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在鄂州》一百首七律马上要开评审会了，先发一篇评论吧

鄂州历史的诗性重构

一一评余良清《诗说名人在鄂州》

鄂州市楹联学会徐胜利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传承与创新历程中，地域文化的书写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余良清先生所著《诗说名人在鄂州：七律一百首》，正是一部融合史实考据、文学想象与乡土情感的匠心之作。这部诗集以百首七律的规模，系统梳理并吟咏了自先秦至近现代一百位与鄂州有关的历史人物，不仅再现了鄂州作为"湖北之根""武昌之源""楚文化重镇"的厚重历史，更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叙事组诗的结构，构建出一部立体而生动的"鄂州人文史诗"。本文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以"诗性重构"为视角，从诗史互证、意象构建与地方书写三个层面，对余良清先生如何在历史真实与诗性想象之间建立联系，如何通过七律这一古典诗歌形式实现地方历史的当代转化等进行评述，并进一步分析其诗艺特征与文化意涵。

一、诗史互证：地方历史的文学再现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是一部以古典诗歌形式系统书写地方历史人物的力作。作者以"土记者"的敏锐、工程师的严谨与退休诗人的热忱，将鄂州三千年的历史文脉凝练于百首七律之中，构建出一部"诗史互证"的立体地方志。它通过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地理意象的情感投射等四个维度，实现了地方历史的文学再现与诗性重构。

（一）历史脉络的系统梳理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展现出明确的历史意识与系统思维。他以时代为序，从西周的熊渠、熊挚红，到汉魏的孙权、周瑜，南北朝的葛洪、慧远，再到隋唐的羲仕暄、李白、宋元的苏轼、丁鹤年，明清的余国柱、张之洞，直至近代的彭楚藩、吴光麟等人，形成了一条清晰的鄂州历史脉络。这种编排并非随意罗列，而是有意地构建一部"鄂州人文史诗"，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鄂州历史文化的延续性与变迁性。

例如《熊渠》诗的"日挂樊山马踏槐，拓疆建郢抖尘埃"，以雄浑的笔触勾勒出楚国开拓者的英姿。《熊愕》诗写道："大钟密铸龙仪摆，小篆浮雕凤礼巡。"诗后自注引王国维《观堂集林》，考证楚器中"夜雨楚公钟"与鄂州的关系，展现出作者对历史细节的考据功夫。这种"诗史互证"的结构，使诗集兼具文学审美与史料价值。

在《孙权》诗中，"鄂县钟情改武昌，拈须称帝泛红光"的描写，不仅再现了孙权建都武昌的历史场景，也暗含着鄂州从"鄂县"到"武昌县"的历史沿革。作者在自评中进一步说明："孙权在鄂州建都，大兴土木，营建城池……武昌城里先后建有昌乐院、宝宁院、惠宝寺等"，增强了作品的史实性与可信度。这种以诗为史、以史证诗的写作方式，使《诗说名人在鄂州》不仅是一部诗集，更是一部具有系统性的地方历史教科书。

（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在塑造历史人物时，不仅注重史实的准确性，更以诗笔

勾勒人物的精神风貌，使历史在平水韵中"复活"。他善于通过细节描写、意象营造与情感投射，实现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

在《岳飞》诗中，他写道："心怀激烈尘遮月，背刺精忠血染衣。"以简劲笔法勾勒出岳飞的忠勇形象。而《彭楚藩》诗的"自制袖标箍带白，他知心志战旗红"，则通过"袖标""战旗"等具象符号，展现了近代辛亥革命志士的精神内核。

作者对文人形象的塑造尤为传神。如《陶渊明》诗的"柳本多愁枝受压，杏因自怯叶遭殃"，既暗合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品格，也隐喻其在乱世中的命运坎坷。而《苏轼》诗的"官柳半斜经霹雳，野溪尽涸剩尘埃"，则既写景，亦写人，更写出文人宦海浮沉的沧桑感。

