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经钩考》自序（欲送出版社书稿）

自序

拙著名为《医经钩考》，其意欲何为？为何要“钩考”？

皮锡瑞《经学历史》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

“医经”一词，见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其“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医学文献书目。实际上，汉代方技之书目，缺了脉学与本草，所以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给予了非常客观、中肯的评论，说：“方技之书，大要有四：经、脉、方、药而已。经阐其道，脉运其术，方致其功，药辨其性。四者备而方技之事备矣。今李柱国所校四种，则有医经、经方二种而已；脉书、药书，竟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则事兼道术，非复方技之正宗矣！宜乎叙方技者，至今犹昧昧于四部相承之义焉。按司马迁《扁鹊仓公传》，公乘阳庆传黄帝扁鹊之《脉书》，是西京未尝无《脉书》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招’，《楼护传》‘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是西京未尝无药书也。李柱国专官典校，而书有缺憾，类例不尽，著录家法，岂易言哉！”（《校雠通义》）

汉代“医经”指医学理论著作，始于西汉光禄大夫刘向校书时称“医经七家”，即《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惜只有《黄帝内经》传世，余皆亡佚。然而，据赵洪钧著、金栋补注《正说内经》，今通行本《黄帝内经》不是《汉志·方技略》所载“《黄帝内经》十八卷”，而是由两部独立的医学典籍《黄帝素问》与《黄帝针经》（《九卷》《灵枢》）组成。两书约皆编纂成书于东汉（或以后）时期，由当时之医家、或方士医搜集整理编纂成书。

所谓“成书”，即该书所有内容完全编纂在一起了才算成书！成书与成篇不同。每篇文章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写成，但编纂成书是同一时期、一二个或几个作者所为。《黄帝素问》与《黄帝针经》两书之名皆首见于《隋书·经籍志》。“黄帝”二字，乃托名而已！实际上，今通行本《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是传统之误读！因相沿成习，积习难改，故本书有时仍沿袭《黄帝内经》之书名，且与《素问》《灵枢》之书名兼而用之。

在中华传世典籍中，所谓“经”，最早指西汉儒家今文经学认为乃孔子所删定之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如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出而有‘经’之名。”

至西汉时期，因《乐经》亡，故汉武帝时期以《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而立“五经博士”，然而其博士设置并非一步到位。初有《尚书》秦博士伏生，西汉文帝时则置《诗经》一经博士，汉景帝时又立《春秋经》博士，至汉武帝时期，五经博士始备。如

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后汉翟酺曰：‘文帝始置一经博士。’考之汉史，文帝时申公、韩婴以《诗》为博士，五经列于学官者，唯《诗》而已。景帝以辕固生为博士，而余经未立。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儒林传》赞曰：‘五帝立五经博士，《书》唯有欧阳，《礼》后（仓），《易》杨（何），《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经而独举其四，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

皮锡瑞《经学历史》说：“案：《史记·儒林传》，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则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诗》一经矣。特至武帝，五经博士始备。”

本书所言“医经”，指今通行本《黄帝内经》（《素问》＋《灵枢》）《难经》，并旁及《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中医经典著作。因中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故本书亦间或涉及与之相关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

“钩考”，指考核探究，即考证之义，亦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校雠通义》），以知其所以然！

什么是考证？《辞海》认为考证是“依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某一事件或某一学术内容，且认为考证是一门重要的学问，并引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

考证亦名考据。钱超尘先生说：“清代学者将学问分为三大类型：义理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又谓义理之学从考据出者，则义理深雅淳厚；词章之学从考据出者，则非浮泛轻艳之词。则考据者，乃诸学之根源者也。”（森立之《素问考注·钱超尘序》）

考证（据）之目的是什么？

古籍文献、历史资料在传抄过程中，由于同一事件或同一学术内容在不同的文献资料中却有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记载，或原始资料本身就有误、讹、伪、假等问题。由无意之行为导致与原始资料不符者名“误”，将错误当做真实而传播者名“讹”， 出于某种目的故意篡改原始资料者名“伪”，将伪造当做真实而传播者名“假”。故必须对其进行真实之研究与讨论，即辨误以求其正，辨讹以求其是，辨伪以求其实，辨假以求其真。此即考证之目的！考证者须学识渊博，并具备相关知识（如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辨伪等）与大胆怀疑的精神！

本人主业是临床，以治病愈疾为首务，解除病痛为己任，何必纠结中西医之分，有道是“中西合参，赛过神仙！”虽临床四十多载，然若以古人之准则——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工（医）治未病，中工（医）治欲病，下工（医）治已病，则属下医、下工而已。而以治病愈疾之概率而言，虽未详细统计，亦未能达到“十全为上”、“上工十全九”之医术水准，尚可“中工十全七，下工十全六”、“十失四为下”，亦即中、下工而已，惭愧之至！故

临证之余，饱食之后，不必“为稻粱之谋”，闲来无事，广泛涉猎中西医籍，以备临床不时之需。然尤喜读古典医籍、医史文献及历代名家，特别钟情于考证学，虽离临床较远，而兴趣使然！遂撷取《方技略》中关于“医经”（如《素问》《灵枢》《难经》）、并旁及“经方”（如《伤寒杂病论》）与脉学、间或涉及“房中、神仙”与本草（如《神农本草经》）等经典内容之疑惑、之难解、之不定、之感兴趣者等，博采众家，多方求证，搜集摘引，不厌繁琐，摸爬梳理，编著相关内容共十二卷一百五十篇，四十多万字，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其真、求其实、求其是，以释疑解难并知其所以然。

