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贻芬 崔文印：五代时期在历史文献学上的重要成就

五代时期的文化向不为史家所重，如欧阳修就在其所撰《新五代史•司天考》中明确说：“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实这是一种偏见，至少是宋人对前朝特有的一种偏见。五代时朝的文化自有其独具的历史特点，这一时期，文化领域的不少方面，例如文学、史学等,都在战争频仍、政权迭起的情况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其成就是不容忽视的。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历史文献学，由于冯道等的奏请校刻九经，并最终完成了这一空前壮举，使传统的历史文献学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五代，这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新时代。

（一）冯道与监本文献

自从雕版印刷盛行以后，文献始有了版本的区别。具体的版本虽千差万别，但大体上可区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由官府刊刻的书，称官刻；二是由私人刊刻书，称私刻或家刻（私刻不以谋利为前提）；三是由书商刊刻的书，称坊刻。在官刻图书中，最常见的是监本，所谓监本，就是由国子监校理刊刻的书。国子监即太学，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学府，因此，监本书又通常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而颁行全国。

我国最早的监本书始于五代，这就是后唐长兴三年（932）由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刻的九经。冯道和李愚奏请说：“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常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刊校》）于是这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五代会要》卷八《经籍》）从这里不难看出，这次刊刻九经，其目的就是要为学子提供一个错讹较少、解释统一的标准本。这种标准本，正如冯道等在奏折中所列举的，在以前的不少朝代都已有过。不过，那时的标准本是雕书上石，立碑于京师国学之前，供大家钞写。汉“熹平石经”、魏明帝“正始石经”、以及唐文宗开成二年所刻的“开成石经"，就都是这样的标准本。但是，不难理解，这种标准本还仅仅是一种间接的标准本罢了，至于每个人所钞是否“标准”，那就很难保障了。

冯道等所要提供的标准本，则与以前历朝的标准本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不再刻石立碑，然后供人钞写，而是直接由朝廷聘请专职人员校勘、书写、注出、刊刻，再印成书出卖。这就是，冯道等所要提供的标准本已不再是间接的标准本，而是具有更大可靠程度的直接标准本了。这种变通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省去了无数入的钞写之劳；其次，印本易得，有益于文化传播。

谈到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雕版印刷产生于中晚唐，当时，多用来印制日历、阴阳杂书和佛经卷子等。虽然，到了五代，吴、蜀人所卖印刷品已“色类绝多”，但“终不及经典”，冯道等大胆地运用雕版刊印儒家经典，很体现了一种不墨守陈规的创新精神。不过，后世不少人在肯定冯道等奏请刊刻九经的同时，对其‘印卖'却不乏微辞。如清人万斯同在其所著《唐宋石经考》中即说：“世言冯道始镂版，官鬻于市，盖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创始之功实被于万世。”较清楚地代表了这种看法。其实，书籍刊刻“官鬻于市”，这是伴随着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而必然出现的新生事物，它是文化传播方式的一种进步。实在说，如果不是拘泥于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话，印卖经书不仅无可指责，而且还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因为它显然已蕴含着后世图书发行的若干因素。

这次刊刻九经，是对儒家经典的一次大规模整理，其整理程序大体如下：

①据《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载：“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世赖之。”这里所谓的“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即上文提到的“开成石经”。这个石经共刊刻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共十二部经书，另附有《五经文字》和《九经字样》，是属于校订经书文字的专著，前者作者为大历十年司业张参，后者作者开成间翰林待诏唐玄度。“开成石经”是当时所存最完好的前朝标准本，因此被冯道等选用作刊印的底本。选择底本是校刻古籍的重要环节之一。冯道等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选择底本的标准，但讹误少，卷帙全显然是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否则便不一定选用“开成石经”了。

②冯道等虽然取“开成石经”作为刊印的底本，但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印，而是“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以所业本经”的人从事这项工作，这就是说，每部经书，都是经过对这部经书颇有研究的专门家来整理。用专家整理文献，是自汉代刘向整理图籍以来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它是保障文献整理质量的前提。冯道等的这次整理，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是句度，二是注出。这里的所谓“句度”，显然就是句读，即用圈、点标出古籍的句式来。这种句读视新式标点较为简单，它只用圈、点两种符号，在语句该停顿的地方（通常是一句），用一圆圈（。）以志之,在语句平列而又互相连属的地方，用一顿点以志之。为区别于新式标点，这种方法现在叫做“断句”。因其简便，仍有其实用价值。这里所谓的“注出”，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田敏说“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较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刊校》）田敏本人“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同上）很清楚，这次“注出”，不是自行作注，而是将汉魏以来的古注，考明根源，系写于白文石经的正文之中，使联为篇卷。至于“仔细看读”，则是“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当时，后唐明宗特别关照，“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以委国学差官勘注，盖缘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误。马缟以下皆是硕儒，各专经业，更令详勘，贵必精研……”（同上）这就是说，一部经书，要经过多人反复详审，最后由专家硕儒定稿，其程序是十分严谨的。