值得一提的是，余良清先生在每首诗后都附有"自评"，形成"诗＋文"的双重叙事结构。这一创新形式既补充了史实背景，也展现了作者的创作心路。如在《张志和》诗的自评中，他详细考证了西塞山的地理归属；在《程正瀛》诗中，则探讨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历史争议。这种结构既增强了作品的学术性，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三）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不仅关注政治军事领域的知名人物，也收录了不少在正史中记载不多，却与鄂州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如戴凯之、羲仕暄、王舆等。这些人物的加入，丰富了鄂州历史文化的层次，体现出作者对地方文献与民间传说的重视。

在《戴凯之》诗中，"幼笋猗猗包褐锋，老竿袅袅发青纹"，既写竹之形态，也暗合其《竹谱》之学术贡献。作者在自评中指出，《竹谱》是"我国最早把草木与竹区别开来的分类记录"，凸显了鄂州在科技史上的地位。

对地方传说与民俗的吟咏，也是余良清先生挖掘地域文化的重要手段。如《孟宗》诗中"哭竹生笋"的故事，既弘扬了传统孝道，也凸显了鄂州作为"孝文化之乡"的地域特色。在《屈原》诗的自评中，作者写到泽林百姓"扎制茅船，意为漂流到汨罗江去救屈原"，并发展为"旱龙舟"民俗，体现了民间记忆对历史人物的持续纪念。

此外，作者对地方物产的描写也富有深意。如《岑参》诗的"平生最爱武昌鱼",《赵孟頫》诗的"唯有正宗樊口水，才生精品武昌鱼"，既写风味，亦写乡情，形成一种"味觉记忆"与地方认同的联结。

（四）地理意象的情感投射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善于以鄂州地理风物为意象载体，将人物精神与地方景观融为一体。西山、南楼、樊湖、灵泉寺、白雉山等地方文学景观反复出现，成为历史记忆的空间符号与情感容器。

在《陶侃》诗中，以"官柳"象征其政绩；在《庾亮》诗中，以"南楼秋月"喻其名士风流；在《苏轼》诗中，则以"爬上西山坐在台，吴宫月照影徘徊"的意境，交织出文人的沧桑感与历史空灵感。这些意象不仅增强了诗的地域性，也使鄂州山水成为历史情感的载体。

在《黄庭坚》诗中，"独倚南楼鬓已霜，入秋酒后眺湖光。岸摇绿柳仍迷眼，浦挺红蕖未卸妆"，以清凉之境写超然之心，地理意象与人物心境高度融合。而在《范成大》诗中，"蜀江出发坐船头，含笑东归万里游。移景乘风经夏口，吟诗赏月上南楼"，则以黄鹤楼为时空交点，连接古今情感。

作者对白雉山的描写尤为值得注意。在《白雉山》一诗中，"萦回碧石小河弯，日点清波闪耀斑……敢约故人来此会，招魂屈子赋乡关"，以家乡山水为舞台，召唤历史灵魂，实现古今对话，展现出强烈的乡土认同与文化使命感。

由此可见，在古典诗词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余良清先生以"退休后自学写诗词，专攻平水韵"的身份，创作出如此系统而流畅的组诗，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有力践行。他在《后记》

中写道："鄂州是中国的交通中心、亚洲货运中心乃至世界运输枢纽中心……鄂州成为世界的物流中心，再创辉煌，指日可待。"这种将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相联系的眼界，体现出作者"以诗鉴今、以文化人"的创作理念。

二、意象构建：鄂州山水的审美建构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不仅是一部地方历史的人物志，更是一部以古典诗艺重构鄂州山水意象的审美结晶。作者通过七律体裁的娴熟运用、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自评与诗作互相补充，构建出一套属于鄂州的文化意象系统，实现了地域山水的诗性升华与审美建构。

