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松轩的家庭教育（一）

杨松轩生于1878年8月22日，名鹤年，陕西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麓龙潭堡人。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最黑暗、最腐朽的年代，先生抱着兴学育人的教育救国宏愿，劳尽心血创办新学，在偏僻落后的西北地区，创办学校之多，影响之大，成绩之卓著，精神之感人，实足为时代之先驱。同时，他在家庭教育方面，亦有许多独到之处，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文对此进行探讨，以求借鉴于今日。

杨松轩先生（网络图片）

一、树木与树人继长增高­——教育为本

中国有“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的古训，松轩家庭几代人均笃信此言，坚持春时树木，四时树人。早在松轩先生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在树木树人两方面就成效卓著。树木方面，松轩先生的父亲“每年春间，必植树数百株。果实类：若杏、若枣、若李、若胡桃、若拐枣；木材类：若杨、若楸、若桐、若槐、若椿、若桑榆，以及各种杂木，今多蔚然成林，自需用取外，尚可随时鬻出，以增岁入。”

树人方面，其父“自恨失学，于子孙虽糜巨资无所惜。数十年来，学费支出，将近万金，超过家产半数以上。”使松轩先生兄弟四人，除其二弟17岁辍学经商而外，余则皆受完全之教育——松轩先生毕业味经书院，三弟留学日本，四弟毕业于北大。

松轩先生的三弟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先生给其三弟的信中对他父亲全力支持儿子读书的事曾有记述：“吾州学堂学生数月之间，退学者竟四五人，询其情由，大半皆系父兄昏暗，不肯每年出十余金供子弟之学费，……彼何不幸而有此父兄哉。吾父亲之与吾兄弟也，除衣食妻子需用外，以读书论，约计不下两三千金，吾兄弟未有丝毫之报效，而吾父供子读书之念仍不少减于昔，近且加进焉。……此次筹集百金，独立任之，略无难色，亦无吝意，一若为应尽之义务也者，较每年不肯出十余金供子诵读者，相差何啻天渊，兄见此情状，且感且愧，惟弟勉力前途……好自为之而已。”

松轩先生创办的华县咸林中学旧照（网络图片）

松轩先生的母亲作为清朝末年的一个农村妇女，对于子女也从“不为姑息之爱，”据先生回忆，他“与诸弟妹幼在灯下读书时，先妣纺织，年（自称）等睡魔偶来，即遭呵斥或述古今伟杰刻苦自励事，以资箴策。”“庆弟留学东瀛，瑞弟肆业北京，值每归省慰母心，适以增母悲。游子天涯，慈母乌能释然。多一次离别，即多一次伤悲。幸先妣明大义，素以志在四方相策励于不肖等。迭次远行时，多强为色笑，恐儿辈有所牵累耳。”

松轩先生的儿子杨钟健对其祖父重视教育子孙的事亦有记述：“（我祖父）曾有十年读书之训（即子孙每人至少须读书十年），……他在我能学语时，即教我识字。在户外，即以手画地，令我认字；在饭桌上，即以食著变作字形令我认字；过年时，携我沿户认识各家对联上之字。因此，我虽未上学，已认识了不少的生字，乡里叹为‘神童’，其实乃我祖父谆谆教导之功。”杨钟健留学德国时写有《去国的悲哀》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说到：“孙（自称）初到孟欣（在德国南部）数月，寓一比较贫穷人民家中，与其主妇谈及一切情形，谓家苦，妇人及儿女，亦无力读书，……然孙察其家境，比祖父二三十年前，所处者充裕万分，而我祖父一切劳苦，自己身受，使子孙一一入学。……若为我祖父，焉得至此。”

松轩先生长子，我国卓越的古生物学家杨钟健（网络图片）

松轩先生完全继承了父母重视树木树人之传统。他投身教育事业之后，在咸林学校曾组织学生广种花草，遍植林木，对学校进行园林化建设。他自豪地说，咸林名符实也，树木与树人继长增高矣。松轩先生逝世后，长子杨钟健又秉承父志在父亲的墓地植树数百株。并记曰：“父在咸校数十年来，植树犹多，今日亲友师生七十余人举行一有仪式之植树礼，不特表示哀慕，亦含有表陈父德之意存焉。”在教育子女方面，松轩先生不仅遵循其父应使儿孙们受完全教育之遗训，并提出男女同教，对女子教育犹为尽心。

早在1900年松轩先生即发表《女学发轫》一文，提出兴办女学的主张，他认为，女子为国民母，女子不强不明则国魂难存。而女子何以变弱为强、变痴为明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教育，松轩先生为了使女学能够普及，首先从自己的家庭做起。他给其三弟的信中说道：“吾家现共女子六人，与汝姐家女子五人，共十一人，似天以发达女学之权偿使他于吾家也。”我们不难看出，松轩先生不仅把女子教育看作自己的责任，而且把亲族中女孩子多看作是自己的发展女学的有利条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这表姊妹十一人，再加上杨钟健后来的妻子等人，在松轩先生一力主持、资助和教养下依次入学读书，“多数毕业于高等学校，至少也是受过中等教育的。”

