州。因平生头一次离故土，二哥朱正林教授当年专赴铁路北站为我送行。当南去的火车关门启动后，二哥失落之情洒满一路归途。

广州自鸦片战争以来，历来是外强觊觎苦难中国的切入口。因此，自然是我军护国抗敌的桥头堡，不仅重兵把守，且海陆空三军配置齐全。我赴任报到的空军航空兵第九师就是桥头堡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刺向蓝天来犯之敌。在刘亚楼上将任空军司令期间，该航空兵师就有全天候飞行员108将之誉。所谓“全天候”，是指四种气象能飞会走的制空技术。这样的飞行员昼间能雨中穿飞，夜间可无灯落地。国家对飞行员培养的费用之高，素以黄金计量，堪谓金量等身！

无怪乎，震惊寰宇的“九，一三”事件中，空九师与空十八师这两支“王牌”，会并驾齐驱被列为林帅“571”工程犯上计划的空中双雄。

我奔赴地处广州与佛山之间的空九师报到后，待命的第五天拿到了赴空二十五团政治处報到的介绍信和从广州站至梅村站的火车卧铺票。一个夜色深沉的凌晨，我被“梅村到了”的粤语官腔唤醒。我步出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小站，老远见到一位年轻的空军战士在探头候人。人色荒生的山村，见到有人接我，其欣喜之情难以名状。

经过客套，我登车出发。一路上，軍用吉普在崎岖不平的山石子铺成的不成道的“路”上连颠带滚地直泻山脚。吉普窗外两旁的树影和涧风，尤如刀光剑影之中的短兵相接。由于生平头一次经历，宛若梦魇之中的我真有不知所措之感。

突然，一阵急刹车将我从似梦非梦中惊醒。当我还没弄清楚是何事时，只听到一声惊叫，忽见有东西滚出车外。我本能地查看了随身物品是否安全。因为，包里有三件值钱的东西：师部介绍信，军人通行证和随身盘缠。

令我有惊无恐的是，东西虽不少，但少了最不可少的是司机：他不见了。正在发愁的我，远处忽见摇晃的身形朝我而来，走近时才发现是受伤的司机。只见他双手是血，额头是伤，一脸苦笑：“这鬼地方，哪叫是路呀！。”我觉得人无大碍已属万幸，便安慰几句后，司机继续开始“滑坡”。

经过这场意外，一路上司机小心不少，半个时辰后总算安全开到位于800米大瑶山山麓下的空军航空兵二十五团驻地时，已是早饭时分。下车后，当我冒雨步行至团部的空勤灶路口时，遇到了第一位军人，我立马敬礼问路，他客气地回礼指路。在我当天上午报到时才得知，刚才雨中为我指路的那位军人，正是时任空二十五团的飞行团长郑宝森。

后据我的“师傅”，在机组锻炼时的机械师刘瑞恒告知，1965年他从航校毕分配到空九师机务大队一中队不久，随即去广西南宁轮战，所在的03号飞机是长机，每次发战斗警报后都是第一架起飞。飞行员就是时任空二十五大队(相当于团)的大队长郑宝森，专机就是刘师傅维护的03号飞机。

地势险要往往是军事优势之塞，却又是生活资源匮乏之地。空二十五团驻地的韶关桂头隶属广东北部的乳源瑶族自治区，山峦连绵，交错纵横，是广东省3个少数民族地之一。我们假日进县城购物，均需徒步于山间小道一小时，当年的县城宛若沿海平原地带的小集镇，赶集人与摆摊人将羊肠小街挤得水洩不通。

我被分配到的机务三中队第二分队，是一个人不多，才不少的分队。我的师傅刘瑞恒机师，是北京市人，为人豪爽正直，业务精练。还有一位叫毛海林的机械员，其父是中南海中共中央警卫局的一位负责人，职位大概相当于清宫片里的大内总管。我们平日里除軍事训练外，政治学习就是以“效忠林立果”为中心內容。

林立果是林彪公子，年龄虽与我比肩，但官阶已至副师级。据正统的“洗脑”资料介绍，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帅的接班人。他冠冕“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以不足三十岁之身开始权倾朝野，连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见之都要折腰欠身。军中主力竟会如此委身于毫无战事经历的黄花少年，我不禁哑然。

