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明末清初学术潮流的转换与文献学的发展

明末清初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传统学术发展演变的重要转折阶段。在王朝更替，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动中，占据思想界统治地位数百年之久的宋明理学迅速走向衰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挽救社会危机为目的，以朴实考经证史为方法的实学思潮勃然兴起。与此同时，文献学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证、辨伪等传统的研究方法重新受到学者的重视，书籍的典藏、刊刻逐渐兴盛起来，目录、版本等专门的研究领域出现转机。凡此种种，文献学各个领域自身的发展变化，既促成了明清之际学术潮流的转换，也奠定了清代文献学发展鼎盛的基础。

一、考证

考证本是中国古代学者传统的治学方法。自从有了文字记载，有了学术活动，就有了初步的考证。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六部典籍的整理，历来被视为文献学的开端，其中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考证工作。汉唐时期，考证方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常见于一般的文献整理和目录编纂，而且广泛运用于经书训诂和经学研究中。汉代郑玄、马融等古文经学家治经重视训诂考证，受到时人和后世推崇。唐代学者承接古文经学的传统，形成了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注疏之学。宋代以后，随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学者摒弃汉唐经学的传统，另辟蹊径，注重义理阐发，理学因之产生。延及明代，心学盛行，学人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造成学术界清谈空疏的风气。在晚明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面前，这种空疏的学风不仅未能挽救危亡，反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

明清易代之后，学者痛定思痛，深刻认识到心学以及理学的弊害，不同程度地对包括心学在内的整个宋明理学进行修正和批评，学术界出现了抛弃宋明理学，回归原始儒家经学的趋向。与此相应，汉唐经学特别是汉代古文经学重视文字、音韵、训诂、考证的传统治经方法，也受到学者的关注和推崇。钱谦益批评宋明理学离经讲道、空言心性的弊端，主张回归汉唐章句之学的传统，“宋之学者，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扫除章句，而胥归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讲道为能事，其言学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穷究其指归，则或未必如章句之学，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1），甚而明确提出：“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2）费密也十分重视汉儒的专门训诂之学，认为“古今不同，非训诂无以明之，训诂明而道不坠。后世舍汉儒所传，何能道三代风旨文辞乎？”（3）毛奇龄则针对理学的空疏学风及其穿凿附会的弊端，提出“以经解经”的治经方法，并制定了具体的规则，诸如勿杜撰，勿武断，勿误作解说，勿误章句，勿误说人伦序，勿因经误以误经，勿自误误经，勿因人之误以误经，勿改经以误经，勿诬经，勿借经，勿自造经，勿以误解经之故而复回护以害经，勿依违附经，勿自执一理以绳经，勿说一经碍一经等（4），凡十六条，以为解经、说经者戒。而顾炎武在尖锐批评理学空疏学风的同时，不仅提出了复兴经学的主张，而且还在治学方法和研究领域作了新的探索。鉴于宋明以来学风空疏，学者几乎不通文字音韵，以致臆改经书，误解经义的现象，顾炎武明确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1］，亦即从考辨文字音韵入手以通经学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积数十年之精力，先后五易其稿，撰成《音学五书》，或探究音学源流，或考辨经书古音，或订正韵书讹误。特别是其中的《古音表》，以先秦典籍为依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韵韵部的划分离析，将古韵分为十部，成为清代古音学研究的第一人。为推阐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顾炎武努力从事群经诸史、典制舆地，金石碑刻，乃至政事风俗、河漕兵农的研究，搜集归纳大量例证，反复排比钩稽，有时甚而辅以实地考察，多方比勘验证，力求融会贯通，真实可靠。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代表作《日知录》一书中。该书“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所论皆“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2］，成为后世学者一致推崇的经典之作。可以说，以顾炎武为代表的一批清初学者对经学的回归，对考证方法的提倡，为一代学术特别是文献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

二、辨伪

辨伪与考证密不可分，在中国历史上，对文献真伪的考辨，也是随着文字记载的产生而出现的。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辨伪在明末清初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在专书辨伪方面，《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大学》、《中庸》以及《石经大学》等经书，都是学者重点考辨的典籍。而在群书辨伪方面，包括经部、史部和子部在内的众多典籍，也都纳入了学者考辨的范围。先后参与辨伪的学者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张履祥、毛奇龄、费密、万斯大、万斯同、陆陇其、胡渭、颜元、李塨、阎若璩、姚际恒等人。而有关辨伪的各种著述也蔚为大观，诸如关于《周易》及其所附《图》、《书》的考辨，有黄宗羲的《易学象数论》，黄宗炎的《图学辨惑》，毛奇龄的《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的《易图明辨》等。关于《尚书》的考辨，有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姚际恒的《尚书通论》，钱煌的《壁书辨伪》等。关于《诗经》的考辨，有毛奇龄的《诗传诗说驳议》，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等。关于《周礼》的考辨，有毛奇龄的《周礼问》，万斯大的《周官辨非》，姚际恒的《周礼通论》等。通考群书的有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等。而姚际恒的《九经通论》、万斯同的《群书疑辨》，朱彝尊的《经义考》等，也都不乏考辨伪书的内容。至于有关辨伪的单篇文字，更难以计数。可以说，明清之际，无论是参与辨伪的学者，还是辨伪的专门论著，均远超前代，达到了发展的高峰。

在明末清初文献辨伪的潮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阎若璩对《古文尚书》、胡渭对《周易》所附《图》《书》的考辨。

阎若璩继承明末清初学者反理学的思想倾向，批评宋学空疏虚妄，而推崇汉代经师马融、郑玄。治学崇尚考据，强调精审博证，注重求真求是，凡著一书、立一说、论一事，必定有根有据，做到“旁参互证，多所贯通”［3］。他在前人怀疑考辨《古文尚书》之伪的基础上，进一步穿穴经史，广搜证据，著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从渊源、传授、篇数、篇名、史实、文体、典制、地理、历法，乃至音韵、训诂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古文尚书》非孔壁之书，孔安国《传》非孔安国撰，均是后世的伪作。以篇数为例，史载《古文尚书》均为十六篇，而东晋梅赜所上并流传后世的文本则为二十五篇，显然不相符合。阎若璩说：孔壁所出《古文尚书》，西汉、东汉学者所言、史书记载均为十六篇；“此书不知何时遂亡。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忽上《古文尚书》，增多二十五篇，无论其文辞格制迥然不类，而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5）诸如此类，阎若璩以确凿的证据，精审的考证，使一桩千年疑案最终得以定论。也正因为如此，阎若璩的考证成果，受到了清代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肯定。后世学者称赞他“反复厘剔，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