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修志人的一次对话

▌谭烈飞

北京作为千年古都，其厚重文化支撑之一就是方志——这一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20世纪80年代，北京开启新编《北京志》的工作；段柄仁先生在90年代初任市委秘书长后，对此予以了大量关注与支持。后来他成为《北京志》的主编，30多年的时间里，他深耕于这份被世人认为枯燥的爬格子行当中，不仅完成了新编《北京志》170余部分志、近1亿字的浩繁编修工程，更在长期实践积累中沉淀思考，探索和构建了一套方志学的体系，打磨成《方志学体系论》。这部著作既延续了作者对地方志事业的深邃思索，更以经纬交织的逻辑框架、求真务实的学术探索，为方志学学科建设构筑了坚实理论根基，实现了从实践经验到学术理论的跨越升华。

《方志学体系论》以“志书”为中枢枢纽，将方志学知识解构为主体知识、派生知识与理论知识三大层级，兼纳人物知识维度。此等建构植根于对志书生发演进规律的深刻研究——从纵向维度追溯方志孕育、发展、成熟、拓展、转型、新生的历史进程；从横向维度铺展古今志书的类型谱系，再从实践维度延伸出编纂范式、管理规范、应用路径等，最终升华为方志的完整体系加以论述。这条“历史溯源—实践解构—理论升华”的逻辑脉络，精准应答了“方志是什么、何处来、为什么、如何为”的追问，使原本散落的方志知识得以缀珠成链，凝为有机整体。

读这本书可以体会修志人对方志这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据统计，现存古代方志有1万余种十多万卷，约占我国古籍数量的十分之一。截至2020年，新方志出版已有4万多部，在这海量的志书中，包含旧志和新志，有创修、续修、补修、重修，有官修、私修，还有地域志、专志等。本书从编纂方法到管理保障，从概念切入到体系构建，层层深入、条分缕析，最终完成对志书概念体系的完整呈现，尽显缜密的学理思辨。

这本书是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帮助读者在浩瀚的古今志书中寻觅宝藏。旧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名言，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说过，“古代罗马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和中国相比拟的文献”。这部书清晰地勾画出古往今来志书是如何阐述宏大的叙事以及如何措辞以描摹微观形态。按照这些“志言志语”，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方志的门径，寻觅到其蕴藏的“资治”“教化”之道、体会历史演进中的得失成败、感知地域内的人杰地灵、探寻物质和精神的珍奇异宝。

读这本书也是在和古往今来的修志之人对话。在纵贯数千年的文脉中，从《越绝书》《华阳国志》，到新方志的《北京奥运会志》，完整勾勒出方志事业的演进轨迹。从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所言“掌四方之志”“志者，记也”，第一次对“志”的概念、性质、内容和作用作出说明；到虞应龙等纂修《大元一统志》，“是书之行……统天而与天悠久矣”，开创元明清编修一统志的先例；再到清代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大家大批涌现，提出志书体例及“文直事核，不溢美、不隐恶”的文体要求；近代大批社科名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黄炎培、鲁迅等亦参与志书编纂，并形成方志理论研究的名著……这些脉络在书中皆清晰可循。

读这本书可以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中洞悉方志事业的内在肌理。创新是方志发展的生命，该书的价值也建立在创新基础上。作者摒弃传统方志理论著作的碎片化论述范式，跳出单一史料梳理的局限，将方志理论归纳为导向论、定性论、方法论、评品论、概念体系论五大板块，更将新的发展理念与时代需求深度融入方志学科体系建构，既守住了方志文化的根与魂，又为其注入现代学术活力，使这门传统学科焕发现代生机，彰显鲜明的时代特质。

段柄仁先生以耄耋之龄，仍矻矻穷年于方志理论探究，尽显“志者初心”与“著史使命”的担当。于方志工作者与爱好者而言，这部著作是不可或缺的理论圭臬；于整个学术界而言，它为学科体系建构提供了宝贵的学术经验。深信随着这部著作的传播与影响，方志学的学理更加成熟，为传承弘扬中华文明、赓续民族精神血脉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