③勘校完毕，“宜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

（同上）

④为了保证进度，制订了奖励办法。据《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载：“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古籍为单页单面印刷，每一版即一页（包括中缝两侧的上下页），也即一纸。每天只需完成五页即可“减一选”，似太容易。《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刊校门》记载与此不同：“每五百纸与减一选，所减等第，优与选转官资。”校理五百页并非易事，似与“减一选”相吻合。特别是“优与选转官资"，更体现了奖励之意，显然《册府》所记当得其实。

⑤完稿之后，“先经奏定”，然后即可付梓。每完一部印一部，即所谓“各部随帙刻印板”，这样可以化整为零，陆续雕刻完毕。

⑥所刊书一旦颁行，即成为朝廷规定的唯一标准本，“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便杂本交错”。

这次校刻九经，共费时二十多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才全部完成。在这二十多年中，共经历了唐、晋、汉、周四个朝代的更替，其社会的不稳定可想而知。最值得研究的是，虽然朝代屡更，但这一校刻九经的工作却始终没有中断，居然由田敏具体负责，完成了这一规模空前的校刻计划。

据《旧五代史》卷八一《晋少帝纪》载：天福八年（943）三月，“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赐帛五十段。”这五部经书就是：《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春秋左氏传》。从后唐长兴三年（932）开雕，到后晋天福八年，中经十一年，已刊成了五经，按其速度，不应算慢。值得注意的是，当初的具体负责人是田敏，改朝换代之后，仍是这位田敏。从“赐帛五十段”看，晋少帝显然是嘉奖这一工作的。又过了十年，即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尚书左丞兼判国子监事田敏，进印板九经书、《五经文字》、《九打字样》各二部，一百三十册。”（《五代会要》卷八《经籍》）这表明，这一对儒家经典的大规模整理和刊印，至此已全部结束。这部九经，是我国历史文献学史上第一部监本九经，这套九经在宋代称作“旧监本”或“古京本”，是后世一切监本九经的祖本。由于首次刊刻，又由于具体负责校理的田敏好以己意改动原文，这部九经也存在着不少不足之处，以至有人“掇拾舛误，讼于执政”（见《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仇妒》），虽没有得逞，至少可说明这部书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但瑕不掩瑜，正如近代学者王国维所说：“自开成石经出，而经文始有定本；自五代监本出，而注文始有定本；虽文字不无差讹，然比之民间俗本，固有优无绌，田敏等校订之勤与整齐划一之功，究未可尽非。”（见其所著《五代监本考》，载《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这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五代用雕版校印九经，无论在印刷史还是在历史文献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历史文献学角度讲，这次刊印九经，开创了历史文献学史上一个新时代，它意味着，辗转手钞文献的时代即将结束，而文献的雕版印刷时代已经到来。这一变革，其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元人王桢说：“古时书皆写本，学者艰于传录，故人以藏书为贵。五代唐明宗长兴二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银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转引自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二《雕版的发明》）即所谓“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宋史•艺文志》序）。足见雕版印刷术的兴起，确实把历史文献学史分成了前后两个显然不同的时期，进入雕版时期的历史文献学，无疑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前的文章中已有涉及，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前面已经提到，“最值得研究的是，虽然朝代屡更，但这一校刻九经的工作却始终没有中断”，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以为，这和冯道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据《新五代史》载：冯道曾“相明宗十余年……晋灭唐，道又事晋，晋高祖拜道守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徒，兼侍中，封鲁国公……契丹灭晋，道又事契丹……汉高祖立，乃归汉,以太师奉朝请。周灭汉，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师兼中书令”（该书卷五四《冯道传》）。由于冯道“历仕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而这二十余年又恰和刊刻九经相始终，其刊刻九经不以朝代为迭变而中段的原因，便不言自明了。至于冯道的“操守”问题，这已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恕不作答，但他在历史文献学史上的贡献，则是功垂永世，不能抹杀的。