驻地上，另一种场面令我敬畏。巍巍大瑶山边际无垠，巨大的山洞延伸各地，将一座座隐匿于山中航空油库和飞机库贯串成庞大的网络结构体系。如此山中城堡，靠的雷管炸药、工程机械和血肉之躯的工程兵战士去完成。因此，我每天往返飞行跑道的外场小径上，不时见到工程兵战留下的献身足迹：牺牲纪念碑石。各地工程部队常年不仃地转辗大江南北，在建成一座空中堡垒的同时，会留下了十数座血染的丰碑。

我仿佛见到了不同兵种之间前赴后继的场面：工程兵战士以血肉之躯斩兵夺寨后，航空兵部队立马驻阵占位，伺机鹰击长空。艰苦的生活环境和献身軍人的足迹，引来了两拨人到此接受锤炼：

一类是我辈初出茅庐的学生和广大新战士，为保国卫疆飲马险山恶水；

另一类却是为流离发沛之辈，他们既为洗心革面，也为躲俗避尘。

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学子张云龙便是后者，他曾是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的“文胆”，因替庐山会议上发言的吴司令起草《天才论》而一炮打哑。毛泽东主席临场发声批了“天才论”后，张云龙蒙尽“城门失火”之祸，发配大瑶山下韶关空二十五团第一飞行大队“避难”，巧与我同舍而居。我们白天各事己业，夜间秉烛夜话，人生沉浮是主题之一。我受之熏染，唯一得之教训的是：伴君伴虎，文胆难为。

有道是，说啥来啥，怕甚有甚。对于空军而言，时年，即我入伍的第二年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犹如晴天惊雷，乾坤覆转。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特命广州时任警备区副政委曲振顺同志任空九师政委主持全面工作，接替因林彪事件受连而被审查的政委赵学义。同时受审的还有战斗英雄出身的师长赵德安，及师参谋长、师政治部主任和党委祕书邱如光等，几成一网之势。

由于我在空二十五团政治处代笔期间被师政治部主任察觉后，早已列入接班邱如光的“储祕”，只是囿于团政委陈明(后出任广州空军法院院长)对我的错爱，以二十五团单独驻防文字工作需要为由，将我强滞韶关。换言之，当张云龙向我“传经布道”之时，我命中早已注定有“离经背道”之日。

一次师党委常委会上，曲政委为无人作记录所困，竞对师政治部干部科长赵荩臣勃然大怒：“为何没有秘书到场？”吓得平日利牙令齿的赵科长口操豫音、满嘴结巴：

“已有人选，只不过空军政治部关于大学生一年锻炼期未满。”

“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讲什么规定，今天马上叫他来开会。马上！”

政委厉声道。迅即，我连铺盖也不及卷，就从警卫连排长的岗位上，飞马持礼进了师党委会议室。面对胶东口音浓重的曲政委和飞行员出身42岁的师长王志君及其麾下的满室师座们，我脑海中的张云龙，连同吴法宪的《天才论》及其庐山会议上的烟云，早巳如梦似烟，荡存无存。

从此日起，师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所在的会议室成了我职责所系的重要载体。这间位于师部枢纽中心的二楼三开间朝南的大房间，能将大楼前的26飞行团空地营房、师教练机中队以及師部阅览室尽收眼底。会议室除议事决策功能之外，还是接受上峰视察后聆听教诲之地。有一年，威名四扬的林虎将军以空军副司令名义视察空九师，临别“赠言”便择此举行。

林虎祖籍山东招远，父亲年轻时闯关东到哈尔滨，认识了一位俄罗斯姑娘，俩人生下了林虎。一年冬天，林虎的父亲在一列拉煤的列车上睡着后被冻死。 不久，母亲和弟弟又病死，姐姐被人领走，几岁的林虎被一户姓林的人家收养，取名“林根生”，后只易名不改姓，单名林虎。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林虎曾驾驶P-51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1951年冬他率部参加抗美援朝空战，击落和击伤美军先进的F-86“佩刀”各一架。1956年10月1日，林虎在广东汕头机场指挥作战，又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1

