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端伟：别了，三里墩

人物简介：

潘端伟，江苏连云港赣榆人，南通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971班学生。2001年6月毕业于南通师范学院。

毕业后在南通市第二中学工作。2004年考取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上海师大博士毕业。

现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副教授，上海美学学会理事，南通大学张謇城市治理（上海）研究院副秘书长、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委员。

学生时代的潘端伟在校园留影

以下为潘端伟老师自述。

这次估计是我最后一次进三里墩师院校园了。

算起来，今年离开南通已经整整20年。

趁着五一节，特意回了一趟南通，请原师院的几位老师吃了顿饭。送别老师们之后，在通大工作的学生蔡宇飞提议去三里墩转转。

车子驶进老师院西南边新开的大门，我完全认不出来，还没有意识到已经进了校园。

这里整个就是个建筑工地，工程车出出进进，搅得地面泥水横流。我们跟着水泥罐车开进校园。路两边是工地，之间用彩钢板隔开。我们沿着被隔出的道路往北，左边是教学楼，远远看见最北边的宿舍楼。右边的张謇像、情人湖都看不到了。

终于，从一个隔离板的缝隙，找到了情人湖的位置，已是一片平地，不见一点旧痕——她已经被填平了。

沿着隔离道转来转去，开到尽头总是此路不通。远远地看见综合楼，就是到不了跟前。

不断掉头，无奈，还是原路开出校园，再绕道从西门进校。入口是从原西大门北边临时开出的。看门师傅好奇地盯着我们，也没说什么，我们就顺势开进。估计师傅在想：没事谁会来这凌乱的工地呢？定是有事儿，不必管了。

进门的道路坑洼不平，校园里基本没有人。综合楼顶，南通大学四个字已经不见。综合楼的东边空空荡荡，一台吊车耸立着。我这时候还没意识到，七号楼在哪呢？我以为，我只是被隔板隔住了视线。

进入综合楼，二楼是保卫处，竟然有人值班。蔡宇飞很老练地与工作人员打了招呼，我们上了电梯，直上顶楼，我想俯瞰一下全校——这是27年来我第一次上到顶楼。顶楼看样子是一个练功房，窗户全部装上了不锈钢栅栏。我们读书时，曾有学生从西边窗口一跃而下。

从窗户环顾四周，综合楼前的主干道以西的一教二教还在，以东几乎全是工地。孔子像已不见，广场夯成地基。施工体量如此巨大，国家为加强职业教育真是下了大本钱。

综合楼西面的图书馆空空如也，里面好像什么也没了。

综合楼后面的食堂、专家楼、体育馆、女生宿舍依然还在。而综合楼的东边，已经被挖成了一个大坑，工人正忙着在里面铺设钢筋，我这才意识到——七号楼，没了。

出了综合楼，沿着主干道往南走，路东是隔板，原有的那排香樟树只剩一棵，形单影只，有点遗世独立的味道。

路西堆满建筑材料。再往南，道路在电教楼前被封住，远远望见以前物理系的那栋楼还孤伶伶地横在那里。一教门口挖得坑洼不平，越不过去，我折回到二教。

二教侧面的窗户都已经破旧缺损，唯有那株爬山虎还顽强地依附在墙壁上，一直爬到楼顶。那青翠的密密麻麻的绿叶给这栋老楼保留了一点生机。一楼通道口横着封着一块木板，但是底下是空着的。这种封阻只具示意作用。我弯腰从板下面钻了进去。楼道里、教室里一片狼藉。大一大二时中文系办公室就在这栋楼的二楼，这里最后的职能应该是美术学院的画室。教室地面上或是堆积、或是散落着学生的作品，墙上的毛笔书写的标语框子斜搭着，摇摇欲坠，亦如每一个落寞的时代走向颓势的场景。

一楼夹在教室中间有一间很狭窄的小房间——这里应该曾是某系的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张《南通师范学院电话号码一览表》。刘一平办公室5239802······，其他时任校领导彭怀祖、周建忠以及各系各部门的办公室电话一一罗列。一看右下角落款与时间——“院办公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天哪，它竟然牢牢地守在这面墙上、这栋楼里二十五年！历史画面，瞬间铺开。

那年，师专升为师院。

那年，5月8日，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我们在校园内拉横幅、签名、游行、抗议。难得地体验一次合法的群体集会，不枉上一次大学。

那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国开始融入全球贸易体系。我们这些三线城市青年学生，都还没有意识这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却时不时听到了一些“狼来了”的担忧。

那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学校组织了一场庆祝澳门回归文艺比赛。在文艺委员宋泉汶的排练和指挥下，我们班大合唱两首歌：《龙的传人》和《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本就容易沸腾的青春，更加热血沸腾。

