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朝学政档案里挖掘古今中国文教之本——《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出版价值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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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聂金星 殷芳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全30册）已付梓出版。该出版项目由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承担，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卜键主持编纂，是继第一编“诏谕·规制”（全66册）之后，聚焦“历朝学政”主题的又一大型教育档案文献。该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学政奏折（附片）近四千件，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学政奏折（附片）三千余件为参证，涉及雍正朝至道光朝学政人物五百余人，构成了一部较完备的清代学政档案文献。

5月18日，现代教育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联合主办《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出版座谈会暨首发式。“人民艺术家”、著名作家王蒙，中国文联副主席、山东大学讲席教授潘鲁生，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臧永清，中国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卢光志，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原主任詹福瑞，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档案组组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馆长邹爱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读书》杂志主编常绍民，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原社长刘国辉，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黄仕忠，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傅刚，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陕西人民出版社原社长惠西平，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出版社原社长章宏伟，青岛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琪，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原常务理事陈定方等数十位文化教育出版界嘉宾、专家学者受邀出席。现代教育出版社社长张晶晶，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名誉院长、教授修斌分别主持活动。

与会专家学者紧扣“清代教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这一主题，以清代历朝学政为切入点广泛研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制度的沿革与嬗变，及其历史经验教训的镜鉴作用，进而推动该大型文献在国内外的影响。正如王蒙先生所言：“此是我国文化生活、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教育的档案、学政的文献，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它也是权力系统、人才选拔、科举制度、官员体系、吏治管理的大事。”潘鲁生认为，“这部凝聚卜键先生及编纂团队4年心力的巨著，对清代文教制度作出全面、系统、深入的梳理和研究，首次构建起跨越两岸、贯通朝代的学政档案体系。它严谨客观地保留了历史档案的原真性，同时作出了深刻的学术阐释，不仅把握国家人才选拔、地方治理与文化传承的内在关系，实现了文教制度研究的重要突破，而且建立了社会史的新视角，为研究清代社会流动、阶层分化与文化整合提供了全新材料；作为中国教育转型关键期的历史研究，为理解近代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线索，为当代教育发展与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源。”

谈及历朝学政档案的重要性，主编卜键一言概之：“学政为国之大政。”学政关乎国家文教兴衰、人才造就选拔，乃“政治之源”。“学政”一词，较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司乐》，曰：“大司乐掌成钧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概言学政乃国家教育体制之大端，为后世历朝所沿用，其涵义未变。各地省一级负责文教的大员，北宋有提举学事，金朝有提举学校官，元于各行省置儒学提举，明中叶分设两京提学御史、十三布政司督学道（任以按察副使、佥事等）。清承明制，初置提学道、提学御史，又称提调学政、提督学政。细核史籍，则知凡由翰詹、御史等员派任者称提督，由部署或各省选任者予按察司佥事或副使衔，称提调学政，区别清晰，略无混淆，仍与前明的做法相近。

“学政”一职有着特殊性：其一，责任专门，指学政提督各省学校事务，专司岁科两试，约束士子。其二，位尊体崇，指清代学政在各省的地位。其三，学政的声望隆重，体现了清廷重视学差的用意。其四，特殊的选任方式。清代学政由皇帝钦定，不乏特殊用意。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专题整理清代历朝学政奏议档案的重要价值。

邹爱莲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填补了清代教育史档案史料的空白，特别是学政官员奏折内容，是前所未有的专门编纂出版。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第一编“诏谕与规制”可称为宏大叙事，即从国家层面、大的层面汇集了清代教育的历史，第二编“历朝学政”则从细致的、具体的方面展示了清朝教育在选拔人才等问题上的做法、经验和问题，内容更丰富多彩。此外，此书对于新《清史》编纂也有作用（如第二编有益于校正学政志表），对于后世治史同样重要。

清代历朝学政奏议档案将为探究清代学政设置、运作及变革过程的相关规制提供最基本的史实。蔡元培先生讲：“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如今学界一致认为，当代要对明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清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脱离开明清档案，相关研究很难取得高质量的成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宫档案，正是最原始也是最丰富的史料，是真正第一手的珍稀史料，所谓“最下层的史料”。不论是第一编的上谕档，还是第二编的学政档，《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无一不是“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其整理编纂遵循严谨治学的态度，针对原馆误录或不明信息均加以考据、辨析、勘正，务必精准求真，为史学及相关学术研究利用提供坚实的基本文献。