958年，林虎指挥部队空战，一次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两架、击伤一架。1956年10月1日，林虎在广东汕头机场指挥作战，再度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1958年，林虎指挥部队空战中，单次升空击落国民党空军飞机两架、击伤一架。林虎功勋卓著，被授空军中将衔。(见《百度百科》)

我在师常委扩大会上有幸见到心目中的英雄，自然异常兴奋，更况又是“一面两见”：

一是起立欢迎林虎将军见时的“握手礼”，

二是坐定之后林虎将军与师政委曲振顺耳语时将目光專注全场最年轻的我，然后点头示意。

我事后获知，是林虎将军向曲政委询问我是谁。此后，我再无机会见到这位将军，直至2018年3月3日晚，林虎中将逝世，享年91岁。我在故乡浙江嘉兴获悉后，伤感之余，自然追忆起这一段值得珍惜的历史性场面。

图三，今日广东乳源

一九七三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席卷神州，其指向为全国人民所惑。因此，思想混乱、精神消怠是其必然结果。军队并非社会的“真空”，师部政治教育场所几乎成了“白天经文，晚上洒肉”的假佛门。飞行训练与步兵不同，其用心程度不仅关乎科目进度，更有涉人生安全。为此，飞行员思想工作任务有“空中防线”之称。

历史证明，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一旦与人们的价值取向二致时，其力量是苍白的，作用是负向的， 不仅无益反而有害。“批林批孔”年代的情形正是如此，当政治矛头直指人们心中的神圣周恩来总理时，绝大部分良知者是难以迎逢的。

于是，人们思想散了架：会上慷慨激昂，会后调侃嘲讽。在“人的因素第一”的年月里，思想迷茫者是可怕的。数据显示，时年全国50个空军航空兵师，平均每年飞行训练中仅掉地一个航空兵团的作战飞机，即50架。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空军战斗力，更打击了飞行部队空地人员的战斗意志！

当年，复出后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对此深为关切，迅速成为国务院重振空軍建设的决策依据。于是，恩来总理亲向全空军发出了“两年半改变空军面貌”的限时号令！为落实周总理号召，空军航空兵第九師党委成立了由政治部副主任石坚(后升任空十八师政委)为首的起草班子，指定我为主要执筆者，开始从指导思想，规划目标，决策依据，实施途径和保障措施等五大部份调查研究、收集资料、执笔起草和听取团(站)意见。规划在几经斟酌，修改后在全師团以上干部会上征询意见。最后，分别由師长办公会和师党委常委(扩大)会上讨论通过。

《空军航空兵第九师两年半改变面貌规划》，既是该师未来发展方向的浓缩，也是长期严格训练的积累。在我国空军正规化建设进程中，空九师一直是一支标兵部队。空军于1964年7月和1979年7月，先后两次在空九师召开全军军事训练现场会，并推广该师经验，重点还研究过突出战术训练的5条标准，提出了全空军恢复创甲类战斗团的活动。

空九师长期来积累了一整套完整的训练宝典及其操演规制，具有严师出高徒的传统。空九师的灵魂人物、老师长刘玉堤在抗美援朝作战期间，先后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8架的重大战果，被空军政治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荣立特等功、一等功各一次，并获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为激励部队斗志，他身先士卒，言传身教，其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时时感染着部队。俗语道，年少气盛，年大忘事。51岁那年，身为空七军军长的他不顾年龄局限，依然升空飞行，在突然忘记坐舱仪表盘的一个按纽的位置时，在向地面塔台询问对话中显示的那种泰然、淡定和镇静的口吻和声情，令全体塔台军人肃然。

图四，空軍副司令林虎将军

空九师的优良传统和职业精神与飞行员素质之间的关系，犹如品牌企业与名牌产品的关系。这种互动作用的机理，令我想起了美国影业中的“奥斯卡电影节”来，它与参展电影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奥斯卡因优秀电影的参展而使其品牌日隆，参展电影则因奥斯卡的标签而身价百倍、票房日丰。空九师在我国长江以南领空中的战略地位，早在广空指挥所用兵方略的空中“沙盘”上定下分寸。

