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的汉奸都是一套逻辑：“精致利己”遇上了亡国危机

1940年3月30日的深夜时分，汪精卫在南京的住所当中书写日记。当他书写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句话的时候，笔尖使得那一处地方洇出了一团墨渍。在同一时刻延安《新华日报》的印刷机印出了社论的标题：汪逆卖国铁证如山。自我辩解和历史审判之间的撕裂情况，几乎在从洪承畴到石平的所有汉奸的剧本里面都存在着。

我认为汉奸的生成逻辑有一点类似于一套祖传密码。明末时期洪承畴投降清朝之后声称要实现天下大同，三百年之后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和这个情况大致相同。心理学当中的认知失调理论也能够对此进行解释，当人的行为和初心产生冲突的时候，人会重新构建认知来让自己感觉舒适。吴三桂打开山海关的时候宣称是为崇祯帝复仇，但是清宫档案当中记载着他向多尔衮索要平西王封爵的密信。现代汉奸石平身上这种夹带私货的套路更加明显：他是之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在2007年加入了日本国籍，还表示出生在中国是人生的遗憾，转过身就在日本国会竞选的时候打出守护日本的标语。

或许可以这样来看，精致利己主义的关键在于错峰背叛。洪承畴在松锦战败之后选择向清朝投降，那个时候明朝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汪精卫在1938年的时候投靠日本，恰好是在武汉沦陷之后抗战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就连当代的石平，也是选择在中美战略博弈非常激烈的时候加快输出反华言论。这种对于时机的把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风险对冲的算计。

历史的审判并不关注辩解的技巧。汪精卫在临死之前嘟囔着“我对了”。而他的伪政权二号人物陈公博在被枪决的时候，还在宣读《致蒋主席书》来进行申辩，声称是为了给抗战争取时间。倒是周作人在晚年有一丝清醒，在1965年临终之前承认“我这一生，错了大半”。这样的悔悟是稀少的，反过来证明了汉奸的逻辑是顽固的。他们总是把投机行为包装成两害相权的样子，用保护文化、减少伤亡等大的词汇来粉饰自己的私欲。

1935年，张伯苓在南开大学提出了爱国三问。那三问如同照妖镜一般穿透了时间。当时学生们齐声回答是！爱！愿意！而伪满政权正在强迫东北的学生学习日语、祭拜靖国神社。这一对比凸显出了核心的冲突：是选择小我以求得安稳，还是选择大我以坚守脊梁？杨靖宇在牺牲之前对劝降者说如果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同一时期伪军的数量增长到了300万，比侵华的日军数量还要多。

那再来说说，汉奸产业链能够维持是依靠环境被腐蚀。清朝的降将洪承畴被皇太极披上貂裘的时候感觉到被礼遇，石平被日本右翼媒体追捧的时候心里觉得满足，这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价值被重新设定。更为离谱的是，有些现代的精致利己者还弄出升级版的话术，把企业污染说成是保障就业，把贪污美化成辛苦费，这和汪伪政权《和平建国纲领》里用合作来谋求复兴的那种修辞是相同的。

历史的天平或许会出现倾斜的情况。在1946年的时候，汪精卫的坟墓被炸开了。陪葬的《史记》翻到了《李斯列传》，书页的边缘有批注称自己幻想成为有争议的伟人。但是真实的结果是，李斯在咸阳被处以腰斩之刑，汪氏夫妇的腐朽尸骨都不复存在了。与此相反在重庆大轰炸的时候坚持教授《正气歌》的教员、北平拒绝拉日寇的黄包车夫，这些没有被史书列传记载的普通人们，支撑起了民族最后的尊严。

这样瞧着，从洪承畴到石平，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但是那种利己合理化的模型并没有改变。先是营造出众人都沉醉而我独自清醒的优越感，接着制造出被迫进行选择的悲情，最后幻想历史能够得到平反。但是实际情况是，所有通过自我欺骗构建起来的城堡，都会在民族集体记忆的审判之下崩塌。

最后的启示或许是这样的情况：当精致利己的思想与亡国的危机相遇时，破解的办法始终存在于张伯苓的三个问题之中。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是否真的热爱自己的国家，对公家是否有好处，以及是否有害处。这种朴素的价值定位，比任何辩证的技巧都更能够抵御时代所带来的风浪。这是因为在经历风吹浪打的状况时，只有根基深厚的事物才不会发生倾倒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