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

耿云志

大约将近30年前，我在一篇关于梁启超的文章里，在谈到他1910年发表在《国风报》上的一些文章的时候说，“由于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使他（即梁启超）产生了异常紧迫的危机感。他断言二三年内必发生大乱，断言过此二三年再无开设国会的机会，断言历史上绝不会有‘宣统八年’出现”。我当时指出，“心存这种见地的正不止梁启超一人”。不过，梁启超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是“经过周密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而得出这种结论的”。他比当时任何一位政治家（包括革命党人在内）都更精细地研究了中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并深入了解内政外交各方面的紧迫问题。梁启超于1910年初创办《国风报》，是旬刊，一共出了52期，其中49期上有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几乎篇篇都涉及社会危机的问题。当时因所讨论的问题别有所在，未将梁氏关于清朝最后危机的论述加以展开。其实这个问题对于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颇为重要。本文拟较为详细地考察梁启超对清朝统治的最后危机的观察与评论。

一

梁启超于1912年在北京报界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曾说道：“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运动最烈之时，而政府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鄙人感愤既极，则在报中大声疾呼，谓政治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此语在《国风报》中凡屡见。”按宣统五年即是1913年，梁氏于1910年即能断定将来历史上绝不会有“宣统五年”这一名词，简直是了不起的预言家。但当年我曾遍翻《国风报》，结果竟不曾见到这个具体说法。但相同的意思，确实是屡次说过。如1910年7月，他在抨击政府阻挠开设国会时说，人民之所以一再要求开设国会，“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又如1910年8月，在批评阻挠国会之官吏时说：“以公等之才，居公等之位，而复怀抱公等之心理，则不及五稔，而中国必为公等所断送，万无可逃避。”又如同年11月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说：“今之中国，苟实业更不振兴，则不出三年，全国必破产，四万万人必饿死过半，吾既已屡言之。”紧接着，他又在《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一文中说：“夫今之一万万元，固成事不说矣。然彼持欢迎外债论者，固非以一万万元而遂餍足也，而政府之无餍足，又不俟论，债权者之无餍足，亦不俟论，三无餍足相结合，则不一二年而使我国为埃及可也。”

以上所引，都是当时发表于报刊者。梁氏在给亲朋友好写信时，亦同样说过清朝灭亡在即的话。如他在1910年5月写给其弟梁启勋的信中就说道：“北京政局更不可问。一言以蔽之，则视牝朝（指禧太后掌政时期——引者）之腐败更大数倍而已。大约此数月内，萧墙之变必作，而各省一切物价，腾涌如沸，举国人民无所得食，殆皆饿死。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他断言，大乱之起，绝不能出两年以外。这是1910年5月说的话，两年以内就是1912年5月以前。梁氏真可算是伟大的预言家了。此话说出，一年又五个月，武昌起义爆发，一年又九个月，清朝皇室退位。我们虽然在《国风报》中未见到“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这句话，但断言清王朝的寿命决不可能延至宣统五年，即1913年，则确是“屡言之矣。”

二

应该说，进入20世纪之初，不少有头脑的人，就不同程度地预感到清朝的统治很危险了。但是，没见过哪一个人像梁启超这样，斩钉截铁地断定清朝统治不可能延续到1913年。

甲午一战的惨败，给清朝统治者和人民一个极大的震动。它所引发的效应，在积极方面是促使一部分士大夫警醒，搞起维新改革运动。消极的方面，是引发列强瓜分中国的强烈欲望，都觉得中国是一块煮熟了的肥肉，要赶紧抢得一块给自己。于是有庚子八国联军打入北京的事情发生。此事虽与慈禧太后的极端反动政策有关，但列强既已下决心要来中国抢肉吃，随时都可以找到机会和借口的。小小的日本，与中国打仗不过数月，战地不过千百里，竟索得2亿3000万两白银，还要割取大片领土。2亿3000万两，在当时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它使日本在短时间里兴教育、扩军力，取得非凡的成绩。几年之后，它便在中国的东北战败了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从此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那时中国人还远远没有学会搞外交。日本人用种种要挟、讹诈的手段使中国就范，取得不知超出实际军耗几百几千倍的赔偿。列强向日本人学习，《辛丑条约》谈判，也是提出了超过实际军耗几百几千倍的赔偿要求。中国的谈判者们，秉朝廷之命，只要保住慈禧太后和朝廷的颜面，一切在所不惜，所以连讨价还价的想法都没有。于是就有4亿5000万两的庚子赔款。按条约规定年息4厘，39年还清，中国人实际负担达9亿多两白银。本已大伤元气的中国，又平添了这一笔巨额负担，其国运可想而知了。

