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善为何主动让位给皇太极？不是他大度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当努尔哈赤驾崩，八旗震荡时，有人不禁要问，代善为何把这看似唾手可得的汗位主动让给皇太极？他真的是胸怀坦荡？

还是别有难言之隐？

天命十一年（1626年）严冬，八旗重臣集于盛京，雪地里，帐篷内长桌上摆满奏折与旗帜。大福晋急问代善：“父亲，国事待决，谁来继位？

”代善抿了口茶，平静道：“天命所归，谁敢不从？”就这么一句话，代善把原本两红旗加持下的最大声望，一点不留地拱手让给了“四贝勒”皇太极。

表面上看，这是古今罕见的风度；可实际上，他根本无路可走。

努尔哈赤生前没留下遗诏，八王并持朝政。旗中地位最高的，代善握着两红旗，手下有岳托、萨哈廉等得力子侄，如果他硬要争，大几率能胜过只掌两黄旗的皇太极。

其他贝勒如莽古尔泰、阿敏各自一旗，根本撼动不了代善和皇太极；多尔衮兄弟虽握两白旗，却年幼无力。说白了，代善不仅是实力最强，也是最有发言权的那个。

可偏偏他没选硬拼，而是听从大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的建议——“父亲，天下不能久无主，四贝勒才德双全，众人都服你不如服他，还是推他上位更稳妥”。听到这话不惊一声，倒像早有预谋。

其实，代善心里早打鼓好久了。他和皇太极的梁子，要追溯到天命四年（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

出征前，代善按礼向努尔哈赤请示，却见皇太极悄然违命，领兵先行，抢占战机。战果虽大，代善心里却埋了怨气：你这是自作主张，还是抢功啊？

更早些，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曾召亲信阿敦问及继嗣，阿敦思量再三，说：“智勇俱全，皇太极名声赫赫，最宜承襲。”这话像顽石投进湖心，激起代善满池涟漪——他知道，自己最大的对手是谁。

努尔哈赤身故后，朝中风声鹤唳。代善原有的光环，却因“大福晋事件”受到重创：有人借机在后宫中指控他主位大福晋通私情，事情闹大，虽被平息，但名声一落千丈，几乎没了昔日那套威望。

与之相对，皇太极此时声势正旺：招抚蒙古诸部，和明朝边将时有商榷，渐渐被各路贝勒和外藩看重。

在这样的形势下，代善再想硬杠，无异于以卵击石。岳托、萨哈廉拍胸脯道：“若逼他争位，内乱在所难免，何不成全大局？

”因心中清楚局势，代善才低声应和：“天命所归，就放他去吧。”

皇太极南面登基，叫做“议政王大臣职务”日渐名实相符。开朝会时，代善、莽古尔泰、阿敏等人分坐两侧。

可和气只是表象。没过多久，阿敏因“结党乱政”被拘，莽古尔泰因“拔刀威胁官吏”被斩后革职。

皇太极暗中试探：把能动摇他根基的都一一清除。

而此时，皇太极还假意拉拢代善，喊他与自己“共议国事”。代善知道这套套路：先套你话，再看你漏洞。

可他也只能配合，毕竟身后岳托、萨哈廉都等着报信。他在朝堂上起身，道：“自今以后，皇太极南面居中，莽古尔泰与我并肩而坐，蒙古及外藩贝勒则排于两侧。

”这番话表面保住了自己“八王共议”的架式，实则暗示自己的不可或缺。

谁成想，代善这番留有余地的表态，结果反而把他推入更紧的框里。皇太极当即点头，却边上笑而不言。

从此，代善的声音越发微弱，他也得学着低头。稍后又传出他与莽古尔泰之妹往来频繁的流言，被皇太极以“心怀异志”收束，暗中软禁，不许随意出入宫外。

代善曾是努尔哈赤左右的“智囊”，多次领军破敌，建功无数。可在权谋与手腕面前，他始终没能超越皇太极那套七寸。

更糟的是，他身上那点政治资本，连本带利都被一把收走。到他去世时，临终前只剩几顶旗帜的头衔，再无人问津。

如果代善硬要争位，会不会掀起八旗自相残杀？也许会，但清廷大乱的风险极大，北方蒙古也会趁虚而入。

何必让国家再陷分裂？他没有文臣团那套抑制皇权的体系，也没皇太极的外交手段，只剩下两红旗，不如投了先机。

代善让位，看似大度，实则无奈。是压力逼着他放手，也是算计让他退位。

正因为有了这场权力转移，皇太极才能集中旗权，削弱藩镇，最终为后来的“改国号”、“入关中原”铺平道路。若非如此，清朝或许会在内忧外患中，错失南下良机。

代善虽没做出惊天一战，却成了过渡时代的牺牲品。他的退让，不是甘心情愿，而是认清了局势：与其坐而论道，不如先保住性命和家业。

正是因为他没能抗衡皇太极，那场权力大戏才收得这么干净利落，让后金一步步走向大清霸业。

信息来源：清史稿·列传九·代善；刘庆柱：《后金七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