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钩考》：十六、阴阳五行说源于《易经》吗？

十六、阴阳五行说源于《易经》吗？

——周易、易经、易传、易学根本不是一回事！

有人误认为中医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阴阳五行说源于《易经》，医源于《易》、中医是《易经》的分支。实际上，并非如此！

据易学史料，周易、易经、易传、易学根本不是一回事，其内容、性质截然不同，应分别对待，所以，既莫把易学当《周易》读，亦莫把《易传》当《易经》读！

1、《周易》

“周易”之名，始见于《春秋左传》。春秋时期的《周易》，专指《周易古经》（狭义《易经》），是一部占筮典籍，即本占筮而寓哲理。定型于西周时期，出自周朝卜巫史官之手。古代有三位重量级权威人物则笃信《易》本卜筮。如

（1）秦朝始皇帝。因《易》本是卜筮之书，所以其焚书时饶了它，“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

（2）东汉大学者班固说：“《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志·六艺略·易》）。

（3）南宋大儒朱熹曾反复说：“《易》本为卜筮而作……且如《易》之作，本只是为卜筮……《易》本卜筮之书……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功夫。《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话说……《易》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宋·黎靖德《朱子语类》）。

历代治《易》者多沿袭之。如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

“《周易》古经是因古人迷信而产生的一部筮书。筮就是算卦。古代算卦，一般是巫史的职务。巫史们在给人算卦的时候，根据某卦某爻的象数来断定吉凶，当然有些与事实偶然巧合的地方，这就是他们的经验。他们把一些经验记在某卦某爻的下面，逐渐积累，成为零星的片段的筮书，到了西周初年才有人加以补充与编订，《周易》古经至此才告完成。所以实际说来，《周易》古经不是一个时期写定，更不是出于一人之手。我们从它的内容和形式观察，它的完成当在西周初年。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文王作卦爻辞’，马融、陆绩等（《周易正义》引）说‘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在先秦古书中没有明证，难以置信。”

（2）李镜池《周易探源》说：

“我们现在认为《周易》的编著，出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编著者是卜史，卜史是贵族中的僧侣阶层，是政治顾问，是当时的高等知识分子。他们掌握了政府的文献资料，学问广博，如后来的老聃为周柱下史，司马迁为太史公，都是这一类人……我对于《周易》卦、爻辞的成因有这样的一个推测，就是卦、爻辞乃卜史的卜筮记录。”

（3）朱伯崑《周易通释》说：

“《周易》原本占筮典籍……此书成于西周时期，编纂此书的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易经》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主要来源于筮辞。筮辞并非某一人的创造，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大都是掌管卜筮的占人、筮人、卜人在不同时期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的……掌管占术的卜人或筮人皆属于巫，而巫在古代的职责，不仅是巫术，也包括后世史官的工作。筮法与筮辞皆出自巫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大……与文王、周公作卦爻辞的传说不相符合。”

（4）蒋伯潜《十三经概论·周易概论》说：

“《易》本卜筮之书，为鬼神术数之学。”

（5）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卦、爻辞是占筮的原始记录（筮辞）长期积累，最后可能经西周史官整理而成。”

《易经》全书六十四卦，即卦形（卦画、卦图）64个、卦名64个、卦辞64条、爻辞384条、用九1条、用六1条，除了卦形之外，文字共450辞（辞，乃长短不等的一段话，或有几个字），经文共4940个字。“这些文句除强半是极抽象、极简单的观念文字之外，大抵是一些现实的生活”（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如殷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渔猎、牧畜、商旅、耕地、婚嫁、工艺等社会生活之内容。而“箕子之明夷”、“康侯用锡马蕃庶”等则是文王之后的故事，明显非文王之推演、之创作！

据《易·系辞传下》第二章所述，在周文王之前已有三皇五帝的制器十三卦，从而否定了“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重卦”的传统说法。

制器十三卦指离、益、噬嗑、乾、坤、涣、随、豫、小过、睽、大壮、大过、夬。此十三卦在周文王之前已有之，可见“文王重卦”的说法不攻自破。但是历代治《易》者，为什么总是视而不见，总是抱着“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重卦”的传统说法，于此置之不顾呢？然古今之人亦有“慧眼识金”、否认“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者。如

（1）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说：

“其实照史实看来，文王并不是能够作出《易经》来的那样高度的文化人。在他的祖父太王的一代，周人还是穴居野处的原始民族，并没有怎样进步的文化。就是文王自己，尽管是一族的王长者，而他还亲自在看牛放马，种田打谷……而打谷种田与看牛放马也并没有多么大的文化上的差异。以这样的一位半开化民族的酋长，要说他做出了一部《周易》，那在道理上是怎么也讲不过去的。”