这是清朝统治走向最后崩溃的主要背景。这里包括几个最基本的因素：清政府的腐败、反动，外患的紧逼与压榨，人民不堪负担。这三种因素互相作用，相激而益烈，达到某种限度，就会导致统治的崩溃。梁启超身历这个过程，所以体验甚深。

庚子事变时逃往西安的小朝廷，回銮之后，在外国人面前，失去了往日的颜面；在中国人面前，也不免略逊往日的威严。尽管发出新政的诏令，但几年之间甚少实质性的进展。最主要的是人心不易收回。到了1906年，稍稍出现转机。因为前一年派出考察政治的大臣们都已回国，朝廷反复斟酌一番，终于确定预备立宪的大政方针。

从决定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到宣布预备立宪，这期间的举措，确曾给有志改革的人士和资产者带来一阵兴奋。如梁启超就表示：“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国内著名人士张謇，可算是资产者的代表人物。还在宣布预备立宪前一年，他就为此奔走，赶编赶印《宪法义解》之类的书分赠各方朋友。预备立宪之诏发出，他进而积极组织宪政团体——预备立宪公会。此会是清末维持时间最长、活动最有章法、影响亦比较大的一个政治团体，而张謇实是它的灵魂。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说明国内的资产者对预备立宪抱持着很高的热望。据汪敬虞等所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所提供的统计，1901～1905年全国几个主要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上海、广州、武汉、杭州、无锡、天津）总共投资于近代厂矿企业的资本，依次为14.5万、409.5万、62.2万、612.2万、813.8万、平均每年只有381.7万。而1906年的投资额达到2290.1万，1907年为1405.8万，1908年则为1612.2万，这三年平均每年达1769.3万，比前五年的平均数多出1387.6万。我想这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应该是当时资产者感到国家有立宪之希望，所以对投资有信心。

但随后朝廷改革官制的结果公布，颇令人们失望。中央官制的改革除了改变几个新名目，看不出有什么新意。而事实是，把重要权力部门都集中到了皇室亲贵手中。这已经开始暴露出朝廷对立宪缺乏诚意。不过有志改革的志士们，却没有因此初试的挫折便灰心。梁启超说：“望此次改革之有大效，实无有是处；而因此次改革之无效而失望，益无有是处也。”他认为，须有督促的民间势力，而此种势力要成立团体加以凝聚和训练。于是，把注意力转向筹立政治团体。中间几多周折乃于1907年10月在东京成立政闻社，后将总部迁上海。在这期间，梁启超与杨度达成共识，集中力量要求速开国会，以促宪政政运动之进行。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是采取各省绅民签名向朝廷上请愿书的形式进行的，中间也有各团体乃至个人致电中枢，提出召开国会的要求。声势不是很大，但已足使朝廷隐约看到民间力量开始积聚的朕兆。恰于此时，有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以个人名义发电要求三年内召集国会，并要求严惩主张宪政缓行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以谢天下。此举触怒朝廷，遂借口政闻社是康、梁一派人所组织，称其“内多悖逆要犯……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乃于1908年8月13日下令查禁政闻社。以此，达到压制刚刚兴起的国会请愿运动的目的。这对于梁启超及立宪派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慈禧太后之流，毕竟是有政治经验的老手，他们不愿背上于筹备立宪问题言而无信的恶名，乃于查禁政闻社两个星期之后，宣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九年筹备事宜清单”，按清单规定，翌年即在各省设立咨议局，第九年，开设议院。这两项文件的内容，有诸多不能令人满意，但形式上它可以表明，朝廷于预备立宪并无悔弃之意，立宪派仍有活动空间。梁启超对九年筹备清单虽有很尖锐的批评，但他对宪政运动也并未灰心。不过，因政闻社被禁之事，使他想到，头上的“国事犯”的帽子，对于他进一步积极进行宪政运动颇不利。而他又得知，查禁政闻社一案，袁世凯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自此以后，他与他的追随者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排袁”和“争取开放党禁”上面。“排袁”虽有结果，而开放党禁，直至武昌起义前迄未实现。这或可加深梁氏对清朝廷自绝于民的印象。其他立宪派活动分子，鉴于翌年即行开设各省咨议局，他们很明白这是一项最有实际意义的预备立宪举措，所以皆纷纷回各自所在省从事活动。