九经刊刻完毕之后，后周显德二年（955）二月，国子监祭酒尹拙又奏请刊刻《经典释文》，仍由田敏等主持其事，这可视为冯道奏刻九经的遂续。此书显德六年（959）刻毕。

（见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

（二）毋昭裔与蜀本文献

前蜀、后蜀是五代时在各地出现的十个割据政权之一，其地主要在今四川。我们在前面所征引的冯道等奏请刊刻九经的奏折中就已提及：“常见吴、蜀之入鬻印本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说明蜀地的雕版印刷较为普遍，而尤以后蜀毋昭裔所刻书最为有名。

毋昭裔在蜀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孟知祥镇西川时，毋为孟的掌书记。孟建蜀以后，又被提升为御史中丞。孟咏继位，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又改门下侍郎，左仆射。据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五二《毋昭裔传》记载：“昭裔性嗜藏书，酷好古文，精经术。常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官。蜀土自唐末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行之。”可见毋昭裔在请后主雕版印刷九经之前，还经营“刻石于成都学宫”，这就是蜀石经，因其刊刻于广政十四年（951）,又称“广政石经”。这个石经不同于以前的石经，以前的石经只有正文没有注文，蜀石经则兼刻注文，可惜这个石经至广政二十八年（965）后蜀灭亡时，只刻了《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孝经》、《论语》、《尔雅》，和部分《春秋左氏传》。据宋人洪迈说:“其字体亦皆精谨……并用士人笔札，犹有正（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后来宋人虽补刻了三传，但其刻已“殊不逮前”（同上）

毋昭裔从事雕版印书，主要是在其为相之后。据明人焦批说：“蜀相毋公，蒲津人，先为布衣，尝从人借《文选》,《初学记》，多有难色。公叹曰：‘恨余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版印之，庶及天下学者。'后公果显于蜀，乃曰：“今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日夜雕板，印成二书。复雕九经、诸史，两蜀文字由此大兴。”（见《焦氏笔乘续集》卷四《雕板印书》条）显然，毋昭裔对雕版前的书之不易得深有感受，故大倡雕版印刷。毋昭裔所刻书，皆私人出资，且不以谋利为前提，故属于私刻系统。毋刻图书，每卷卷尾皆刻有毋氏的名字——这相当于后世的牌记。宋初，赵匡胤曾“命使尽取蜀文籍诸印本归阙”（同上）,发现了毋氏的名字，感到不解，问欧阳炯，欧阳炯说：“此毋氏家钱自造。”（同上）于是赵匡胤很高兴，并归还了毋家的书板。欧阳炯通过卷尾毋氏的名字，便知道这是“毋氏钱自造”，既说明毋昭裔刻书已很有名，又说明这种署名，必是当时私刻图书的特征。后来，毋昭裔的儿子毋守素将其所刻书带到中朝，大行于世。大中祥符九年（1016）,毋守素的儿子毋克勤，又将这些书版上诸朝廷，因而“补三班奉职”。（见《宋史》卷四七九《毋守素传》）

毋昭裔所刻书，是较早的蜀本文献，蜀地成为我国较早的刻书中心之一，与毋氏的经营显然有很大关系。毋氏所刻书，究竟怎样进行校理，由于文献不足，不能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毋氏刻书和冯道校刻书一样，都是委专门家所进行。毋氏在刊刻《文选》、《初学记》等书所委任的句中正、孙逢吉等，就都是学有专长的儒徒。句中正“精于字学，凡古文、篆、隶、行、草诸书，无所不工”（《十国春夏》卷五六《句中正传》）。入宋以后，句氏还曾与徐铉重新校定过《说文》，并与吴铉、杨文举共同撰定《雍熙广韵》。孙逢吉，则在广政时“累官国子《毛诗》博士”，参与校定过石经，（同上书卷五六《孙逢吉传》）显然都是校书的行家。足见专家校书，是我国整理历史文献的一个优良传统，这个传统一直被继承和发行，从未中辍。