那年，我们唱着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接着又跟着王杰《伤心1999》，却埋怨这都是《月亮惹的祸》。

那年，学校广播台流行点歌，生物系的一位男生给我们班一位女生点了一首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也是1999年发行。

那年，我们流转着看了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和卫慧的《上海宝贝》。

那年，我们还看了《喜剧之王》和《骇客帝国》，应该是在沈飞奶奶家里，播放碟片。一有大片出来，沈飞就带我们到他奶奶的房子里看片。奶奶独居。沈飞先把奶奶送回父母那边，如此给我们留出一个自由的小天地。奶奶看见我就说，“老二来啦！”我在我们宿舍兄弟几个中排行老二。

还是那一年，年初国务院转发了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计划》。其中提出“教师培养层次提升行动”，“引导支持办好师范类本科专业，加大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本科层次教师培养力度”。师专能升师院，应该与此《计划》有关。五年后师院与医学院、工学院合并组建通大，都抓住了时代发展的大势。

那个世纪之交，我们虽时有迷茫与苦闷，但充满热情与期望。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与宣传，为21世纪描绘过各种美好的画面。从个人到国家，无不对21世纪充满着无尽的憧憬。我们“相信未来”，相信“明天会更好”。

二十五年过去，我们或初心不改，一条道走到黑，或不甘现状，不管变换轨道。或是搭上时代风口，乘势而上，或是落入现代化的陷阱，苦苦挣扎。个中甘苦，饮水自知。

一片薄薄的纸张，竟然能在二十五年的风云变幻中，不悲不喜，不骄不躁，牢牢地坚守在斑驳泛黑的墙壁上，在沉默中倔强地锁住师院那年的历史。“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纸犹如此，人又何以堪！

一楼通道的西头，布满灰尘的桌子上摆着——应该说是丢弃着——两个动物的标本，一只黄鼠狼和一只叫不出名的鸟。标本皮毛已经有些脱落，但镶嵌的玻璃眼珠子依然炯炯有神，像是看门的哨兵在守卫着某个尘封的所在。果然，走廊尽头北面的一个小房间里，摆满了柜子——那种老式的上面玻璃门下面木门的木柜子，一个挨一个。柜子里面竟然塞满了各种动物的标本。其中一个柜子都是鸟类，虽然很多都已残坏，但整体上依然栩栩如生，姿态还各种各样。

柜门半开，鸟儿们一个个探出脑袋，向外张望，有的像是初见好奇：你是谁？有的又像是重见惊奇：你回来啦？！

他们灵动的姿态，激活了我共情心。

我对它们突然亲切了起来。“流落还相见，悲欢话所思。”（刘长卿诗）我们曾经共同拥有过一段相同的时空。我们离去，她们却一直在坚守，陪伴着一批批如流水般的学生。现遭遗弃，流落至此。突见旧人，心中似有无限事要诉说。

另外一个柜子摆放着一个个广口瓶，瓶上都贴着标签。里面浸泡着各种鱼类的标本。斑渍的标签上标记着采集的时间、地点和采集人。这都是当年师专生物系动物标本室老师自己亲手制作的教具。

这些手写的名字，我虽不认识人，但如在眼前。“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三十多年前，一位叫程玉周的老师，为了给学生准备这些教具，曾经在如东的海边亲手采集这些鱼类，并小心翼翼地一一制成标本，运回师专。这位老师也许已经是耄耋老人，也许已经……可他们曾经为了这个学校，为了人才的培养，那么地尽责敬业。如今，他们的心血被遗落在这角落里。当年师院的人走了，没人带走他们，现在通大将这片校园转手了，还是没有人带走他们。新的主人最终会将他们当垃圾遗弃。甚至，新主人都不知道有这些“垃圾”的存在。领导们是不会踏足这种脏污凌乱的角落的。没人在乎这些不起眼的老东西了。那个时代过去了！至此，我更感觉有记此一笔的必要性。

朋友提议我带走一件鸟儿标本留作纪念，想想算了。我又能留多少，留多久呢？我留得了今天，留不了一世。三十多年了，校园都行将易主，它们的使命也算完成了，就让它们随着师院一起尘封吧。就如那张《电话号码一览表》一样，哪怕它坚守了二十五年，也终将被铲除。

一楼通道两边的白墙上，留下一些涂鸦。其中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会好吗”，“会”。

