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庆血役城破，张朝爵江逃夜渡，成为唯一幸存的将领！

1861年9月5日，湘军以地雷轰塌安庆北门城墙，数万清军蜂拥而入，这座被太平天国视为“江介之咽喉，金陵之门户”的战略重镇，在坚守近两年后终告陷落。

城破之日，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残部与清军展开巷战，“无一降者，悉数战死”，不可战者十人一队，百人一坑皆被枭首，连曾国藩在奏报中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死事之烈，为古今所罕见”。

然而，在这场惨烈的城破之战中，却有一个特殊的身影悄然突围，时任太平天国安徽省文将帅、负责安庆民政与后勤的张朝爵，竟从湘军层层围困的“铜墙铁壁”中脱身，辗转逃回天京。

这一结局引发了后世诸多疑问：张朝爵为何能在全军覆没的绝境中独善其身？他是否早在围城之初就为自己预留了后路？

传闻城破前安庆城内“饿殍遍野，人相食”，而他却私藏大量粮食，这一说法是否属实？要解答这些谜题，需结合史料记载，从张朝爵的生平履历、安庆保卫战的具体进程入手，层层剖析其中的历史真相。

张朝爵，广西桂平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是最早追随太平军起义的一批“老兄弟”之一。

关于他的生卒年份，史料并无明确记载，但其早期经历可从《贼情汇纂》《太平天国史》等文献中梳理出大致脉络。

道光三十年（1850年），洪秀全在金田村聚众起义，张朝爵携家眷加入太平军，因“粗通文墨，善理庶务”，未被编入作战部队，而是分配至“典粮馆”负责粮食管理。

太平天国前期，张朝爵凭借务实的作风和出色的后勤管理能力逐步升迁。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他被派往安徽芜湖，担任“监军”，主管当地粮草征集与转运。

当时安徽是太平天国的“粮饷基地”，芜湖作为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是粮草、物资运往天京的关键枢纽。

张朝爵在任期间，“严立章程，禁私藏，重转运”，不仅保障了天京的粮食供应，还为西征军提供了稳定的后勤支持，因此深得杨秀清赏识。

咸丰五年（1855年），杨秀清将其擢升为“受天福”，调任安庆，协助翼王石达开处理皖省政务。

安庆作为太平天国在长江中游的核心据点，既是军事重镇，也是民政中心。张朝爵抵达安庆后，很快展现出治理才能。

他推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安抚地方士绅，稳定农业生产；同时整顿盐、铁、茶叶等物资的专卖制度，设立“盐师帅”“铁匠营”，构建起相对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

咸丰六年（1856年）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部出走，张朝爵被洪秀全任命为“安徽省文将帅”，全面主持安庆的民政、财政与后勤工作，成为皖省前几名天国核心人物。

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张朝爵的“文将帅”一职，虽无直接领兵之权，却掌控着安庆及周边府县的粮食、盐铁、军械等关键物资的储备与分配，同时负责城防工事的修缮、民团的组织等事务。这一职务赋予了他两大优势：一是对安庆城内的物资储备、城防布局了如指掌；二是拥有独立的办事机构和一定数量的护卫兵力（史料记载其直属护卫约三百人，称为“文卫营”）。这些优势，为他后来在围城绝境中突围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张朝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弱书生”。《贼情汇纂》中描述他“性坚韧，有急智，善观时变”，在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围攻安庆时，他曾亲率民团配合陈玉成部队守城，“登城督战，昼夜不辍”，甚至在城头亲自开炮击退清军进攻。

这说明他既有后勤管理的细致，也具备一定的军事素养和应变能力，并非只会纸上谈兵的官员。

安庆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清军与太平军争夺的焦点。曾国藩在《复陈规复安徽事宜折》中直言：“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安危，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根本。”

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胡林翼制定“四路围攻安庆”的战略：曾国藩率湘军主力屯驻祁门，胡林翼率军进驻太湖，多隆阿、李续宜部扼守桐城，曾国荃则率“吉字营”直扑安庆，构建起层层围困的态势。

曾国荃抵达安庆城外后，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采取“深沟高垒，长壕围城”的战术。根据《曾文正公全集》记载，湘军挖掘了两道长壕：外壕“阔三丈，深二丈”，用于阻挡陈玉成的援军；内壕“阔二丈五尺，深一丈五尺”，直接围困安庆城。

同时，湘军控制了长江航道，切断了安庆与外界的水路联系，使得城内的物资供应逐渐枯竭。

此时，安庆城内的防守部署如下：军事上由陈玉成的部下叶芸来、吴定彩负责，叶芸来率两万太平军主力守城，吴定彩则率领从北伐军余部改编的“扶朝天军”协助防守。

民政与后勤则由张朝爵全面负责，包括粮食储备、物资分配、民团调度等，根据张朝爵向天京呈报的《安庆粮储奏报》，咸丰十年（1860年）初，安庆城内的粮食储备约有“米十万石，麦三万石，可支全军八个月”，盐、油、柴等物资也基本充足。

