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贵自然，不可有意作工——解析袁昂《古今书评》

“书贵自然，不可有意作工”，这句话出自南朝梁袁昂的《古今书评》。

袁昂是梁代官员，奉皇帝命令撰写这篇书评，所以他的看法在当时有官方认可的意味。这样的一个论断，产生于南北朝时期书法理论从汉代开始走向体系化的阶段。

国展优秀作品

在袁昂之前，东汉蔡邕在《九势》里说过“夫书肇于自然”，意思是书法的本源来自天地造化的运行规律，书法之势由阴阳对立统一而产生。

差不多同时代的赵壹在《非草书》中也提到“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反对书写时过度用力强求。

袁昂把“贵自然”和“不可有意作工”放在一起说，正是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把汉代以来的自然观念提炼成更明确的品评标准。

袁昂在梁普通四年奉命写《古今书评》，评了秦汉到齐梁的二十五位书家。这本书用意象化的比喻来描述各家书风的特点，把自然景象跟人物风骨加了一些。

作为朝廷官员接受君王命令写书评，使得这样的一个主张具有了来自上层的权威性。在官方话语里把“自然”定为书法的理想状态，说明这个观念在南朝上层文化中地位很高。

自然不是粗糙随意，而是跟“工”相对的一种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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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本人跟陶弘景讨论书法的信函中也说“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认可随心书写符合自然之理。君臣之间在“自然”观念上的这种共识，反映出南朝书法批评的核心倾向。

把“自然”和“工”对立起来，不等于否定技法训练的必要性。

先秦道家讲“道法自然”之后，魏晋人物品藻中形成的“自然”话语被引入艺术批评，慢慢确立了“自然”作为最高审美标准的地位。但“工”作为书写技法的积累，是达成“自然”必须经过的阶段。

孙过庭在《书谱》里说的“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并不是主张放弃技法练习，而是强调在熟练掌握了书写规则之后，能做到从心所欲又不越过规矩。

庾肩吾在《书品》里把“天然”和“功夫”并列作为评价书艺的两个方面，指出好的作品应该是天然禀赋与功夫积累的统一。

张怀瓘评价王羲之“天质自然”，也是在其精熟技法的基础上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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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昂所说的“不可有意作工”，关键在“有意”两个字。

“工”本身是书法成为一门技艺的基本条件，历代书家没有谁不经过长期练习就能达到心手相应的地步。

但一旦“有意”去做，就落入了刻意经营、矫揉造作的状态，背离了书写的本来面貌。

在实际书写中，“有意作工”意味着创作者过度关注技法表现，反而忽视了内在心性的自然流露，结果就是作品虽然精雕细琢，却缺少打动人心的品质。

从取法的角度看，自然意味着从自然万象中领悟书写之理。

蔡邕指出书法需要具备可象之物，认为字迹应当包含自然界物象的意味。这种取法自然的观念在袁昂的评语里也有鲜明体现，他用“飞鸿戏海”评钟繇，用“龙威虎振”评韦诞，用自然物象来比拟书法的格调。

用笔方面，古人从“屋漏痕”“折钗股”这类自然现象中领悟笔法，强调线条形态要跟自然物态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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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取法路径要求书家面对自然造化时有所感悟，把感悟加了一些书写经验，而不是直接描摹外在形状。

主体的修养状况，对能否达到自然的书写状态有决定性影响。

创作心理上，蔡邕提出“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强调动笔之前需要放下功利计较，保持心境自由舒展。这种心理准备使书写从刻意操作变成心手相应的自然活动，笔势流畅，情感充沛。

孙过庭进一步论述了“五乖五合”的理论，把心境、工具、环境等主客观因素加了一些分析，强调顺遂时书写自然生发，乖违时勉强为之就难成佳作。

历代书论中反复出现的“不勉为其难”原则，核心都在于否定创作过程中的强求心态。

从书风演化的角度看，袁昂的“自然”主张有它特定的针对性。南朝齐梁时期，书风越来越华丽精巧，技法日益精熟的同时也出现了刻意雕琢的倾向。

袁昂主张“不可有意作工”，正是对偏重形式、忽视内在品质的风气做出的回应。他推崇张芝、钟繇、二王为典范，就是因为这些人能够在精熟的技法之上呈现出自然天成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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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命题，确立了书法评价中自然优于人工的审美取向。它并没有取消技法修炼的意义，而是要求在技法成熟之后回归心性的自然流露。

从东汉蔡邕到南朝袁昂，从唐代孙过庭、张怀瓘到宋代苏轼、米芾，历代书家围绕“自然”展开了持续的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