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不吃猫肉？原来李时珍已告诉我们答案，古人早就试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凌晨，北京前门外的国宴厨房灯火通明。负责拟定菜单的费师傅在案前展开清单，山珍海味罗列其中，却唯独没有“猫”字。周围人小声议论：“这回可要拿出压箱底的手艺。”费师傅抬头淡淡一句：“猫？想都甭想，从来没人真把它摆上正席。”简短的对话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段横跨三千年的“拒猫史”。

追溯源头，距今约公元前六世纪，《礼记》首次写下“猫”字，记得十分简略，似乎仅在为一只陌生的小兽留影。两百年后，《诗经·大雅·韩奕》写道“有熊有罴，有猫有虎”，把猫同猛兽并置，暗示它尚未完全进入家养行列。战国散文《郊特牲》则明确指出“迎猫，为其食田鼠也”，此时，捕鼠的实用功能终于奠定了它在人间的第一个身份：守粮保仓。

味道却始终是“尴尬”的死穴。明万历二十年，李时珍四十七岁，《本草纲目》定稿在即，他在“猫”条下批注：“肉味酸，质稍柴，非佳品。”十六字断了无数后人尝新的念头。若再翻一页，本草中同列的鸡肉、鹿肉，既有“补气益精”，又带“味甘”，反差实在太大。更要命的是，“酸柴”二字被后世医家复述、扩散，几乎盖棺定论——入口不悦，药性又平平，对比羊肥、猪香，谁会费劲去抓一只敏捷的小东西？

食材的获取难度同样影响人心。犬可牧、猪能圈，鸡鹅随处可寻，猫却是天生猎手。它跳墙攀檐，夜夜巡仓，真正下决心逮它的，多半因粮荒所逼。可猫身量不大，抓到一只只够两三个人分羹，耗费与收益实在失衡。唐人阎立本笔下《步辇图》里，御猫趴伏阶前，神色警觉；能让皇帝画进卷轴的动物，想想亦不会轻易沦为盘中餐。

迷信思维则在另一侧筑起更高的篱笆。自东晋起，“猫有九命”“能索命报仇”的传说飘散坊间。大业十三年，隋末人议论“猫鬼”，连宫中太医都被牵连。武则天三十六岁那年听到萧淑妃诅咒“愿阿武为鼠，吾做猫儿”，当夜下令禁养猫，好一个心理阴影。宫禁之外，百姓偷听风声，进而自行加码：既有九命，又会记仇，吃它就是惹祸上身，何苦？

宋代社会趋于繁荣，波斯长毛猫沿海舶来。杭州坊间出现“交子换白猫”的记录，可见富户愿用折合高价的纸币购猫观赏。越漂亮越不好下口，“富贵圈养—情感投射—餐桌排斥”的链条就此成型。文人笔下更添温情：欧阳修写“雪衣霜貌，玉骨冰肌”，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猫捉鼠的方法，连“玉兔”般的表述都给了猫，足见其地位。

明清两代，市井对猫的态度趋向统一：养，赏，借力灭鼠，却极少入馔。张岱在《陶庵梦忆》形容友人府上养的波斯猫“尾如拂尘”“声似琴鸣”，对食用闭口不提。嘉庆年间的《调鼎集》收集二百余例肉菜方，翻至末页仍找不到猫肉，只在附录里留下一句“楚人偶啖之，多以为酸”，像给食谱划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清末民初饥荒频仍，陕甘旱灾、川北蝗情，饿殍遍野。报刊偶见“猫狗亦售”的记录，却常同时出现“买者少”。原因再简单不过：捕鼠的猫比入口的一顿饱饭更能换明日安稳，百姓权衡之后宁放它活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工商部颁布《市廛屠宰所暂行章程》，列明猪牛羊、犬、禽类流程，依旧不含猫。法规未提，民众不食，双重沉默反而巩固成习。

遥想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上海租界里断粮，流亡报人张道藩写下“流民围炉饮粥，慈祥老妪护猫于怀，不许旁人抢煮”。炮火连天，人们对那一只颤巍的小生命仍抱着下意识的偏护，这种情感甚至超越了口腹之欲。进入抗战后期，前线缺肉，后方营区给养紧张，《大后方家庭料理指南》里建议“捕兔、猎獾、采野菜”，依旧不碰猫，显见旧俗已根深蒂固。