但随着湘军围城日益严密，城外的粮道被彻底切断，城内的物资储备开始快速消耗。

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于咸丰十年（1860年）秋冬之际发动“西征”，试图“围魏救赵”，直捣武汉以迫使湘军回援。

但由于李秀成部配合不力，加上英国侵略者的干涉，陈玉成的武汉攻势未能成功，只得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春率军折返，全力救援安庆。从三月到八月，陈玉成先后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三月，陈玉成率军进至安庆城外的菱湖，与湘军曾国荃部展开激战，试图打通粮道，但被湘军的外壕阻挡，激战十余日未能突破；

四月，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部，在挂车河与湘军多隆阿部交战，惨遭失利，损失精锐数千人；

五月，陈玉成再次猛攻菱湖湘军阵地，采用“穴地攻城”的战术，试图炸毁湘军壕沟，但被湘军察觉，双方在地道中展开惨烈的“地战”，太平军伤亡惨重；

七月，陈玉成与杨辅清部会合，兵分三路进攻湘军外壕，“炮火昼夜不息，尸体堆积如山”，但最终仍未能突破湘军防线；

八月，陈玉成发动最后一次救援，亲率精锐从安庆北门进攻，与守城太平军试图内外夹击，但被湘军多隆阿部从侧后方偷袭，援军溃败，陈玉成被迫率残部退守庐州。

援军的一次次失利，使得安庆城内的局势日益恶化。咸丰十一年（1861年）五月起，城内开始出现严重粮荒。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其随曾国荃围城时，“见城中炊烟日少，夜间常有饥民缒城而出，多为我军俘获，问之则曰：城内米价已至三千钱一升，草根树皮皆尽”。

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到七月下旬，安庆城内“饿死者日以千计，人相食之风渐起，军心动摇”。

清军城外粮米充足

作为负责后勤的官员，张朝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应对粮荒：一是严格控制粮食分配，实行“计口授粮”，规定“士兵每日米二合，百姓每日米一合”，但即便是这样的最低标准，也因粮食耗尽而难以维持。

二是组织民团在城内挖掘野菜、煮食皮革，甚至“拆屋为薪，煮土为食”；三是多次派人缒城而出，试图联络陈玉成的援军，请求空投粮食，但由于湘军封锁严密，这些联络人员大多未能返回。

根据清军将领多隆阿的奏报（收录于《剿平粤匪方略》），七月底，安庆城内“粮尽援绝，守军多有逃亡者，甚至有士兵趁夜缒城投降”。但叶芸来、张朝爵仍坚守不降，叶芸来斩杀了数名投降士兵以示惩戒，张朝爵则“督率文卫营巡查街巷，严禁私逃”，勉强维持着城内的秩序。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五日凌晨，曾国荃下令引爆预先埋在安庆北门城墙下的地雷，“轰塌城墙十余丈”。湘军随即分三路攻入城内，叶芸来、吴定彩率残余守军在街巷中与清军展开肉搏战。

根据清军记载，这场巷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太平军死者逾万人，尸骸塞路，血流成河”，叶芸来在激战中阵亡，吴定彩力战殉国，守城太平军“无人屈膝”。

然而，就在这场惨烈的城破之战中，张朝爵却奇迹般地突围而出。

关于他的突围过程，史料记载较为零散，但结合相关文献可梳理出大致情景。

曾国藩在《克复安庆省城折》中提到：“城破后，逆首张朝爵率数百人从西门缒城而逃，多隆阿部追击至长江边，斩获百余人，张朝爵乘船遁去。”

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中则补充道：“是夜，见西门外有火光闪烁，继闻水声，诘旦查之，乃逆贼张朝爵率其护卫乘小舢板渡江，逃往南岸。”

从这些记载来看，张朝爵的突围并非偶然，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结合当时的局势分析，他能够成功突围，主要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张朝爵对安庆城防布局的熟悉程度远超常人。作为长期主持安庆民政与城防修缮的官员，可能他深知城墙的薄弱环节和城内的隐蔽通道。

根据《安庆府志》记载，安庆西门城墙因临近长江，曾在咸丰五年（1855年）被洪水冲毁一段，后来修复时虽加固了墙体，但预留了一处“应急水道”，用于城内排水，平时用砖石封堵，紧急时可拆开通往长江。