（三）附说《旧唐书•经籍志》

后晋刘昫等所撰《旧唐书•经籍志》，是五代留下的唯-一部史志目录。虽然，这个目录在著录历史文献方面有很多不足，但在历史文献学史上仍有它的一席之地。

《旧唐书•经籍志》是根据唐毋煚的《古今书录》改编而成的。《古今书录》完成于开元年间，分甲乙丙丁四部著录当时的藏书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另有“释氏经律论疏、道家经戒符蒙，凡二千五百余部，九千五百余卷，亦具翻译名氏，序述指归，又勒成目录十卷，名曰《开元内外经录》，附在此目之后。刘昫等取《古今书录》“以表艺文之盛”，从这个意义上说，其用意是符合班固取《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宗旨的。不过，刘昫等取《古今书录》为《旧唐书•经籍志》，又与班固取《七略》为《汉书•艺文志》有很大不同，而其最大不同就是，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并撰成《七略》，是在西汉之末，因而《七略》可以反映西汉一代藏书之盛。《古今书录》则不同，《古今书录》只“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也就是说，它仅仅可以反映唐朝建国一百来年的艺文之盛，不能反映有唐凡三百来年的艺文之盛，这是非常清楚的。其次，班固虽以《七略》为兰本，撰成《汉书•艺文志》，但并不是简单地因袭《七略》的著录，而是作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了《七略》原著录不太妥当的项目，二是补充了《七略》所未备的著述，凡此，皆以“出”、“入”相表示，十分清楚。刘昫等则没有作这一工作，他们仅仅是“据开元经籍为之志，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所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按着这种说法，实际就等于取消了史志目录撰述的必要性，因为一般文人学者的本传，大都要说明其所著述的情况，如《汉书》卷六二《有马迁传》：“……为《太史公书》……而十篇缺，有录无书。“这并不妨碍《艺文志》同样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可见刘昫等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不过是一种推脱之辞而已。

从实际考察，刘昫等当初奉命撰修唐书，他们对《经籍志》的设想可能并不是这样。《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条，载当时参加唐书修撰之一的赵莹一篇奏折，其中说，“唐初以降，迄于开元，图书大备。历朝撰述，卷帙实繁，若不统而论之，何彰文雅之盛？请下秘书省，自唐以来古今典籍，经史子集、元撰人名氏，四部大数，报馆，以凭撰述经籍志。”

可见当初所设想的《经籍志》，并不是截止于开元年间，而是要著录“自唐以来古今典籍”。可惜正如赵莹在奏折中所说：“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复，今之书府，百无二三。”大概一时无法捜集这些自唐以来的古今典籍，便只好用《古今书录》聊备篇籍了。看来这种作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刘昫等却硬说“皆张部类，其徒实繁”，又好像是有意这么作的一样。这样，这个《经籍志》就成了一只断了尾巴的蜻蜓，它既不能反映有唐一代的藏书之盛，又不能反映有唐一代的著述之盛，它所反映的，仅仅是开元年间的国家藏书情况，这是与史志目录的宗旨相违悖的。

其次，刘昫等说：“煚等《四部目》及《释道目》，并有小序及注撰人姓氏，卷轴繁多，今并略之，但纪篇部，以表我朝文物之大。其《释道录目》附本书，今亦不取。”（见《经籍志序》）毋煚的《古今书录》凡四十卷，其《释道目》又十卷，当然不能全部取作《经籍志》，关键是如何删剪，刘昫等人的做法是删去了原书的小序，删去了所有提要，仅仅剩下了书名和撰人姓氏，这就是说，《旧唐书•经籍志》仅仅留下了《古今书录》一个框架，其它全被废弃了。书目的小序一般皆叙学术源流，是了解这一类图书的钥匙，《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有这种小序，全部删去这些小序，该类所著录的图书就失去了内在联系，如果不是删去而是简化这些小序，这个《经籍志》就一定会充实得多。同样，对提要的处理也是一样，有些书，似可以保留部分必要的说明，就像《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所作的那样。不过，这样做就需要改编者下一些功夫，看来刘昫等是不想下这些功夫，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这样，这个《经籍志》除了钞录前人的成书之外，便谈不到有什么编撰或剪辑之功了。

那么，何以又说这个《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史上还有一席之地呢？这是因为这个《经籍志》还有两个优点：一是它保留了毋煚原书的大序，这个序意在说明他著述的意图，对了解《古今书录》是一篇有价值的文献。二是它对《古今书录》所著录的图书，没作任何删剪和增添，完好地保存了《古今书录》的框架，或者说基本面貌，而《古今书录》和《四群书部录》都已亡佚，于是这个《经籍志》的价值便不言自明了。正如当代学者王重民先生所说：“《旧唐书•经籍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据开元经篇（籍）为之志'，一方面具有不可弥补的缺点，另一方面却完整地保存了《古今书录》（一点没有改动地保存了51852卷图书的著录），在这个意义上反而是它的优点了。”（《中国目录学史论丛•史志目录》）

按，本文原刊《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后收录二人合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