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谈中医的“药食两用”（一）

“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唐·孙思邈《千金方·食治》

唐代医家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541年），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其幼年嗜学如渴，知识广博，但后来身患疾病，经常需要请医生，于是，他便立志从医，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后来行医七十余年，被人们尊称为“药王”。

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陕西药王山都会有热闹的盛大庙会， 游人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以祈求平安、健康。作为百岁医家， 孙思邈有着一套完善的自我养生保健的方法。

孙思邈十分重视食疗，强调：“安身 之本，必资于食。”当医生“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 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因为药虽治病，但“药性 刚烈，犹若御兵，兵之猛暴，岂容妄发？”故非到万不得 已，不应轻易用药。而饮食性平和顺，不偏不颇，“能排邪 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如若医生“能用食平疴、 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长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求 也”。可见，孙思邈不仅以饮食先于药物且视之为养生长寿 手段，阐明了良医“治病救人，重防于治”的道理。

孙思邈重视食疗，又着意推出“食宜”这一命题，疾 呼曰：“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所谓食宜，即饮食适度。 他赞同“穣岁多病，饥年少疾”之说，而且以关中地区民 众节俭，饮食简洁，故少病长寿；而江南人生活富足，山珍 海味，无所不备，反多疾病早夭为例证明这一观点。他反对 多食、力主食不过饱，饮不过多；如贪一时口腹之快，必招 无穷祸患。所以，正常人应少食多餐：“食欲数而少，不欲 顿而多，多则难消也。”应力求达到“常欲令如饱中饥，饥 中饱”的境地为佳妙。 食宜原则，还体现在饮食宜清淡而不厚腻，感甜酸苦辣 适度，寒热冷暖适中。

社会从原始走向文明，人的认识从粗浅走向成熟。在长期的生活历练中，人们逐渐分清了食物与药物的区别，用来治病的称为“药物”，用作饮食的称为“食物”，而其中部分既能治病、又能作饮食之用的称作“药食两用”之品。

从“上品药”到药食两用

“药食两用”之品在《神农本草经》中归于上品药。所谓上品，是指无毒、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比如枸杞，补肾益精、养肝明目、补血安神、生津止渴、润肺止咳。又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本草求真》指出：“山药本属食物，古人用入汤剂，谓其补脾益气除热。”

早在《黄帝内经》就指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说明古人对药物食物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食物养人，药物治病，而药物据“毒”之大小区别应用。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强调：“为医者，当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说明要对食物、药物不同作用要充分认识与分别应用。

古代医家对药食同源的探研从未停止，最有代表性的成果如宋代的《圣济总录》《养老奉亲书》、元代的《饮膳正要》、明代的《本草纲目》、清代的《食物本草》《随息居饮食谱》等。正是历代医家的努力，使药食同源之理论不仅有医疗实践的广泛应用，还有理论上的深入阐述，为现今人们对食疗药膳的认识与应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87年以来，卫生部门先后发布了《食品卫生法（试行）》《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等，对药食同源、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材做出明确规定，公布了3批共86种，后新增15种，共计101种，确保了中药材在食用、保健食品研发等方面的安全使用。

认识性味才能合理利用

药物、食物用于防治调养，均是利用性味之所偏，或祛除病邪，调理脏腑功能；或补虚扶弱，消除阴阳失衡，从而维护健康。

“性味”即四气五味，是中药理论的基本内容。四气指寒、热、温、凉4种不同的药性，五味指酸、苦、甘、辛、咸5种不同的药味。古今讲述中药，先标明药性，后叙述功效主治。四气五味理论指导临床用药，同样可用于认识食物，是中医药饮食养生和饮食治疗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