张朝爵很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一隐蔽通道，避开了湘军的主力进攻方向。

其次，他拥有独立的护卫力量和物资储备。史料记载张朝爵直属的“文卫营”约有三百人，这些士兵大多是他的同乡，忠诚度高，且装备相对精良，补给较好还有力气逃跑。

在城破前，张朝爵很可能将仅存的部分粮食、淡水和武器集中调配给文卫营，确保其具备突围的体力和战斗力。

而当时城内的守军主力大多已因饥饿体力不支，难以组织有效抵抗，湘军的注意力也主要集中在与叶芸来部的巷战上，这为张朝爵的突围创造了可乘之机。

再者，突围时机的选择极为精准。张朝爵没有选择在城破之初的混乱中突围，而是等到夜幕降临后行动。

当时湘军刚攻入城内，正忙于肃清残敌、抢占据点，对城外的防备相对松懈。

同时，长江沿岸的湘军水师因白天协助攻城，夜间停泊在江面休整，巡逻力度减弱。

张朝爵率部趁夜缒城而下，迅速登上预先准备好的小舢板，顺江而下逃往南岸，成功避开了湘军的追击。

这些细节都指向一个结论，张朝爵的突围绝非临时起意，而是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早就想着跑了。

从城防通道的探查、突围船只的预留，到护卫力量的整合、行动时机的选择，都体现出周密的策划。

这与城内其他将领血战到底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引发了后世对其“早有叛逃之心”的质疑，但从史料记载来看，张朝爵突围后并未投降清军，而是辗转返回天京，更合理的解释是他早为自己预留了后路。

回到天京

与张朝爵突围之谜相伴而生的，是关于他“私藏粮食”的传闻。

这一传闻的源头，主要来自清军俘获的安庆太平军士兵的供词和地方士绅的记载。根据《剿平粤匪方略》收录的清军审讯记录，一名被俘的太平军士兵供称：“城破前一月，张朝爵将城内仅剩的三千石米藏于其府署地下，只给士兵和百姓发放少量米糠，我等多有怨言，但不敢言。”

此外，《怀宁县志》中也提到：“朝爵居安庆久，积财颇丰，城破时，府署地窖中搜出米数百石，盐数十担。”

这些记载是否属实？结合安庆保卫战的实际情况，需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张朝爵是否有能力私藏粮食？作为负责安庆后勤的最高官员，他确实掌控着城内的粮食储备与分配权。

咸丰十年（1860年）初，安庆城内有十万石米的储备，这些粮食主要储存在城内的“圣库”和四处粮站，由张朝爵的部下直接管理。

在粮荒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他完全有机会截留部分粮食，秘密储存起来。而且，张朝爵的府署位于安庆城内的核心区域，临近长江，便于挖掘地窖储存物资，且不易被他人察觉。

从这个角度来看，“私藏粮食”具备客观条件。

其次，私藏粮食的传闻是否有确凿证据？虽然有被俘士兵的供词和地方志的记载，但这些史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被俘士兵的供词可能存在夸大或被清军诱导的情况，而地方士绅对太平天国政权多有敌意，其记载可能带有偏见。

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曾国荃在攻克安庆后的奏报中，并未提及“从张朝爵府署搜出大量粮食”的情况，仅提到“查获圣库粮食数千石”，而这些粮食很可能是城破后未来得及销毁的残余储备，并非张朝爵的私藏。

此外，从情理上分析，张朝爵即便私藏了粮食，数量也不可能太多。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后，安庆城内的粮食已基本耗尽，曾国荃在奏报中称“城内无粒米可食，守军以人肉为粮”，如果张朝爵私藏了上百上千石米，如此庞大的数量根本无法隐藏，且必然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哗变。

因此，更合理的推断是，张朝爵作为负责后勤的官员，确实为自己和直属护卫预留了比普通士兵更多的粮食，以维持突围所需的体力，这在战乱中属于常见现象，但所谓“藏粮数千石”的说法，很可能是对事实的夸大。

不过，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安庆城破后，湘军在搜查张朝爵府署时，确实发现了“盐数十担”。

根据《太平天国史》记载，安庆围城期间，盐的短缺比粮食更为严重，“盐价涨至八千钱一斤，百姓多以草木灰代盐”。

而张朝爵府署中搜出的数十担盐，显然是他利用职权截留的战略物资。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印证了，张朝爵确实为自己预留了充足的物资，进一步支持了他“提前准备突围”的推断。

张朝爵突围后，历经艰险返回天京。当时天京的局势已岌岌可危，安庆的陷落使得太平天国失去了长江中游的屏障，湘军得以顺江而下，直逼天京。

洪秀全对安庆失守极为震怒，下令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叶芸来等战死将领被追封王爵，而张朝爵作为坚守安庆的主要官员之一，虽未能守住城池，但因其是“老兄弟”，且成功突围返回，并未受到重罚，反而继续留任，负责天京的民政与后勤工作。