1909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各省咨议局（新疆除外）如期成立并开议。此一事实，有特别值得注意者：（1）咨议局议员通过选举产生，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虽其过程中有不少弊窦，但仍不失为一次很有意义的民主政治的演练。（2）各省积极参加立宪运动的人士，大多都被选进咨议局。在开会期间，他们对地方事务议论、建议、批评，甚至直接批评地方大吏，显示为一种专制体制外新生的政治力量。（3）各省咨议局议员达成明确共识，要把呼吁、催促、要求速开国会，作为一项最重要的共同议题付诸实行。

咨议局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以及由咨议局议员骨干们积极参与下国会请愿运动的再度发起，燃起了人们对宪政的更急切的期待。1910年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著名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而三次请愿运动皆以失败告终，且清政府最后竟不惜用暴力将运动镇压下去。这一年，政府与人民截然对立的形势昭然显现。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清王朝的统治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第一次请愿运动，是16省咨议局议员代表组成请愿代表团，于1910年1月到北京，分别拜会王公大臣等，表示必须速开国会，才能凝聚人心、推动宪政、挽救国家危局。但朝廷拒绝了他们的请求。接着于4、5月间，各省相继发起第二次请愿签名运动。据报纸记载，有的省签名者达数万人，各省总计请愿签名者不少于30万人，可谓是一次群众规模的运动。但这一次，朝廷的回答却更加严厉，声称：以后“毋得再行渎请”。就是在这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说出人民之所以一再要求开设国会，“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那一段沉痛的话。

第二次请愿失败后，在京活动的各省请愿代表及由他们组织起来的请愿同志会与国会期成会之类的组织，立即发电各省，准备第三次请愿，表示“誓死不懈”。第三次请愿从7月起，在各省相继发动起来。多数省会城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请愿游行，要求督抚代奏请愿书。在群众的督促下，各省督抚随后也联名电请即设责任内阁，明年即开国会。刚刚召集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也一致通过请速开国会的决议上奏朝廷。在各省人民、各省督抚以及资政院的联合压力下，朝廷乃不得不专就国会问题举行廷议，做出提前三年（原定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的决定（这与立宪派的要求仍有距离。立宪派要求明年即行开设国会）。但同时严词宣示：此项决定“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借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此项宣布发表于11月4日，随后于12月至次年1月，在奉天、直隶、四川等省发生的更为激烈的请愿活动，竟被清朝廷以暴力弹压下去。