在这一片颓败的楼道里，这句话如一束强光，刺激了我的眼眸，我突然感觉到，师院的精魂还在。

1918年11月7日，想必秋风萧瑟，黄叶离枝。北京德胜门附近一院内，清朝遗老梁济问其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三天后，梁济投净业湖自杀。梁济以生命为代价的发问，是人类永恒之惑，也成为后世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绕不开的世纪之思。

何人所书？

也许是在搬迁凌乱中，正要离去的学生将内心苦闷斗胆一挥，肆意释怀；也许是也有一个像我一样怀旧的故人，旧地重游即兴感怀；也许是某位负责拆运的民工兄弟，想以他艰辛的人生体验为现如今的大学呼唤一份济世的人文情怀。

我小时候，工地的许多民工很有才华。初中暑假我曾在一个工地办公室残损的白墙上，看到几行遒劲的毛笔字：“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这是一位施工技术员所书。那时的技术员往往由那些升学无望的高考落榜生承担。

“这个世界会好吗？”

“天意从来高难问。”

难问，依然要执着地问，这才是一所大学不死的灵魂。发问是一种态度和责任，回答是一种求索和信仰。无论何人，出于何意，信手之间，为这座曾经竭力传承人文精神的校园做了一个响亮的注脚。

在这栋楼里，徐景熙教授讲过“美学”，周建忠教授讲过“楚辞”，那述宇教授讲过“清史”，张祝平教授讲过《诗经》， “周末时光”，同学们辩论过中国人该不该染黄头发······

在这栋楼里，我们曾随祝平师一起沉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又延伸了解了他的硕导程俊英先生——庐隐《海滨故人》原型四公子之一、五四青年。多年后，我读了程俊英先生点校的《论语集释》，发现撰主程树德乃先生之父。程树德先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抱病撰此巨制，只为一句“世之剥也必不终剥，道之穷也必不终穷”。

我们曾随建忠师一起沉思“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进而我们知道2300年前，屈原已经连续发出170多个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至今，我们所谓的科研其实还是在试图回答先贤的发问。

我们曾随周溶泉教授一起沉浸在觉新与瑞珏新婚的那个夜晚。溶泉师站在讲台上，侧面四十五度角仰视虚空，沙哑的声音缓缓道：

“你，你喜欢梅么？”“我喜欢。那床上不是？”

“吹了灯？”“嗯，吹了灯好看月亮。”

那神情，如鲁迅，却比鲁迅温和多情。手里好像还有一支烟。

······

在通时，痛闻噩耗——河南大学百年大礼堂失火焚毁。我曾几次在那座大礼堂前留影，与不同的人。那是多少代的人的记忆。河大的老书记发文悲叹：“今夜哭泣，以泪浇灭火焰；今夜无眠，心无处安放。”此事一时引我同悲。师院校区三年前已卖给职大，去年九月正式移交，现在职大大兴土木大有推倒重来之势。母校无存，心安何处？“况人情老易悲如许。”

“这个世界会好吗”点醒了我。

这句话很快会被抹掉，亦如师院的痕迹也将慢慢地被职大覆盖掉。终有一天，“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和子由渑池怀旧》）苏东坡这句诗，是在师院读书时记住的。没想到今天引用倒也应景。世事本如此。故东坡又说“此心安处是故乡”，如果拘泥于一楼一院之存废，而介怀不已，倒是着相执念了。书，白读了。

“这个世界会好吗？”师院一位老师曾各自以其不同的人文知识与素养，相似的人文精神与情怀，引我们进入人类文明的“天问”世界。师院就像从人类文明的洪流中，辟出一条溪流，浇灌了溪岸的我们。这条溪流不如长江般大浪奔流，却也将我们引向大江南北，汇入中华四渎八流的宏大体系中。“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先生的这句话可以新解了：大学不在校园长存与否，而在于老师有没有给学生指明追问的方向，学生有没有沿着老师的指引砥砺前行、踔厉奋发，以“天问”的执着将个体精神融入群体之命运与自然之大势之中。

如此，母校可谓永世长存。师院虽非名校，我辈也非名士。然，苔花虽小自青春，技小可参天地道。

以上文字，起草于我回沪的第二天。总觉得还有很多话没说，还有很多与师院有关的事没写，还有更高的主旨没有提炼。先放着，抽空再改吧，就忙其他事情去了。

这一忙，一晃，暑假过了近半。但是心里总惦记着这篇文章，结果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黑暗中，我迷迷糊糊沿着二楼的楼道摸进东头的一间办公室。房间里，昏暗无光，堆着些道具和学生作品。我一时找不到开关。摸着黑，走到办公桌前，依稀看到办公桌上的布置，知道这不是我的办公室。我在哪里呢？我向门口摸去，被一个沙发挡住，顺势坐在沙发上。一群女生嘻嘻哈哈进来了，我问，这是哪个学院？一个女生心不在焉地回答了我一句，一个很陌生的词，我没听懂，再问，没人理我。她们只顾自己说笑。我起身摸到门边，这时我才发现，我没戴眼镜，怪不得看不清。我试着按门边的开关，可是怎么也按不下去。按下去又弹起来，灯始终也打不开。我拉开半开着的门，依稀看到了门的样式，这是师院的二教的木门，我确定这不是我的办公室。我的眼镜呢？这个时候，我意识到，我可能在做梦，我的眼镜应该在我的床头柜上。