（2）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说：

“关于《周易》经文形成的年代，近人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认为，其基本素材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因为卦爻辞所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周易》的原始素材来于占筮的记录，后来经过加工，逐渐成为占筮用的典籍。就此书的编纂说，有一定的思想性，也有一定的艺术性……它近于占筮用的字典，又不只是按甲、乙、丙、丁罗列各种筮辞。但总的说来，这部典籍的形成出于占筮的需要，不是用来表述某种理论体系。宋朝朱熹说：‘易本为卜筮而作’（《语类》卷六十六），这一论断是可信的。关于《周易》的编纂，近人认为出于当时的史官之手，《周易》是经过多次整理而成的。史官在古代兼管占卜之事……《周易》这部典籍的编纂，出于西周的史官之手，也是可信的。”

要之，《易经》本占筮典籍，即算卦的书。诚如李镜池《周易探源》说“《易经》因占筮而成，为占筮所用”。

据先秦史籍《左传》《国语》所载易筮内容，春秋时期的《周易》还未有爻题（初、二、三、四、五、上）。故《周易》古经编纂成书，当在春秋《左传》以后。

2、《易经》

《易经》，先秦谓之《易》，《易》之加“经”字——《易经》之名，见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期。此时的《易经》包括解释《经》文的《易传》十篇（又名《十翼》），传承至今。所以《易经》有广、狭义之分。广义的《易经》，指今通行本《周易》，分“经”与“传”两大部分；狭义的《易经》，指《周易》古“经”。

传统观点认为，《易经》有三种，即《连山》《归藏》《周易》。实际上《易经》唯一而非三。以“经”而言三易，唯《周易》可称“经”，而《连山》《归藏》不可称“经”，只是两种筮法书。为什么？因《周易》经过圣人孔子赞修可称“经”且得以流传，而《连山》《归藏》未经孔子赞修而失传。

据易学史料及出土的商周甲骨、陶器、石器、青铜器、帛书竹简等，今本《周易》的成书过程大致如下：

（1）商周甲骨等八卦、六十四卦卦符（出自卜巫史官之手，非伏羲氏所画）→西周时期《周易古经》六十四卦经文（卦、爻辞，出自祝宗卜史之手，非周文王、周公所作）→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周易古经》编纂完成（爻题作于此时）。

（2）春秋末期老子《道德经》→战国时期诸子百家→道家、阴阳家、儒家等→汉代N种《易传》→今本《易传》，出自受道家、阴阳家影响的孔门后儒之手（非孔子亲撰），定型完成于西汉宣、元时期。

3、《易传》

《周易》之“传”——《易传》是一部哲学与神学混合体之书，以儒家的伦理观、道家和阴阳家的天道观，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奥旨，出自受道家、阴阳家影响的孔门后儒之手。

说《易传》是一部哲学书，因自圣人孔子赞修之后，乃一变而言哲理。

说《易传》中的神学成分，时贤赵洪钧先生《赵洪钧说周易》（待出版）有精辟解说，引如下：

关于《易传》中的神学成分，可以参看以下两段《易传》。

（1）“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易·系辞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知道阴间和阳世的道理。推究始终，故知道死后和生前道理。精气形成万物，游荡着的灵魂使之变化,所以知道鬼神的情形和状态。简言之，《周易》要研究为什么会有阴间和阳世，生前和死后是怎么回事，而且知道鬼神的样子。显然，《易传》是神学和哲学的混合体。

有的人可能不同意，把“幽明”解作“阴间和阳世”，而且举韩伯康以“有形和无形”解“幽明”。那么，洪钧要问：紧接着的“游魂”和“鬼神”该如何解呢？不知道阴间的道理，怎么能知道鬼神的情状呢！

（2）“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洪钧按：此处所引见于《乾·文言》之后，不敢确信属于《文言》。

上引这段所说的“大人”，大约相当于《黄帝内经》当中的真人，甚至比真人还要高级。真人不过是提挈天地，把握阴阳。这里的大人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即能够控制天。天、地、人和鬼神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显然只能理解为至高无上的、全知全能的神。

总之，上引两段属于神学理论。看不出这和算卦有什么关系。只能说《易传》是哲学和神学的混合体。

传统观点认为《易传》成书于战国秦汉间。《易传》共七种十篇，故又名《十翼》 ，即《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文言》篇、《系辞》上下篇、《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如

（1）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

“这七种都作于东周（战国）时代，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司马迁《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等说是孔子所作，是不对的。近代有人说其中有汉人作品，也没有坚强的证据。《易传》的解经，诚然有正确的成分，但是有许多地方不符合经文的原意。而且《易传》的作者们常常假借经文，或者误解经文，或者附会经文，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又夹杂一些象数之说。讲《周易》固然不能抹杀象数，然而总是讲不圆满，反而使人迷乱。”