一九四六年冬，北平物价飞腾，肉价涨至难以企及。史家孟森的学生在日记里写：“市上有人贩猫求售，顾者稀。”旁注只一行小字：“性灵之物也，谁忍食之？”短语“性灵”在此年代再度出现，情感与道德彼此交织，话不必多，立场鲜明。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食品安全极为谨慎。五十年代初，卫生部在《常见畜肉检疫守则》中重点防范鼠疫、霍乱，“猫因常捕鼠，所寄生菌类繁杂，暂不列入食用畜类”。官方文件从科学角度给出否定，传承千年的忌口自此得到医疗体系加持。六十年代初自然灾害，局部地区出现极端饥饿现象，但地方档案仍把“猫”归为防鼠资产而非救荒禽兽。换言之，即使到了最艰难的关头，统筹者仍不鼓励杀猫充饥。

文化领域同样沿用旧态。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九五七年推出《骄傲的将军》，那只机智的猫成为儿童心目中的小英雄。同年，出版人冯亦代在《书信集》里写：“家养黄猫，天天守书室，无老鼠敢近。”简笔却有情，潜移默化地提醒读者：猫是书香守护者，不是餐桌佳肴。

需要指出，个别地区确有猎猫宰食的例外，多半与特定年代的贫困或边缘饮食习惯有关。然其规模、小众属性和道德压力，使“猫肉菜谱”始终停留在民间传闻层级，难以流传，更难进入主流饮食结构。历史学家葛剑雄分析人口数据后提出，明以来全国人口增幅和稻麦产量同步，普通人无需对猫下手也能温饱，这从根基上削弱了将猫纳入食材序列的动力。

至此，味道寡淡、捕获繁难、医学隐忧、文化崇敬、情感投射、法令规避等多条线交织，形成了“集体性不食”。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并非某一王朝敕令，也非单一禁忌，而是一种社会合力。中国的饮馔体系浩如烟海，但猫始终位列门外，这一结果与漫长岁月中的理性计算、宗教心理、社会伦理多方牵扯，密不可分。

纵观古今，有关猫的身影或伏于书案，或徘徊廊下，或守仓捕鼠，却极少停留在烹饪的蒸笼与铁锅。三千年未变的结论，被李时珍以“味酸”两字封存，也被千千万万默契地延续。时间推移，它的价值更趋情感化、陪伴化，昔日“仓庚之守”蜕变成“案头之友”，这让“食猫”从突兀走向不可想象。历史并不接受简单的善恶裁判，但一种长久而稳固的饮食空缺，恰能映照群体心理的复杂纹理。

同一张饭桌上的缺席者

设想一九六一年严冬，东北某兵团食堂开饭。大锅里翻滚着野菜、冻豆腐，灶旁挂着出入登记簿，写得清楚：猪六十斤，羊十八斤，鸡十四只，猫零。站岗的小战士问厨师：“真饿急了抓只猫补补行不行？”老人家抹把汗：“猫是伙计，不是口粮。”言语朴素，却透出一整套逻辑。首先，猫的单位角色被固定——仓库卫士。若杀它，老鼠猖獗，粮损加倍，长远看更得不偿失。其次，医疗检疫缺乏，万一病菌带进连队，防疫线瞬间告急。再次，战士与军猫相处日久，情感依赖在无形中积累。心理防线一旦竖起，刀根本落不下。短短几句，却浓缩了经济、卫生、情感三重考量，映射出不食猫的当代延续。

沿着这条逻辑再回到建国前夜，溯及清末城镇，再上推至唐宋豪宅，理由层叠交错，却又殊途同归：猫不宜食。它的空缺在中国菜谱里留下罕见的“负形”。许多文化现象常以“有”显影，猫的故事却用“无”书写，更显清晰。这种“缺位”不代表荒芜，恰是文明丰富层次的体现。千百年来，庙堂与江湖、宫廷与村舍，围坐同一张饭桌的人们，会为了甜酸咸辣争得面红耳赤，却极少因为猫肉产生歧见。理由无需申辩，默契就在那里。食物史往往聚焦“吃什么”，而“坚决不吃什么”同样值得注目——猫即此例。它用灵巧的身形穿梭仓廪，也在史册空白处标记出一道坚硬的文化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