由于空九师的品牌地位辅之于方向明确，计划周密，措施落地的两年半改变面貌的规划，迅即受到上峰的注目和赞许。最终，规划被评为全空军50个航空兵师中的第一。空軍政治部的评价，自然提高了空九師的声威，无形之中不免引起了空軍各级领导对执笔者的关注。时年金秋，空軍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率员赴空九师调研时，详细了解我的身世、经历，甚至还翻阅了我的笔迹，自然引起了师政治部圈内人士的一阵小议。

空軍政治部干部部任免处副处长出身，时任空九师主管师政治部干部工作的副主任石坚，更是喜忧相参地告诉了我实情。原来，空軍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此行的真正目的是相我面，为空軍飞行副政委杜玉福物色祕书。

后来，听说此事因“批林批孔”运动进入人事管制而暂时“冻结”了干部交流，便作了罢。真是天不灭我，我因中止调动而避祸趋利。因为，杜玉福副政委不久因话剧《女飞行员》和巴基斯坦航班北京上空紧急放油事件等两事合一，而被贬任南京空軍副司令，其祕书自然祸福共当而被解甲归田。

我若当年如期赴任，解甲的将是我，而非他。“秘书难当”的前车之鉴，继吴法宪秘书张云龙和空九师党委秘书邱如光之后，这已有第三人。俗语道，凡事不过三。于是，去留问题再度在我五内起了波澜，不时地翻我江、倒我海了。

前任的殷鉴和空九师给我的体验，我再若无自知之明，真是虚度平生了。因此，我利用在上海交大积累的基础知识，开启了选修生涯。我自知，举国吃“政治饭”总有尽头，工程技术饭才是一个国家兴旺之歺，必是国家未来之需，更是我谋生之道。

从知识积累的起点上分析，我的潜力偏文，而非理工，兴趣和偏好也如是。因此，我决计从管理和经济入手进行自学。但由于时代之限，当年各地新华书店皆是政治书藉一统天下，专业书藉少之又少。

天无绝人之路。空九师系广州軍区空军的直属师，凭藉其坐享省军级某些专项待遇，不时有內部的的管理类、经济类和文学类的期刊到来，再从朋友圈内淘到了旧书，从而为我的自修创造了福祉。我选择自修的科目是两类，一是管理，二是经济。之所以两类科目可以同时自修，在于它们的通用性。

原因有三：一是研究对象的适用主体相同，都是人；二是科目的载体相同，都是社会；三是研究方法相通，都是哲学。 而哲学正是我个人兴趣的领域之一，回归社会后我第一次受聘教授的是上海华东师大的哲学系。

我选择自修科目的有两位从未谋面的“导师”，一位是著名翻译家傅雷。他在《傅雷家书》中告诫钢琴家的儿子傅聪道，你要当好一名钢琴家，必须先当好一位音乐家，而要当好音乐家，必须先当好文学艺术家。

其涵义有二；一是知识是相通的，彼此之间并无切割分明的界面：二是知识的宽度决定知识的深度。

另一位导师是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他于1948一1955年定居美国期间，执掌着清华在美的几百万庚子赔款基金，每年利息15万。然而，梅校长分文不动，全家生活穷酸至极，夫人不得不外出谋生贴补家用。直至1962年5月19日梅校长在台病逝，人们才发现其贴身皮包藏的是清华基金账目，笔笔清沏见底。他给于我的启示是，学识只是報效社会的工具，心志才是報效民族的智能。

实踐证明，在“导师”启蒙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一九七八年，粉碎“四人邦”后的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华国锋主席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时代的呼唤：技术归队！我适逢有了管理和经济的“双料”专业，技术归队名副其实。

于是，我便讯即向师党委提出了 转业回乡，技术归队的申请，主管人事工作的师副政委张金星同志代表师党委接受了我的请求。此时，广空干部部一工作组正临师部检查工作，我的书面申请被经现场办公后得到特许。

时任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刘克同志获此消息后，代表校党委向我在长途电话中转达了接收的消息。按退役程序办妥一切手续后，我拨通了正在长沙机场飞行训练当班的空十八师政治委员石坚，向他道别。