从档案文献涉及学政人物的数量，也能窥见其全面性。现辑奏折涉及学政人物五百余位，再辅以奏折事由关联人物，几乎构成了有清一代政治、教育、文化的历史名人谱系，而这些学政人物皆为全国各地倍加珍视的地域历史名人资源，比如乾嘉清臣、西部状元王杰（福建学政、浙江学政），刚正诤臣曹锡宝（山西学政）、窦光鼐（河南学政、浙江学政），诚敬勤慎的曹秀先（江苏学政），古稀之年尚读书的陈浩（湖北学政），爱惜人才的胡高望（湖北学政），治水能人吴璥（安徽学政），西江“四戴”之戴第元（湖北学政）、戴衢亨（山西学政）、戴心亨（湖北学政），朱氏两神童朱珪（福建学政、浙江学政）、朱筠（安徽学政），“翁刘成铁”的翁方纲（广东学政、江西学政、山东学政）、刘墉（安徽学政、江苏学政、顺天学政）……由此可见，《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也是清代人物研究、地方文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文献。

爬梳档案，理清关系，从学政个体，辐射关联清代京官、外官整个官制体系，从学政人物的身份、地位与权限及其演变中，可以辨析出清代皇权体制中“内外相维”与“小大相制”的用意与成效，这将为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提供弥足珍贵的新材料、新视角、新思路。毋庸置疑，对于察览清代乃至近代中国地方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以及卫籍、商籍、乐籍、烟户等社会群体教育的面貌与演变等，它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詹福瑞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关系到中国古代的官职制度，如选拔、任用和考核机制。清代处于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清代教育档案文献》也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转型过程，这对于考察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教育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包括教育功能从选拔职官到大众教育的转变。

臧永清从三个方面指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编纂出版的重要性，认为现代教育出版社作为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唯一的专业教育社，理应率先承担发展壮大中国出版教育板块的使命与责任，其中包括策划好、编纂好、出版好国家级出版项目。此次现代教育出版社紧扣专业主题，用大书力作成就中国出版集团教育出版的学术品格。《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的编纂出版从第一编到第二编，无论是从文献价值、学术价值，还是出版社会效益，都日渐体现出独有的重要价值，足以传世。他还讲道，“中国出版集团是学术出版重镇，我们不仅要持续擦亮‘人民文学’‘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大社名社的品牌，更要注重发展‘现代教育’这样的专业品牌，尤其是在教育学术出版方面。”

常绍民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辑录第一手史料，全面地反映了有清一代教育制度的全貌，出版价值非常高，在某些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对于研究和了解我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对于了解社会变迁，《清代教育档案文献》应该也具有不菲的价值。出好这套书，是出版机构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所在。”

刘国辉认为，今日中国教育，应求知于原典，求知于传统。在数字出版冲击下，纸质出版应追求两个方向：一是原典式的资料书，二是创造经典的书。他说：“《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毕其功于一役，为教育研究提供了整个清代的系统档案资料，正是‘原典式的资料书’，功莫大焉。这套书彰显了出版社的专业性，将会成为‘镇社之宝’。”

现代教育出版社借助《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这一国家级出版项目，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及包括中国海洋大学在内的高校学府展开学术与出版的联动，不断推进出版社与高校学院、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是践行中国出版集团提出的大文化观、大出版观、大融合观的良好范例，推动集团教育出版板块迈向更高台阶。

任何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必须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充分体现了学术与出版的互动。专家学者指出，有关清代学政制度的既有研究中，涉及清代学政与清朝体制关系的论述大体以195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成果主要在通论著述中涉及，奠定了分科治学背景下研究清代学政的基本思路，专题研究尚未展开。19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人相继对清代学政的相关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推进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现阶段，国内科研立项课题和硕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于清代学政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日渐增多。纵观相关清代学政研究学术成果，它们既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的整理编纂提供了必要的学术支撑，也让整理编纂者更加认识到整理编纂清代学政档案的必要性。

如要深入研究清初学政设置以及学政地位调整的缘起与用意、学政制度在承平时期的运作情形、学政在官制中的具体地位与作用以及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学政制度应对乱世的具体表现，展现学政的权限划分与地位衰落的关系、晚清变局中学政变通职能及其局限、清末学政改制与新政中政体变革和观念变迁的关系等，迫切需要整理编纂《清代教育档案文献》，需要对清代历朝学政档案作专题挖掘与整理。

清代学政规制始于顺治元年，终于光绪三十二年，历经九朝。据最新统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学政”官名题报或具奏的题本、奏折（含附片）、录副奏折档案达一万三千余件，其中雍正朝一百二十余件，乾隆朝三千九百余件，嘉庆朝一千七百余件，道光朝二千九百余件，咸丰朝八百余件，同治朝七百余件，光绪朝二千九百余件；具奏事由涉及“学政”的题本、奏折（含附片）、录副奏折档案达六千七百余件，其中雍正朝二十余件，乾隆朝一千八百余件，嘉庆朝八百余件，道光朝一千六百余件，咸丰朝四百余件，同治朝三百余件，光绪朝一千五百余件。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学政”官名具奏的奏折（含附片）、录副奏折档案达三千三百七十余件，其中顺治朝一件，雍正朝三百五十余件，乾隆朝一千六十余件，嘉庆朝三百七十件，道光朝四百六十余件，咸丰朝二百七十余件，同治朝三百八十余件，光绪朝四百五十余件；具奏事由涉及“学政”的奏折（含附片）、录副档案达一千五百余件，其中康熙朝二件，雍正朝六十件，乾隆朝五百件，嘉庆朝一百七十余件，道光朝二百二十余件，咸丰朝一百余件，同治朝一百五十余件，光绪朝三百四十余件，宣统朝二件。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得益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支持，得益于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师为主干的编纂团队，历时4年，对清代历朝学政的奏折（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进行了全面整理。其编纂内容主要包括：概论，整理影印原档，并著录具奏事由、具奏人、具奏时间、硃批释文。其所辑均为汉文硃批奏折，起讫时间为雍正朝至道光朝，这一时期的学政奏折数量多且信息量大，是研究清代教育的核心档案文献。咸丰朝至光绪朝学政硃批奏折，将另作他编。