不佞才疏学浅，谬误、不妥恐甚，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指正，在此感谢了！

又，工作之余与吾女雪宁一起探讨、交流、学习彼此感兴趣的中医学及中华传统文化相关专业话题，共同完成此拙著。

金栋 二〇二四年四月于河间寓所。

附：古代名医为何注重训诂考证！

据医学史料，古代有的名医非常注重训诂考证。

训诂，即给古书注释。阅读古书首要困难，即古今语言文字之隔阂。一般而言，时代越久远，困难亦就越大。为了比较顺利地读懂古书，通常皆要参阅古注。为古书注释，始于西汉初。先秦时代之古书，至汉代，有的已经不容易看懂，这就需要加以注释。以医书而言，早在三国南北朝期间，则有吕广注《难经》、陶弘景注《神农本草经》、全元起注《素问》等。重要医书，前人多已做过注释。

考证，指依据资料来考核、证实和说明。古人认为，考证也是一门非常重要之学问。姚鼐《复秦小岘书》说：“天下学问之事，有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趣而同为不可废。”（《辞海》）

古代有的名医认为，训诂考证之学，对于阅读理解中医经典至关重要。从而在饱腹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治病，竟然搞起了训诂考证，撰写出了传世佳作。虽非普遍现象，然而亦代不乏人！如

（1）南朝时齐梁间名医全元起，医术精湛，当时有“得元起则生，舍之则死”之誉。就是这样一位名医，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不是研究如何给患者治病，却搞起了训诂来，撰写出了《素问训解》，惜已亡佚。

（2）明代大医学家张介宾，医术精湛。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亦搞起了训诂，撰写出了精品佳作如《类经》《类经图翼》《类经附翼》《质疑录》。张氏医术虽精湛，饭是吃饱了，却再也无闲钱，《类经》无力付梓出版，最后靠友人倾囊相助才得以出版。

（3）明代另一个大医学家马莳，擅长针灸术，愈人无数。饱食之后，闲来无事，亦搞起了训诂，撰写出了《素问注证发微》《灵枢注证发微》传世佳作。

（4）民国有个名医叫张山雷，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饱食之后，不是研究如何给人治病、将病治愈，却亦搞起训诂考证，撰写出了《难经汇注笺正》《脉学正义》《中风斠诠》等传世杰作。

（5）日本有个丹波氏家族，先世是中国汉人，据史料记载，家族医术精湛，但不知为何，不是研究如何给人看病，却也搞起中医文献训诂考证，撰写出了如《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素问绍识》《医籍考》等多部传世名著。

（6）清代考证之风盛行，间或涉及古典医籍。就《内经》训诂考证而言，有俞樾《内经辨言》、张文虎《舒艺室续笔·内经素问》、胡澍《黄帝内经素问校义》、孙诒让《札栘·素问王冰注校》、顾观光《素问校勘记》、于鬯《香草续校书·内经素问》等，但他们皆非医者。

可见，古人训诂考证《内经》，反而以医界之外的学者较深入。这是因为这些学者，有这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具备了训诂考证的基本条件，才有能力做这些。

古人注释有时多凭印象立论，如马莳、张介宾等（重于训诂，失于考证），对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而言，总抱着是“黄帝”撰写的观点不放。现在仍有部分人认为，《黄帝内经》是“黄帝与岐伯等六臣子探讨医学理论”而作，殊不知，实非如此！因这些人皆是托名。故是否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其真、求其实、求其是？

实际上，古代医家有时多为衣食奔走，最低要吃饱饭，填饱肚子，再说其它。哪里还有时间搞学术研究、搞训诂考证！所以古代医家医术虽精湛，临床经验亦丰富，然儒家经学功底、训诂考证之学术知识每多不足，具备孙思邈所要求的“大医”条件之医家确实很少。然亦有的名医，饱食之后，熟读儒家经学典籍，善于训诂考证，可谓临床、考证两不误，如民国名医张山雷则是其一。

校勘训诂（考证）是研究《内经》的一种学术方法和或学派。研究者必须有国学文化底蕴，扎实的基本功。而历代医家多缺乏这种学问，涉足于此者甚少。任应秋说：“‘校勘’（训诂考证）是做学问的一个过程，对于医家来说，不一定都具备这个本领，历史上的大医家，也不一定都有这个本领，包括张仲景、李时珍等，也不一定有校勘的本领。”（《任应秋中医各家学说讲稿》）

清代考证之风盛行，后刮到了东瀛日本。日本学者尤其是江户时期医学界考证学派，莫不精研清儒之传世佳作。日本汉方界，最令人折服的，是成熟于江户后期之医学考证学派。

因训诂考证，需要高深学问修养，而日本汉方界具有这方面知识者，集中在江户医学馆，即由多纪氏（丹波氏）父子为中心之学术团体。如丹波元简《素问识》《灵枢识》《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等，丹波元坚《素问绍识》及丹波元胤《医籍考》等传世名著，对我国中医界影响之深、影响之巨，凡是读过此类著作者，则会深有感触，且无不拍手称好！

业界或世人对考证抱有偏见，认为字词文献研究，对临床治病无大裨益，作为一个医者，不专心研究如何给病人看病、如何将病治好，却研究训诂考证。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误解。如上举古代名医，特别是多纪氏父子等日本学者，极其重视临床实践，而且亲自采摘药材，或栽培药草，可谓学透医学文献，用活医术方药。

丹波氏一脉，为日本医学史上名门望族，远祖可追溯至东汉灵帝刘宏。因医术精湛，其姓氏丹波、多纪乃日本天皇所赐。若医术平平，能有赐姓之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