我之所以选择在临行前告知石政委，就是怕他挽留我。果不出所料，石政委在机场指挥塔里向我大声隔空喊话：“你千万别走，我有计划与你商量，办妥的手续可推迟执行。千万……”在广州佛山机场话筒边的我，听到政委的呼喊，不禁一阵心酸。我想起了空九师多次空难事故善后文字工作的日日夜夜，在他悉心指导下的点点滴滴，瞬间浮现眼前，宛若昨日。

三年后的1982年，石坚同志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捡察长的身份来沪捡查工作，顺道来上海交大看我。刘克副书记主接待，我以上海交大党办主任身份作陪。石坚同志庄重的脸上多了一份苍桑，开门见山地对刘克同志说：“我若在空九师，小朱走不了！” 一如继往的自信，是石坚同志的本色，熟悉的语调再露他对我长辈般的厚爱。对此，我思恩良久。

图五，作者(后排右二)告别空九师沙堤机场时与战友合影

“军队是个大学校”，于我来说不谛是名至实归。空九师不仅孕育了我的人格，更积淀了我的学识。

回地方后，20世纪的后22个年头里，前十年我应用自己军队所学的管理学知识投身到上海交大的管理体制改革之中，协助教育家，上海交大党委书记邓旭初推进了学校劳动制度、考核制度、分配制度及专业(学科)设置等项改革，为全国高校体制改革树立了标杆，并载入了全国人大六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報告》。

20世纪最后的12年，我应用自己所学的经济学知识，追随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告别“皇粮”下海自费为国家从事经济决策研究。

其间，与联合国共同举办过两次全球性首届大型国际会议，与日本联合举办过全球首届创造学讨论会；完成过几十个研究课题，上送內刊268期，出版了6本专著，受到了除联合国之外的欧共体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美国最高智库CSiS、华尔街金融中心、乔治顿大学、国会技术评估局，以及英、德、日、意、澳、香港等地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关注。

回顾这不平凡的12年，我说不请楚我国经济缺了一些什么，但总觉得若有所缺。此刻我想起了欧洲之雄的德国，这个欧洲国家人口只占世界1%，但全球诺贝尔大奖的50%由德国人或德裔获得。原因就在于这国家的人民崇尚秩序，在德国人眼中，秩序高于自由。所以，德国的资本主义有别于英美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东亚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资本主义。

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泡沫横飞时，德国经济则火候得当，不热不冷，一切由社会秩序左右。整个国家犹如生产流水线，不仅有活力、有耐力，还有秩序力和协同力。其实，秩序的哲学解读是源自中国古语”欲速则不达”。但是，对此领悟最深的并非是中国，而是西方规制型国家。当“9，11”事件发生后，死里逃生者并不惊慌失措，他们在余灾不断的救援巴士面前人人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中国出现。

无怪乎，1987年应我之邀第一次访华的《协同学》泰斗哈根博士也是西方的德国人。有如此恪守秩序的社会，必有其忠于职守的领袖。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时，人民在持续6分钟的热烈掌声中向她告别，与其说是道别，不如说是道谢。人民感谢她以能力、技巧、奉献、正直和真诚领导了8千万德国人，长达18年。

我撰写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是为还历史以真实，如同还生命以过程。历史是要前进的，生命是会延续的。20世纪80年以来，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使中国经济前进了几十年的同时，环境质量却倒退了几十年，结果得失相当，祸福相倚。

此时的我脑海中响起了森林覆盖率达67%的日本国的佛语：“山川草木皆有佛性。” 换言之， 敬畏自然不仅出于己利，而更是”泛灵论“所系。由于职业的使命感所驱，我对国家环境的忧思不亚于对自己余生的关注。

图六，作者(左四)在空军航空兵第九师师部篮球场上

因此，当社会热议“延迟退休是否对一代人违约”时，76岁的我自觉并没有退休。因为，在我看来，退休与否在于社会是否需要你，而社会的需要在于你想为社会做点什么。正如胡适当年的箴言：“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它什么意义，它就有什么意义。与其终日冥想人生有何意义，不如试用此生做点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