（2）朱伯崑《周易通释》说：

“十翼出于孔门后学之手……此书的编纂当出于儒家之手，但其内容和思想，颇受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从整体上看，乃哲学著作，借用古代易学家的话说，乃穷理尽性之书，既言天道，又讲人事。从占问吉凶祸福，到阐发哲理，这在思想史上是一大进步。《周易》所以影响后世，确切的说，不是由于占术，而是基于《易传》所提出的理论……《易传》的作者通过对筮法以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将古代的占筮典籍升华为哲学典籍。”

（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辞典》说：

“旧传孔子作，据近人研究各篇非成于同时，亦非一人所作，大抵系战国或秦汉之际的作品。以儒家思想杂以阴阳家和道家思想，利用《易经》的原有框架，通过阐释《易经》义蕴、功用、筮法、八卦起源、六十四卦卦爻辞与卦序等，创造了一个结合象数与义理的独特思想体系。”

然而，自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包括《六十四卦》经文与六篇传文）出土后，打破了“易”学史上许多传统说法，并破解了许多疑难问题。如对今本《易传》的成书时间，打破了传统说法。刘大钧《周易概论》说：

“今本‘十翼’之文，是在帛《易》基础上修订完备而成，其时间大致在文、景之后的武帝时期，即武帝立五经博士时或之后。”

刘震《周易导读——帛书易传》说：

“今本《易传》其思想来源于孔子，其定型完成于汉代……而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周易》的研究者们开始刻意加深《周易》与孔子的关系，至晚到宣、元年间，今本《易传》正式形成。”而对于孔子与今本《易传》的关系，刘震又说：

“孔子确实不是《易传》的直接作者，而是思想源头……几乎可以肯定，孔子并非今本《易传》的著者，而将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有意夸张，甚至篡改，恐怕皆是汉代儒生的故意为之，其目的是籍由孔子在当时朝堂之地位，实现自身的功名利禄，而这种行为客观上造成了《易传》自身的种种矛盾。”（《周易导读——帛书易传》）

帛本《易传》共六篇，即《二三子问》《系辞》《衷》《要》《缪和》《昭力》，除了很少一部分见于今本《系辞传下》《说卦传》以外，皆是未传世《易传》。以帛书《易传》为据，今本《易传》皆是汉文帝以后（宣帝、元帝）之后儒作品。

要之，今本《易传》编纂成书于西汉宣元时期，出自受道家、阴阳家影响的孔门后儒之手。

由上可知，《周易》“经”与“传”二者编纂成书相差好几百年，其内容、性质完全不同，应分别对待，莫把《易传》当《易经》读 ！

4、孔子与《易传》

古人认为，今本《易传》（《十翼》）是春秋末期儒家圣人孔子所作。如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班固《汉书·艺文志》、孔颖达《周易正义》及朱熹《周易本义》等。果真如此吗？

首先质疑者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易传》非孔子亲撰，见于《易童子问》。近代疑古学派如顾颉刚、李镜池、高亨等同意欧氏之说，不认同出自孔子。欧氏这本《易童子问》对初入易学门径之答疑作品，多半是对传统说法的怀疑。感兴趣者可参看原著。

赵洪钧先生《内经时代》说：“欧阳修的逻辑很简单，说理也很充分。就是他发现《周易》本身‘以经解经’不但很繁琐，还有很多严重的自相矛盾。可见，欧氏读书总带着理智的怀疑。完全没有怀疑精神的人读书，其中问题再明显他也看不出来。读者很容易核对欧阳修的看法是否正确。假如不能读懂他的上述话，就不可能核对他的见解正确与否。那样，干脆不要问津《周易》。不知道这些问题，不影响你学中医。”

那么，孔子与《易传》有关系吗？

据先秦汉代典籍记载，儒家圣人孔子曾问礼、问道于道家圣人老子（聃），见于道家学派典籍《庄子》之《天地》《天道》《天运》《田子方》《知北游》等篇（问道、求道）、儒家学派典籍《礼记·曾子问》（问礼）《孔子家语·五帝》《韩诗外传》、杂家（综合各家）学派典籍《吕氏春秋·当染》及史学典籍《史记》之《孔子世家》《老子列传》等。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小于老聃约20岁。儒家学派创始人。据相关典籍如《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汉书·儒林传》等记载，孔子曾整理儒家经典《六经》，即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述《易传》；“述而不作”（《论语·述而》）。

以《论语》《孔子家语》《礼记》等儒家典籍而言，圣人孔子早年“罕言天道”，因此五十一岁还未悟到天“道”、未得到天“道”，故去南方沛县向老子问“道”、求“道”。如《庄子·天运》篇说：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