请愿速开国会的群众运动及其被弹压的情形，梁启超一定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的至交好友徐佛苏等人都直接参与请愿运动中，还有众多原来派到国内活动的政闻社人员以及在北京运动开放党禁的人员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将有关信息告知梁启超。因此他也一定知道请愿运动失败后，立宪派领袖和骨干分子们的思想变化。我们看1911年3月3日（辛亥年二月十三日）梁启超给徐佛苏的信，他在信中说：“得正月二十九日由都惠书，公竟尚未行耶？公愤惋一至此极，此固无怪其然。……此次之书，欲别出他途以从事，此则有可以商略之余地耳。……公若从事于旧主义，未为不可，但不识公欲以此为目的耶，抑以此为手段耶？”可惜，徐氏给梁的信，我们不曾见到。但从梁给徐的信里，我们却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因请愿失败，徐氏极其愤惋，以致竟想到，要重新回到当年与黄兴等一起进行革命的路上去。我们还可以从第三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公开发表的通告书中看出一些相似的消息。该《通告书》因是公开发表，所以愤懑之情有所压抑，但对朝廷的失望，以及听任各省父老采取行动的意思还是颇为清楚。如《通告书》中说：“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以诸父老希望之殷，而效果止此。委任非人，能无惭悚！”这显然是十分失望的情绪。接着说：“三年遥遥，夜长梦多，诸父老与有兴亡之责，有国忧勤，何以图之？”最后又加一句：“惟诸父老实图利（赖）之”。语气之间透露出，不再依靠和平请愿的方式，请大家相机行事吧。1911年5月，各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集，最明显地体现出立宪派政治态度的急遽转变。此次会议于5月12日开始举行。当时恰逢昏聩的清政府接连抛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大败政，引起国人痛愤。联合会有两个重大决议：一是要求废除皇族内阁，另简贤员组织责任内阁；一是针对外患相逼，提议编练备补兵，即建立民兵，以卫国家和人民。结果两案皆被留中。议员们极端失望。其所宣布的报告书直言：“人民希望宪政之心日益高，政府所持之政策乃日见其不可恃”，“吾人民之希望绝矣！”“人民之希望绝矣！”这是多么严重、多么沉痛的警告！

立宪派及其追随者的这种普遍不满、愤恨、绝望，准备“别出他途”以与腐败政府相周旋的情绪和心理，在舆论界表现得异常明显。如《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预备立宪数年，编纂宪法不许国民参与末议，致有种种非常可怪之特权发见于宪法大纲中；又新内阁甫一成立，而参与国务大臣者，皇族中居大多数焉。非先除此内患不足以保政治之平等。倘萃我国民之能力与政府决一胜负，则外患不戢而自弭也。”接着又说：“夫对内之竞争实一惊心动魄最可怖之事也。幸而以文书口舌竞争，不幸则以强硬竞争。倘政府而知觉焉，则文书口舌可以奏效也。然而吾敢断言，政府之必不知觉也，则计惟有以强硬从事。”所谓“以强硬从事”是何意思，人们不问可知。就连当时被视为最稳健的立宪派领袖张謇，在得知皇族内阁出现时，也认为“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梁启超在《国风报》上针对“铁路国有”案撰文说：“吾民自今乃知，凡前此国家所赋与我之权利，无一而得确实之保障，我生命财产，皆不知命在何时，政府但以一纸命令，可以攘夺无孑遗，则举国将嚣然丧其乐生之心。”梁氏甚至说，国民应当“先戮力对内以去此恶政府”！

这一段从充满宪政希望，到以清政府为必先戮力以去之的恶政府，凡几经挫折乃至如此，这不能不深刻影响到梁启超对政局的判断。

三

单有挫折失望的经历尚不足以使梁启超对清朝垮台作出准确判断。诚如我前面所说，梁启超曾对清朝的最后两年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其财政竭蹶的状况做过仔细、深入的观察与研究，所以他才能得出很准确的判断。事物总是先露其现象，通过现象深入观察、研究，方能渐及于本质。

清末最后几年，经济上最明显的表征就是物价腾涌，民为所困。而物价之腾贵，一大原因，是恶币泛滥。1910年3月，梁启超发表文章《论币制颁定之迟速关系国家之存亡》。梁氏指出，由于币制不定，各省滥铸铜元，或滥发纸币，使恶币风行，遂使物价攀高不可抑止。梁氏说，恶币就是名义价值与其实际价值不一致。如按规定，铜元1元=制钱10个，则铜元100相当于制钱1000。清初，制钱1000枚含铜量6斤多。而当下铜元100枚，仅含铜1.4斤。如此，则100铜元的含铜量只是1000制钱的23%。在流通过程中，人们自然会选择用名义价值高的币种。所以梁启超说：“恶币一旦出现于社会，则气势之猖獗至于不可思议，非尽取良币而悉数驱逐于国外不止。”

恶币泛滥会造成物价腾涌，梁启超在分析长沙抢米风潮时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湘乱”的主要原因是币制混乱，恶币流行，加以失业者多，工银降低，人们之购买力亦降，故米价之涨愈显突出。所以说：“官吏之罪，不在其弛米禁，而在其滥发恶币……发恶币肥私囊之官吏紾吾臂探吾喉而夺吾食也。”