八、九十年前，松轩先生能够使自己的子女和“外甥、 外甥女及族中子弟之可造就者，均得一体入学，（使其）各有成就。”这是令人震惊的。

第一，当时风气未开化，女子上学极少，并对女子抛头露面出外求学在舆论上有诸多责难，而松轩先生对此嗤之以鼻，毅然决然地把亲戚和家族中包括儿媳一一送出家门入学，在当时中国发达地区亦属少见。第二，当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治安混乱到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华县“（1916年）土匪聚众不下三四千人，拉骡马，搜枪支、枪银钱，人人警心，家家丧胆。”华县“沿山沿河一带，无处不发见匪之巢穴，抢劫拉票竟成常事，每日必数起……，（1917年）9月1日傍晚李家湾徙来土匪数十人，抢声乱施，村众逃避，共抢28家，未及逃避之人，又拉去15名，即时又毙一人，……所拉之票有索数千金者，有索数百金者，稍为延迟，辄遭惨杀。”“（1921年5月3日）匪多人至赵家村拉票四人，扬长而去，驻军不管，县官不问，受灾之户，亦不敢举发，只有出银赎票之一法。”

在这种情况下送子女出门求学自然是千难万险的。据松轩先生的女儿杨芝芬回忆：“我第一次（由华县）来西安上女师，父亲坐马车送我（当时无汽车火车），90公里的路程共走了三天，晚宿渭南新丰等地的客店，为防盗匪，整夜不能入睡，比我们现在走一趟边远的新疆还要难上加难。”另外，军队捣毁、侵占学校事时有发生，所以孩子们上学一直是时断时续，但是，松轩先生决不因时局的干扰而终止孩子们的学习。

松轩先生有一族弟叫杨鹤绪，因家境贫寒无力读书，松轩先生则全力资助，令其读完高小，又入咸中，“费用全赖大哥（松轩）”，“此期间全为大哥照料。”1928年松轩先生遇人亡屋毁之家难，鹤绪顿感失去靠山，以为“求学之事，即可从此终止，忙假（后）多日，弟都没有去，后来大哥在城门口与弟相遇，始得大哥允许，从此再继续（学习）下去。”

松轩先生尽管一力坚持子女入学读书，但同时也丝毫没有忽视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作用，把家庭教育始终放在家庭建设的首位。以他对长子杨钟健的教育，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儿女的成长中倾注了多少心血。据杨钟健回忆：“孩提时，父亲给儿讲这样书讲那样书；成童时，为儿改日记；长大以后，为儿说这样事，为儿说那样事。” “先父时时为钟健讲西哲探险及航海等故事。钟健以后对于探索研究工作，稍有兴会，实受先父此等启发之影响也。”

从1917年起，钟健先后赴北大和德国学习，“父亲至远一月必给儿信一次，儿也至多20天必寄父信一次，倘邮局有误，或有其他变化，两方都焦急非常。”

杨钟健教授1978年在庐山作报告

后来父子两边信件都积年成堆，松轩先生把儿子的来信用布包起来。每次离家避难时，于危急中只带儿信出走。杨钟健对他父亲的信也极为珍重，绝大部分历经80、90年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笔者有幸仔细阅读了现存的所有信件，随处为松轩先生教育儿子的思想和精神所感动，现录信中内容之数语，以见其教育子女一斑：

“锻炼身体：汝身体素弱病，……余以钟健命汝名，即寓强健汝身之意，汝须知凡百事业，全仗此身……。

注重道德：近来毕业学生，在社会乏信用者，大半口中有道德，身上无道德所致耳。薄家庭之观念，藐师长之恩义，华其服，革其履，耳挂金丝镜，口衔雪茄烟，花天酒地，戏园赌场，任意流连，毫无顾忌；……余素痛恨此等习气，汝甚勿蹈覆辙可也。

勤勉学业：今日多一分学业，即将来多一分事功，家中不惜巨资供汝求学者，正在此希望耳。……每日功课之余，或心有所思，或耳有所闻……随便志之，既可验既往，又可策将来，久之文笔自然流利。……

慎重交友：在外不比在家，举目鲜亲，所赖以裨益品学者，厥唯友朋，然友有损益之别，人有善恶之分……初离家乡，交流务分外注意……

节俭费用：供汝之学费,即家人之血汗，汝用钱时，需想此钱之来源，并思此钱之效果，任意挥霍之念自然消灭于不觉。……省一文钱,即轻家人一文钱之负担,余家岁出以学费为大宗，不节俭支销,云何能继……”

“余之希望于汝……究在求得实学，应用他日，并非徒博住大学之空名也。汝只求勉力前途，勿自懈怠。……(来)函中言‘念前途，实堪忧虑’，又言‘念他日，令人酸辛’等语词，足以短折志气，消磨精神，少年人不应尔尔也。嗣后奋力功课而外，总要心地活泼，……发表意见时,务兴会淋漓，不宜带一种懊丧之气。”

上面所录之言，即使现在看来，“几无一语不可为青年药石”，不可不为青年之座右铭。

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少华山风光（网络图片）

注：本文初发表于《渭南师范学院》校刊2003年第3期。我在渭南师院从事教育学教学20余年，华县杨松轩先生是我崇拜的教育家，我对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研究多年，发表论文多篇。在此重发该文，是对杨老的怀念，也是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刘亦农于渭南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