回到天京后，张朝爵的行事风格依旧务实。他深知天京的后勤压力巨大，一方面整顿城内的粮食储备，推行“节粮政策”，严格控制粮食消耗；另一方面组织民团加固城防，挖掘地道，准备抵御湘军的进攻。

张朝爵《天京粮储奏议》，他曾多次向洪秀全进言，建议“安抚民心，稳定粮价，严查囤积居奇”，并提出“募集民船，从苏浙地区转运粮食”，但此时苏浙地区的太平军也面临清军的进攻，粮食转运困难重重，他的建议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进驻天京雨花台，开始对天京实施围困。

张朝爵再次负责后勤保障工作，但其面临的局面比安庆保卫战时更为艰难。天京城内人口众多，粮食消耗巨大，而城外的粮道被湘军彻底切断，苏浙地区的援军和物资无法进入。

张朝爵虽尽力调度，但仍难以改变粮荒的局面。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天京陷落，李秀成率残部保护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没有记载，但笔者认为张朝爵应该也是随突围部队一同逃出天京。

关于张朝爵逃出天京后的结局，史料记载较为模糊，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来自《太平天国史》的记载，称张朝爵逃出天京后，前往浙江湖州投奔黄文金部，后来黄文金护送幼天王前往江西，张朝爵则率部分亲信留在湖州，继续抵抗清军。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湖州陷落，张朝爵在激战中阵亡。

第二种说法来自清廷史料，称张朝爵逃出天京后，并未前往湖州，而是辗转前往广东，联络太平天国余部，试图重振旗鼓，投奔了汪海洋。

但由于清军搜捕严密，余部溃散，张朝爵最终在广东嘉应州（今梅州）病逝，终年约五十岁。

第三种说法来自民间传说，称张朝爵逃出天京后，放弃了反清事业，隐姓埋名，在安徽芜湖一带务农，直到光绪年间去世。但这一说法缺乏史料支撑，可信度较低。

综合来看，第一种说法的可信度最高。根据《湖州府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年）八月，清军围攻湖州时，“有太平军官姓张者，率数百人坚守西门，力战身亡，据称系前安庆文将帅朝爵”。

此外，湘军将领蒋益澧的奏报中也提到，湖州城破时，“逆首张朝爵战死，尸身已不可辨”。

结合这些史料，可以推断张朝爵最终在湖州保卫战中阵亡比较合理，以战死沙场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官员，张朝爵的一生充满了争议。有人指责他在安庆保卫战中“临阵脱逃”，只顾自身安危，不顾城中军民的死活；也有人肯定他的治理才能和务实作风，认为他在安庆的治理为太平天国稳定了后方，而突围返回天京也并非叛逃，而是为了继续效力。

客观来看，张朝爵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烈士”，他身上有着明显的务实主义色彩。

在安庆城破之际，他没有选择与城池共存亡，而是为自己预留了后路，这与叶芸来、吴定彩等战死将领相比，确实缺乏决绝的勇气。

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安庆的陷落已是必然，即便张朝爵战死，也无法改变战局，而他选择突围返回天京，试图继续为太平天国效力，也不能简单地归为“逃兵”。

从治理才能来看，张朝爵在安庆的表现值得肯定。

他推行的“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稳定了农业生产，保障了物资供应，使得安庆在太平天国前期成为稳固的战略基地。

在安庆保卫战的前期，他也尽力调度物资，组织民团守城，为坚守安庆付出了一定的努力。

至于“私藏粮食”的传闻，应该属实，在战乱年代的绝境中，为自身和直属部队预留必要的物资，也属于人性之常情。

张朝爵的经历，本质上是太平天国后期政权困境的一个缩影。

随着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的混乱，以及清军的层层围剿，许多太平军将领和官员都面临着“坚守则必死，突围则存疑”的两难抉择。

张朝爵选择了后者，但他没有降清，这一选择虽然引发了争议，但也反映了太平天国后期部分官员在绝境中的无奈与挣扎。

回望安庆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失败并非张朝爵一人之过，而是太平天国战略失误、内部矛盾、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朝爵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突围之谜和藏粮疑云，之所以能引发后世的持续关注，本质上是因为这些谜题背后，隐藏着农民起义政权在绝境中的生存困境与人性挣扎。

历史无法重来，真相也往往隐藏在碎片化的史料之中。

张朝爵是否提前准备突围？是否私藏粮食？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无法得到百分之百的确证，但通过梳理史料、还原历史场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一个真实的张朝爵，他不是完美的天国将领，但也不是卑劣的叛徒，而是一个在乱世中挣扎求生、兼具才能与私心的复杂历史人物。

他的故事，不仅为安庆保卫战增添了一抹传奇色彩，也为我们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