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他妻子柳倩娘是如何对待他的？其做法令人唏嘘

在华夏文明的史学长河中，司马迁编撰的《史记》是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这部涵盖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年历史的巨著，以纪传体体例开创了史学书写的新范式。司马迁以毕生心血铸就的“史家之绝唱”，背后既有家学传承的积淀、忍辱负重的坚韧，也藏着一段见于民间传说的温情——传说中他的妻子柳倩娘，以女性的隐忍与智慧，成为《史记》传世之路上的隐秘守护者。正史与传说交织，让这位西汉史学家的人生更显厚重。

家学渊源与少年游历：史家底色的奠定

公元前145年前后，司马迁出生于陕西韩城的一个史官世家，父亲司马谈时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与宫廷典籍。童年的司马迁，是在太史府的竹简堆中长大的。每日清晨，天还未亮，他就跟着父亲在庭院中辨认星象，司马谈手持天文仪器“浑仪”，指着天上的北斗七星说：“史家需通天地之道，这些星辰的运行，藏着朝代更迭的规律。”白天，父子俩埋首于成堆的古籍中，司马迁学着用刀在竹简上刻写文字，手指被竹片划破是常事，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细痕，成了他早年治学的印记。

二十岁那年，司马迁遵从父亲的嘱托，踏上了游历天下的旅程。他带着简单的行囊和一卷竹简，从长安出发，先到汨罗江凭吊屈原，江水滔滔间，他俯身捡拾江边的芦苇，仿佛能感受到这位爱国诗人投江时的悲愤；随后他前往曲阜，在孔子故居的杏树下驻足，抚摸着斑驳的墙壁，听当地老者讲述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将“述而不作”的治学理念记在竹简上；在楚汉相争的古战场彭城，他走访老兵，详细询问鸿门宴的细节，甚至亲手丈量了垓下战场的范围，将地形草图刻在竹简背面。

这次游历历时两年，司马迁足迹遍布黄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累计行程达数千公里。他不仅考察了山川地貌，更收集了大量民间口述的历史典故——这些正史中鲜有记载的细节，后来都成为《史记》鲜活的素材。回到长安时，他的竹简行囊已经装得满满当当，竹简上的字迹虽显潦草，却承载着三千年历史的温度。

史官之责与仕途转折：从修历之荣到朝堂之祸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谈病重卧床。临终前，他拉着司马迁的手，将太史令的印信放在他掌心，气息微弱却眼神坚定：“我毕生心愿，是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如今只能托付给你。你要记住，史家之责，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不可因个人荣辱而失实。”司马迁跪在病床前，泪水滴落在竹简上，哽咽着承诺：“儿必当穷尽毕生之力，完成父亲未竟之业。”这一年，司马迁继承父职，正式成为太史令。

仕途初期的司马迁顺风顺水。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牵头参与制定《太初历》。当时的历法与农事脱节，司马迁带着十多位学者，在观星台连续观测三个月，记录日月运行的轨迹，修正了之前历法中的误差。新历法将一年定为365.25天，首次将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体系，极大便利了农业生产。汉武帝亲自审阅历法后，龙颜大悦，称赞司马迁“通天地之智，有济世之才”，赏赐他黄金百两。此时的司马迁，既肩负史官之责，又深得朝廷器重，编撰通史的条件逐渐成熟。

转折发生在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这一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北击匈奴，深入漠北千里后遭遇匈奴主力，激战八昼夜后因弹尽粮绝被迫投降。消息传回长安，汉武帝震怒，朝堂上一片声讨之声，大臣们纷纷指责李陵“叛国投敌”，要求诛灭其族。司马迁与李陵素有交情，深知李陵平日的忠勇，更了解他以少量兵力对抗匈奴主力的艰难，他沉默良久，最终站了出来。

未央宫的朝堂上，司马迁身着官服，躬身说道：“李陵以五千步兵对抗匈奴十万大军，杀敌万余，虽败犹荣。他并非真心投降，想必是想等待时机报效朝廷，其功远大于过。”这番话如同一滴冷水浇在怒火中烧的汉武帝身上，武帝拍案而起，怒斥道：“李陵叛国，你竟敢为他辩解，莫非你与他同谋？”当即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交由廷尉审理。