孔子听了老子的教诲后，受益匪浅，孔子对弟子颜回说：“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雞与！微夫子之发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庄子·田子方》）孔子说，我对于大道、天道的了解，岂不像甕中的小飞虫吗！要不是老子先生启发我的蒙蔽，我真不知道天地的全貌。并赞誉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史记·老子列传》）、“吾乃今于是乎见龙”（《庄子·天运》），老子好像一条龙！

孔子晚年喜《易》、好《易》、研《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帛本《易传·要》），并终有所悟，即以“德义”释《易》，以阴阳释“道”等，创立了德义优先的新易学。将原本占筮典籍之《易经》，转为穷理尽性之书，既言天道，又讲人事。得“道”后开始传授弟子，其思想得到弟子及弟子之弟子与汉代后儒之传承，撰次整理为《易传》，从而大倡天、地、人三才之道。《易经》所以影响后世，确切地说，不是由于占术，乃基于《易传》所提出的哲理！

5、《易》学

所谓“易”学，是汉代以来的经师、学者对《周易》所作的各种阐释发挥，附会推演。广义的“易”学包括《易传》；狭义的“易”学，专指《易传》之外对《周易》的阐释发挥，附会推演，分为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将其分为“两派六宗”，引如下：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延寿），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

“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伊川），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

“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由上可知，“易”学包罗万象，“易”道穷极宇宙，阴阳无所不及，“引得历史上的无数圣贤尽折腰”（章秋农《周易占筮学》）。圣人贤哲、兵法儒道，易学大师、阴阳堪舆、风水命理、医卜星相、奇门遁甲等，皆可推演其说以述自己之是，为他人服务，为自己谋名利；或成功，或失败，且“一人有一人的伏羲八卦，各家有各家的文王周易”。有近人讥之“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虽有此说，但仍属中华传统文化瑰宝之一，且是我国古代哲学、古代科学之一般矣！而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据易学史料，《周易古经》——《易经》（狭义）本与阴阳五行无关，既无“阴阳”连用之词，亦无“五行”连用之语。《易经》不讲阴阳五行，是《易传》作者以阴阳说阐释发挥、附会推演《易经》奥旨。是《易传》讲阴阳，但不讲五行。而五行与《易》结缘，始于汉代易学（汉易）——西汉元帝时期京房《京氏易传》，但明显晚于西汉景武时期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故汉代以后的五行、卦气、干支、太极图、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图、风水命理、梅花易数、奇门遁甲等术数之学，乃“易”学的分支（《四库全书》认为“术数类”实乃“《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既不是《易经》内容，亦不是《易传》内容。所以，既莫把“易”学当《周易》读，亦莫把《易传》当《易经》读！

“可是，古代的经学者，出于尊孔读经的要求，缺乏历史主义观点，往往不区分经、传、学，将三者混为一谈，或者以传解经，或者以学解传，或者将自己的解释说成是真正符合《易经》的本义。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朱伯崑《易学基础教程》）

转引自朱伯崑《易学基础教程》

殊不知，当代仍有部分“易”学爱好者混淆不清《周易》之经、传、学三者之间的关系，憾事矣！

要之，中医理论体系推演之工具阴阳五行说并非源于《易经》。

6、中医高手必须要会《易经》吗？

有人在互联网上言之凿凿地说“中医高手必须要会《易经》”。果真如此吗？下面试举古代五位中医高手，请诸位看官明辨：

请问，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汉末三国神医外科鼻祖华佗、杏林圣手仙家董奉等会《易经》、懂《易经》吗？

经阅读相关史籍，未见有说！如

（1）战国神医扁鹊秦越人、（2）西汉名医仓公淳于意之医疗事迹，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但未见有与《易经》相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3）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之医疗事迹，虽《后汉书》《三国志》未载，然其《伤寒杂病论》这部不朽之中医经典，未见有《易经》之痕迹、之影响。从《伤寒杂病论·序》文中可以看出，医圣非常痛恨“巫祝”之祝由术（《易经》乃巫术之典籍，故免遭秦火）。

（4）汉末三国神医、外科鼻祖华佗之医疗事迹，见《三国志》《后汉书》，未见有与《易经》相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5）东汉末年建安三神医之一的杏林圣手仙家董奉（君异）之医疗事迹，正史未载，散见于民间传说。如晋·葛洪《神仙传》有“董奉传”，但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张仲景、华佗、董奉皆东汉末年人，故被后世誉为东汉末年建安三神医。据相关史料及传说，皆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

又，汉代编纂成书的中医五经，即《素问》《灵枢》《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未见有与《易经》有关联之记载、之说法、之引述！

要之，中医是否能成为高手，与是否会《易经》无关！不会《易经》、不懂《易经》，照样能成为中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