长沙发生抢米风潮之后，清统治当局惧民乱继续扩大，各省纷纷采取禁米出境的办法。梁启超发表《米禁危言》一文，仍发挥他前述的主张。他说，造成米贵、人民思乱的原因是“由于政府滥发恶货币，以扰乱市面，而括取吾民之脂膏”。所以，造成米贵“非邻境买米之人也，非本境贩米之商也。而实为政府官吏所行之恶政”。

既然滥发恶币，必导致物价腾涌，又加之以失业、工银减低，势必至于民不得饱暖。“夫人而终岁仅得半饱，则恒心固不可得保，若并半饱而不能得……故今日中国人民之必出于作乱之一途，实为生计学之原则所支配，无所逃避。”在此种情况下，各级官吏不知悛改，反而加速其乱。梁启超说，他们加速其乱的手段有二，一是积极的，一是消极的。所谓积极的手段是增加捐税，横征暴敛。当年福建咨议局的一件议案可以充分证明梁氏之说属实。该议案是关于裁减关卡陋规的，其中揭露关卡勒索商户的名目竟有近20种之多。至于官吏腐败的情形那更是遍载各书、人人皆知的了。梁启超说他们是“寡廉鲜耻，惟私是图，草荐斯民，上慢残下者也”。

币制混乱，恶币流行，物价腾涌，民不得温饱，这是到处可见的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国民生计陷入危机。因资本枯竭，百业凋敝，各行各业皆陷入困境，工业因无资本而不能振兴。前面提到，1906～1908年三年之间曾有一个投资兴业的小高潮，但1909年以后，再无此景象。1909年和1910年投资额都只有六七百万，较之1906年的2200余万，只当其三分之一。资本之所以匮乏，主要是因赔款和外债的沉重压轧。据梁氏个人之统计，自庚子以来，总需赔款和外债为13亿两白银，平均每年偿付额4000万至7000万左右。再加上贸易入超而外流之数，以1905年至1908年四年计，平均每年外流白银1.79亿两。把偿赔款、外债之数与贸易逆差相加，平均每年要失去2.19～2.49亿两。这一巨大的亏空都要靠全国的人民来承担，因此工业几无资本可筹，更何况，清政府于立宪没有诚意，资产者不敢投资。工业不能发展，手工业又遭外货排挤，几无生路，商业则沦为外商之补助性行业。而最苦的是农民。梁启超说：“举国家凡百经费，悉以责之农民之仔肩。农民负担之重，既已为世界所无”。

清末最后几年，国家经济可以说是在“空心化”的情况下运转。所以，时不时发生市面恐慌。梁启超认为，这是“国民破产之噩兆”。他根据统计资料指出，从1907年算起，至1911年5月，计发生市面恐慌20次。其中1907年1次，1908年3次，1909年3次，1910年则多达8次，1911年刚及5月，就发生了5次。可见经济危机之形势愈益加剧。用梁启超的话说，“已现国家乃至全民破产之兆”。梁氏解释说：“夫所谓国民破产者，举一国所资以为生产之资本，岁朘月削至无复余，人民终岁勤动，而所得曾不足以自赡。于是弱者转于沟壑，悍者铤而走险，人人不乐其生，而全社会之秩序破，中外古今之亡国者，未有不循斯道也。呜呼！今日中国之现象近之矣。”梁启超认为，从经济形势观察，当时社会如“悬崖转石，今垂及地，祸变之速，岂言思所能及”。所以他更进一步指出：“今者，晚汉晚唐晚宋晚明之病症悉具备矣。而所以自速死亡之手段又一一心摹力追之，惟恐不肖。……吾诚不知彼当局之百数十人者，与吾四万万人，历劫以来，果有何种不可解结之冤业，而今乃坐蒙其惨报一至此极也。呜呼，吾岂直为湘乱言哉！”这两段话，直是为清朝统治者发出警告：清朝之亡，已不远矣。