但是，我似乎不愿意醒来。朦胧中，我又沿着二楼的楼道摸到了楼梯口，沿着楼梯走到一楼的楼道，走出楼道的东门。门外旁边几棵棕榈树下，扔着几个破沙发。我看清了，这就是二教的门。我在师院。恍惚间，我走到综合楼下，沿着台阶往上爬。这台阶突然变得很高很高。一个女生将自行车停在楼东边窗下，然后几乎与我并肩前行，一起爬台阶。女生穿着一件黑色的紧身皮夹克，敏捷干练。几乎跟我挨到一起，却并不忌惮，边走边说着话。她走在我的侧前方，我看不见她的脸。但我能感觉到她身体的轻柔。我心里还想，到底是一个学校的同学，自带天然亲密感。

她是谁？是韩婷玉吗？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名字，98级音乐系的一个女生，苏州人，校学生文艺部的干事，开朗爱笑，活泼可人，我的副部长政教系一同学的爱慕对象。但我们毕业之后从未联系。

其实，她也不像韩婷玉，她不过是师院给我美好印象的所有女生的一个聚合体。这个时候，我更加确定，我在做梦。我听说她后来在上海开了一家传媒公司，还蛮有影响。可能因此才会梦见她。

我终于醒过来，我躺在家里的床上。

我的眼镜正在床头柜上。我一看手机，1:51。

“夜深忽梦少年事”，真是古今通病。我多么想把这个梦继续下去。梦里见到的人与事虽然模糊，但感觉却比清醒时更亲切。我小心地回味这份残留的亲切，生怕她被清醒冲淡。

我努力留住这亲切的余味，继续这个已经醒来的梦。

综合楼的西北，我脑海里总有一个画面，一个短发的女孩，文静、温婉、若有所思地走沿着综合楼西边走过。那身影略有几分戴望舒的雨巷里，那个结着丁香一样愁怨的姑娘的神韵。

几年后当我们成为上师大研究生同届同学时，我才知道她叫余溢文，是中文系99级师妹。而在成为上师大同学之前，我们从没说过一句话，她也并不认识我。沪上相遇，我以纯洁的同学心态跟她描述了师院里的这个场景，瞬间扫除初识的陌生。

综合楼西边的图书馆，已经空空荡荡。没有了书与人，里里外外一幅破败荒凉。当年的图书馆曾经那么热闹，南部一楼的阅览室的位子是那么抢手。我们每天一早就到阅览室门口排队，只为能抢到一个自习的位子。门一打开，蜂拥而入，人没到桌前，一本本书，先啪啪啪地飞落桌上。用书站好了位子，又扬长而去，上课去了。这种不厚道的行为，竟然没有引发过冲突，倒也稀罕。

阅览室都是大桌子，桌子宽到足以两人相对而坐。在靠窗边的桌子上，英语系97级的谢蕾，坐在我对面。我们同在校学生会，平时很熟。她其实是96年入学，为转英语系留了一级，于是跟我一级，而她比我小两岁，可见其早慧聪颖。英语专业必备随身听。她不听时，我就顺手拿过来。那天我一按播放键，耳机里传来的旋律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我拿了张纸条，写了句话递给谢蕾：你知道，我在听什么歌吗？《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谢蕾看过纸条，很大方地莞尔一笑，露出两颗洁白的大门牙，没说话，也在纸条上写了一句话递回来：任贤齐就坐在我对面！我一时心花怒放。

任贤齐的这首歌是1998年下半年发行，我推断这个场景可能发生在1999年春，因为那是个温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她被师院与南京大学合作的一个项目录取，99年暑假后转升南大读本科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回忆其实是一种情感化的想象化的生命体验，她会对记忆进行有选择性和倾向性的美化。很多事情回忆多了，是真是假都搞不清楚了。

白居易问鸟巢禅师：“为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禅师回答：“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人世本是幻象，真真假假聊以自娱，又何必在意呢。

此文算是给那些虚虚实实又真真切切的师院回忆一个告别吧，别了三里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