宫刑之辱与忍辱著史：从生死抉择到史笔如铁

廷尉府的大牢阴暗潮湿，司马迁戴着镣铐，蜷缩在角落。他本以为会被判处死刑，按照汉代律法，死刑可通过缴纳五十万钱或接受宫刑免死。司马迁为官清廉，家中并无积蓄，亲友们得知消息后，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劝他“宁死不受辱”。他的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年迈体衰，家中的重担全压在他身上，而那部未完成的通史，更是如巨石般压在他心头。

最终，司马迁选择了宫刑。当他从刑房被抬回牢房时，浑身是伤，意识模糊中，他仿佛看到父亲手持竹简站在面前，轻声说：“史家之责，重于泰山。”公元前98年，司马迁刑满出狱，官职被降为中书令，负责整理宫廷文书，这一职位在当时被视为“宦官之职”，是士大夫的耻辱。他回到家中，昔日往来的宾客早已绝迹，邻居们路过他家门口时，都会刻意加快脚步，低声议论的“阉人”二字，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

那段时间，司马迁整日闭门不出，头发蓬乱，眼神空洞。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夜深人静时，他常常抚摸着父亲留下的竹简，想起游历天下时收集的史料，内心的挣扎越来越剧烈——死，能摆脱屈辱，却对不起父亲的嘱托；生，要承受世人的唾弃，却能完成通史的编撰。一个深夜，他点燃一盏油灯，将竹简铺在案上，当笔尖落在竹简上的那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忍辱负重，完成《史记》。

从此，司马迁的生活只剩下著史。他将书房搬到了偏僻的厢房，门窗紧闭，只留一盏油灯彻夜长明。他每天从清晨写到深夜，手指因长时间握笔而变形，眼睛布满血丝。为了确保史实准确，他反复核对宫廷档案与民间传说，遇到有争议的细节，就派人去实地核查。有一次，为了确认商鞅变法的具体年份，他拖着病体，让仆人推着车，前往秦国旧都咸阳，在残破的城墙下找到当年的石碑，核对后才将年份写入书中。

民间传说中的柳倩娘：婚姻与相守的温情

关于司马迁的家庭，正史记载寥寥，仅《汉书》提及他有一女司马英，嫁给丞相杨敞，生下儿子杨恽——正是杨恽后来将《史记》公之于世。而在陕西韩城的民间传说中，司马迁的妻子柳倩娘，是这段艰难岁月里不可或缺的支撑。柳倩娘的名字不见于正史，却在当地的口述史料与清代《韩城县志》的附记中留有痕迹，被描述为名将李广的外孙女，父亲柳振庭是河东郡的大儒。

传说中，柳倩娘出生于公元前120年左右，自幼在书香门第中长大，不仅学会了读写，还精通家务管理。公元前114年，三十多岁的司马迁经李陵介绍，与柳倩娘成婚。李陵是李广的孙子，与司马迁交情深厚，他深知司马迁的为人与志向，也了解柳倩娘的贤德，便主动牵线搭桥。婚礼办得十分简朴，司马迁用自己的俸禄买了一匹布，为柳倩娘做了一件新衣，柳倩娘则带来了一箱父亲收藏的古籍，作为陪嫁。

婚后的生活虽不富裕，却充满温情。司马迁忙于太史令的事务，常常深夜才回家，柳倩娘总会留一盏油灯，端上温热的粥品。她将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学着整理司马迁带回的竹简，将散乱的史料按朝代分类摆放。闲暇时，司马迁会给她讲游历天下的见闻，讲古籍中的故事，柳倩娘则静静倾听，偶尔提出自己的疑问——这些不经意的交流，也让司马迁的著史思路更加清晰。他们先后生下两子一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和女儿司马英，子女的教育多由柳倩娘负责，她教孩子们识字读书，将丈夫的治学理念融入日常教导中。

绝境中的支撑：家庭与著史的共生

司马迁受宫刑后，家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经济上，中书令的俸禄远低于太史令，家中的积蓄早已在狱中耗尽；社会上，“阉人”的标签让家族蒙羞，司马氏的族人甚至提议将司马迁除名，以避耻辱；按照汉代礼法，妻子可因丈夫“受刑失势”而提出离婚，这在当时并非罕见之事，司马迁的一些亲友也劝柳倩娘“另寻出路”。