如果说，从经济运转情况已经可以看出清朝崩溃的迹象，那么，从清政府的财政情况，就更可以明显看出，这个老大帝国就像地基已被挖空了的大厦，即将坍塌了。

梁启超说：“纵观数千禩史乘，横览五大部洲，国家之嬗兴嬗亡于其间者何限，其得失之林虽殽杂纠纷，不可悉指，而筦其机者，未始不以财政。”梁氏认为国家将兴将亡，财政状况可睹其征兆。他曾自言，于财政学颇下过一番功夫。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一个国家如果财政运转不灵，又无救助的办法，确实难乎为继，临近死期了。那么，清朝政府当时的财政状况如何呢？梁启超说：“今者国家岁入一百三十兆，曾不足以当岁出之半。而稽其所谓岁出之数，则偿债于外者五而居一，耗于不能战之兵者，四而居一，朘于不事事之官吏者，二而居一，其所资以治国事民事者，抑尚余几？……夫以今日中国财政之实相，虽政府拱手，不复兴作一业，百官枵腹，以服公役，其势犹岌岌不足支数稔，而况于浮慕新政，日不暇给，其所费更什伯于今而未有已者耶！”果然，度支部向资政院提交的宣统三年预算案，居然明示有5400余万的亏空，无法弥补。要么，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终至激起更多更严重的民变；要么，再向列强举债，饮鸩止渴，恶性循环，民不堪命，铤而走险，陷于乱亡。梁启超说：“今吾民迫于全世界生计竞争之大势，既已尽失其恒业矣，而政府复从而蹙之于死地，加恶税，募恶债，铸恶币，发恶钞，以致百物腾踊，四海困穷。”梁启超接着说：“循此不变，不一二年，国中百业俱废民终岁不得一饱者必居其半。……民劳亦死，逸亦死，进亦死，退亦死，为乞丐亦死，为盗贼亦死，及乎举国皆有死之心而不乐其生，则虽有善者，亦不能为计矣。此仅就财政一端论之，而必至之趋势既已若是，而况乎他事之与之相缘者又更仆难数也。故使政治现象一如今日，则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之间。此绝非革命党煽动之力所能致也，政府迫之使然也。”梁氏预言，一二年之间，清朝政府将激起民变与兵变，而兵变与民变之结果，梁氏虽未明言，根据前面已提及的梁氏的说法，此处不言自明矣。

四

上面所述的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其产生的重要根源是列强的侵略与掠夺。梁启超有很多文章揭露这一方面的事实。但清末最后两年，梁氏很明确地意识到，中国人民受苦受害，国家陷于空前的危机，其最大的根源还是在清朝政府。在这一点上，他与大多数革命党人的认识可谓殊途同归。梁启超一向认为，革命党是清政腐败的产物。早在1907年，他就明确指出，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因为政治腐败乃是革命党所由发生的直接原因。在梁氏看来，清政府是自己制造自己的掘墓人，是饮鸩以自速其亡。前述梁氏所谓“全国之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此一二年间”者，显然是将革命党之发难估计在内的。

清末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墨是出了名的。梁启超没有专门去揭露官吏贪污的具体情形，但他在抨击时政时每每都涉及这一问题。文字虽不多，然而字字霹雳，令贪官污吏们胆寒。如在谈论国会请愿问题时他写道：“彼内外臣工之循例报告粉饰太平者，亦何尝不知现在时局儳焉不可以终日。顾敢于以此欺皇上欺我王者，宁亡国灭种而必不肯舍一己一时之富贵利禄已耳。夫彼辈本以官职为传舍，以国家为利孔，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亡之后，挟腰橐以走租界，或作赘子妾妇于外国，犹不失为富家翁，为计亦良得。”梁又进一步解剖其阻挠国会的心理说，他们正是“利用此国会未开之数年间，侈然自恣，厚封殖而长子孙云耳”。而为了“厚封殖长子孙”，他们“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还不止于此。千方百计讨借外债，又是他们敛财的好途径。当清政府向列强借得一万万元外债的消息传出之后，梁启超立即撰文说，“呜呼！一万万元之新外债竟成矣。……自今以往，此一年中政府可以无忧库帑之竭蹶，除弥补预算案中七千万之不足外，尚可以有所赢（盈）余，又可以多立若干名目，多位置若干私人，大小上下，聚而咕嘬之，其高才捷足者腹彪然果，其次者，亦得沾余沥津津乎其有余味也。而当局经手之人尤得分莫大之扣头，以置田园长子孙。”