傅刚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不是一般的文献资料汇编。……此书具备了‘典’的性质，资料详备，系统且有规模。”黄仕忠认为，“这项出版工作不仅对于研究古代教育史、教育制度具有价值意义，而且借助近三百年的档案文献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教育或国家制度背景下的教育情况，这是开创性的工作。”章宏伟这样评价道：“《清代教育档案文献》这部大型的档案文献，为清代教育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资料空白，将推动清代教育史研究迈上新的台阶，有望推动相关研究取得新的突破。”他强调，以往的教育史研究，对于清代学政制度的了解，主要依赖于乾隆年间的资料，而这部档案文献涵盖了从雍正朝到道光朝的大量学政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从整理、编纂到出版，整个过程都力求“第一手史料”的求真求实。其一，读档切勿“管中窥豹”。面对浩繁的档案卷宗，整理编纂者读档不可草率，阅读奏折不能“见首不见尾”，更不能“管中窥豹”。其二，读档必须“抽丝剥茧”。历经岁月变迁，清宫档案文献整理成果颇为丰富，但仍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学政奏折档中有大量未明确具奏时间，或者有年无月，或者具奏时间存疑。整理编纂者不能简单了事，把问题留给文献利用者，而应该利用全面整理档案的时机，解决疑问，消除空白。这需要整理编纂者读档解谜，找到奏文之间、奏折之间的逻辑关系，层层剥茧，确认答案。其三，读档需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档案文献整理是基于前人积累的成果继续前行，既要吸收前人成果，又要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为学术求真不断勘正以往谬误。数千件奏折档案的考证确认，数百位学政人物小传史料的整理，以及硃批释文疑难文字的识读，乃至书稿多轮次专项检查，所有工作都是力求这部大书成为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基础文献。唯有求真求实，档案文献整理出版工作方能历久弥新，其成果方能“活”起来。

邹爱莲认为，《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二编“历朝学政”编纂出版速度快，出版质量优。章宏伟认为，“作为清代档案整理的一项新成果，这部书开辟了档案整理的新路径，为后续的档案编撰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从出版人的角度来看，这部档案文献的整理态度极为认真，展现了清代档案整理的新范式。例如《凡例》提及的档案年代的重新确定方面，编辑下足了功夫，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

惠西平这样讲，“作为出版人，我认为，这部书从现有的资料和形态来看，具有国家级编纂水平，属于大型经典文献类图书，且在选题属于第一流，将会影响久远。”

张晶晶社长表示，主编卜键全方位调动学术资源，协助出版方获得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及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支持，带领编纂团队倾心倾力地完成了这一重大出版项目。现代教育出版社将继续夯实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大学等各方专家学者的多层次合作。同时，强化学术出版互动，加强校社资源合作，夯实高端学术资源库，继续策划和推进包括教育文献在内的国家出版项目，做好数字化利用，让内容产品精细化、系列化。

活动中，现代教育出版社向中国海洋大学图书馆赠送了《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一编、第二编。据悉，《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一编、第二编已入藏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文旅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全国数十家机构，嘉惠学林，广受称道。正在编纂的第三编也已列入2026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出版始于学术研究，最终也服务于学术研究。读者的阅读，档案文献的研究利用，正是这部大书价值的最好证明。

（本文刊载于《现代阅读》2025年第18期总第342期，作者单位：中国出版集团现代教育出版社；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华艺出版社）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

第二编 历朝学政

出版：现代教育出版社 中华书局

主编：卜键

ISBN：978-7-5106-7618-5

定价：9800.00元

《清代教育档案文献》是国内首次以教育为专题，全面整理清代历史档案，分类编纂清代近三百年间有关教育的档案文献，成就的一部百科全书式文献总集。继2020年《清代教育档案文献》第一编“诏谕·规制”（全66册）出版之后，历时4年，第二编“历朝学政”（全30册）现已付梓出版。全书收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学政奏折近四千件，辅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学政奏折三千余件为参证，涉及雍正朝至道光朝学政人物五百余人，构成了一部较完备的清代学政档案文献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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