柳倩娘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留下来。她当着族人的面，将司马迁的太史令印信放在桌上，说：“夫君虽受刑，却未失志，他在编撰通史，这是司马家的荣耀，也是天下的大事。我身为司马家的媳妇，理当与他共患难。”从此，她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白天，她带着仆人下地耕种，种些粟米和蔬菜，还纺纱织布，将织好的布拿到集市上售卖，换取笔墨和竹简；晚上，她做完家务后，就来到司马迁的书房，帮他抄写竹简。

汉代的书写工具以竹木简为主，一部《史记》需要数万支竹简，抄写工作极为繁重。柳倩娘的手指很快就磨出了厚茧，笔尖划破手指更是常事，她却从未抱怨。有一次，司马迁撰写《商君列传》时，对商鞅变法的年表产生疑问，柳倩娘想起陪嫁的古籍中有一本《秦记》，便连夜翻找，终于找到相关记载，帮司马迁核对了准确年份。这样的细节在传说中还有很多，虽无正史佐证，却符合当时的实际——一部十三篇、五十二万余字的巨著，绝非一人能独力完成，家庭的支持不可或缺。

柳倩娘的坚守，不仅稳住了家庭，更给了司马迁精神上的支撑。每当司马迁因屈辱而消沉时，看到柳倩娘在灯下抄写竹简的身影，看到孩子们在庭院中读书的模样，他就重新燃起斗志。有一次，他摸着柳倩娘手上的茧子，愧疚地说：“是我连累了你。”柳倩娘却笑着摇头：“夫君在写天下的历史，我能帮上忙，是我的荣幸。”这种相互扶持的温情，成了司马迁忍辱著史的重要动力。

《史记》传世：守护与传承的接力

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记》基本完成。这部巨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共一百三十篇，涵盖三千年历史，从黄帝的传说到汉武帝的事迹，无所不包。司马迁将手稿仔细整理好，藏在书房的墙壁夹层中，他深知书中对汉代历史的真实记载可能触怒汉武帝，不敢轻易外传。

公元前87年，汉武帝驾崩，汉昭帝即位后，为司马迁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但此时的司马迁已身心俱疲，身体日渐衰弱。柳倩娘更加小心地守护着《史记》的手稿，她将夹层中的竹简取出，用丝帛包裹好，藏在女儿司马英的嫁妆箱底——她知道，女儿嫁给杨敞后，杨家势大，有能力保护这份手稿。公元前86年，司马迁病逝，临终前，他拉着柳倩娘的手，指着嫁妆箱的方向，想说什么却没能说出口，柳倩娘含泪点头，示意他放心。

司马迁去世后，柳倩娘继续守护着手稿。她搬到女儿家居住，时常叮嘱司马英：“这是你父亲毕生的心血，不到合适的时机，绝不能外传。”多年后，司马英的儿子杨恽长大成人，他从小听着外祖父的故事长大，对《史记》充满好奇。当他从母亲口中得知手稿的存在后，反复研读，深为震撼。神爵年间（公元前61年—公元前58年），汉宣帝即位，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杨恽认为时机成熟，便将《史记》公之于世。

传说中，柳倩娘晚年遁入空门，在一座偏僻的尼姑庵中修行，她随身带着一本《史记》的手抄本，直到去世前，还在核对其中的细节。这个结局虽带有戏剧性，却凸显了她的守护之功。没有她在绝境中的支撑，司马迁可能难以完成《史记》；没有她的小心守护，这部巨著或许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陕西韩城的司马迁祠中，司马迁的塑像端坐正中，神情庄重。祠外的碑林中，有一块清代的石碑，上面刻着“柳倩娘传”，寥寥数语记载着她的事迹。每年清明，都会有游客来到这里，不仅为了缅怀司马迁，也为了纪念那位传说中默默守护的女性。阳光透过祠堂的窗户，照在司马迁的塑像上，也照在石碑上的字迹上，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忍辱著史与温情守护的传奇，跨越两千年，依旧令人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