既然，政治腐败，官吏贪渎成风，权与利紧密交织，升官即可发财，而有权有钱便有势，有势便可长袖善舞，上下其手，位置私人，提拔亲信，使之势愈壮，权愈大，利愈多，民财国帑，取予随之。

梁启超认为，一个常态的国家，常态的社会，任官任职的人，一般情况下，都须经过人品、能力与学问经验等方面的考察，达到一定的标准始能任用。但在清末，政治极端腐败，官场贪贿成风，任官任职全无标准。梁氏说：“治安之国，学焉然后受其事，能焉然后居其职。无学无能则终身为人役，人亦孰敢不自勉。今也不然，不知兵而任以兵，不知农而任以农，不知法而任以司理，不知教育而任以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今日治兵，明日司农，又明日司理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同时治兵，同时司农、司理教育。在其人曾不闻以不胜为患，而举国亦视为固然，莫之怪也。”不仅如此，这种滥用私人的风气又必然造成冗官冗员大量增加，浪掷行政经费。梁启超说，“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一机关而已足，因欲借以自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徧，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徧，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所以梁启超又说：“质言之，则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由于官吏之任用全凭私人关系，全凭私人好恶，于是因“不学而可以能，溺职偾事干纪而可以无罪，则人亦何必忠于厥职。故相率纵情于饮食男女丝竹博弈，此荒嬉怠惰之习所由生也。荒嬉怠惰恒苦不给，则必求自进其地位，而地位之所以进，不恃学，不恃能，不恃忠职守法，而别有所恃，则钻营奔竞之所由生也。人人皆钻营奔竞，而有限之地位终不能尽应其所求，不得不排他人以自伸，此阴险倾轧之所由生也”。全社会充斥荒嬉怠惰、钻营奔竞、阴险倾轧之风，则贤者何以洁其身，能者何以用其长，驯善者何以安其业？只有“相与皇皇惴惴不知安身立命于何所”。而那些“寡廉鲜耻钻营奔竞嫉妒倾轧者流，其用尽心血所得傥来之地，亦不知被人搀夺之当在何时”。终至于“举国中无贤无不肖无贵无贱无贫无富，而皆同此心理。譬诸泛舟中流，不知所届，此全社会杌陧不宁之象所由生也。呜呼，今日之中国岂不然哉！岂不然哉！”梁启超在这里为我们描绘出一种社会将要崩离之象。“使人人有不慊于其上，不安于其职之心，则社会之秩序遂破，而乱象遂不可以收拾。”

吏治官风如此之坏，自然不能指望还有多少人肯为朝廷办事，肯为国家人民设想。梁启超写道：“内外群僚，其乃心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惟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衍了之。”在这种情况下，“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斲丧国民之元气也”。梁启超甚至怒斥道：“是无异朘小民粒粒辛苦之血汗以豢蛇虺也。”梁启超揭露这些怙权尸位、虐民夺财的官吏们的阴暗心理说：“荀子有言，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恐人之贼己也，今之从政者当之矣。其心目中未始有国家也，未始有君父也，未始有人民也，所见者权位耳，金钱耳，其自始未尝知宪政为何物也，且视宪政如寇仇也。”

吏治败坏，人民自然对政府失望。前面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论及这种情形，不过主要说的是立宪派和一般资产者。现在我们要指出平民，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态度变化。有学者曾专门搜录清末民变的资料。据资料显示，1905～1909年，每年民变事件都在200次以内，其中1905年和1908年分别为107次和106次，1909年是124次，1906年和1907年两年都是184次。但到1910年竟上升到259次，1911年武昌起义之前9个月的时间里，则已达135次。须知，1911年8月，四川保路军即已成立，随后不久，便有大规模罢市、罢课以及示威游行发生，且连绵不断。四川保路运动将推翻清朝统治的引信点燃，到武昌爆发成震撼全国并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大起义。梁启超预言不出两年必致大乱以至于亡的预言终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