（一）七律体裁的娴熟运用

七律作为古典诗歌中格律严谨、容量适中的体裁，要求作者在有限的五十六字内完成起承转合，既要符合平仄对仗，又要表达完整意境。余良清先生虽然自称"打螺丝出身"，但其七律创作却显示出深厚的功力，尤其在驾驭历史题材与地理意象方面展现出不俗的造诣。例如《陶渊明》诗的"柳本多愁枝受压，杏因自怯叶遭殃"，以柳、杏为意象载体，既暗合陶渊明"五柳先生"之号，又隐喻其在乱世中的坎坷命运。对仗工整，意象丰富，既符合七律的形式规范，又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苏轼》诗的"官柳半斜经霹雳，野溪尽涸剩尘埃"，则以"野溪"暗喻人生起伏，既写景，亦写人，更写出文人宦海浮沉的沧桑感。句中"半斜""尽涸"等词精准凝练，展现出作者在有限字数内营造意境的功力。

此外，余良清先生善用典故与地域意象相结合。如《庾亮》诗的"放眼展开观夜月，伸鞋翘起坐胡床"，化用李白"庾公爱秋月，乘兴坐胡床"之典，既写出历史人物的名士风流，又使南楼秋月成为鄂州文化的重要符号。

（二）图文并茂的视觉呈现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在艺术形式上的一大创新，在于"诗一图一文"三位一体的表达方式。书中每首诗均配有相关图片，包括人物画像、历史遗迹、地方风物等，形成"以图证史、以诗释图"的互动关系，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染力与历史真实感。

在《孙权》诗中，配以吴王孙权剧照，英武帅气，使读者在阅读"放眼展开观夜月，伸鞋翘起坐胡床"时，能够直观感受到孙权建都武昌的历史场景。图像不仅补充了诗歌的时空背景，也使抽象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

《苏轼》诗配以苏东坡坐像，与诗中"爬上西山坐在台，吴宫月照影徘徊"形成视觉呼应，使读者在文字与图像的互文中，仿佛亲临其境，感受到苏轼登临西山的苍茫心境。

《文同》诗则配以其坐于竹石间的图画，图中"春来眼爱庭围绿，秋去心迷日染黄"的景与诗中"老表吟诗因竹癖，高朋写篆是书狂"的意境相得益彰，突出了文同"胸有成竹"的艺术家风度，形成诗画一体的审美效果。

这种图文并茂的编排方式，不仅增强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也使诗集成为一部可视可感的"鄂州文化图志"，实现了历史、文学与视觉艺术的有机融合。

（三）叙事与抒情有机结合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这组诗虽以"叙事"为主，但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融入了作者的情感与评价，形成叙事与抒情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他善于在历史场景中注入个人感悟，在人物命运中投射现实关怀，使作品既有历史厚重感，又具诗性感染力。

在《伍子胥》诗中，既有"逃亡问渡急生愁，一夜青丝变白头"的叙事，也有"若是隐居能免死，伍家墙上与谁游"的感慨。前者以白描手法勾勒历史场景，后者则以反问语气抒发对命运无常的叹息，叙事与抒情自然交融。

而《文天祥》诗的"江流九曲虽柔软，不死精神敢夺魁"，既是对文天祥民族气节的赞颂，也暗含作者对"不死精神"的当代呼唤。句中"虽柔软"与"敢夺魁"形成诗意张力，在叙事中升华出精神高度。

在《张之洞》诗中，作者既赞其"南浦水深龙卧处，西山松直鹤归时"的文治武功，也叹其"愁延轨道吹风早，恨筑砖炉炼铁迟"的时运不济。这种褒贬相参的笔法，体现出作者辩证的历史眼光与深沉的情感投入。

（四）自评与诗作互相补充

"自评"是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一大特色，也是其在结构上的重要创新。作者在每首七律后以散文形式补充史实、考证源流、抒发感想，形成"诗以言情、文以载道"的双重表达，既增强了作品的学术性，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

在《张志和》诗的自评中，作者详细考证了西塞山的地理归属，指出西塞山"现在归黄石市管，古代归鄂州管"，并引用《舆地纪胜》为证。这种考证不仅补充了诗歌的历史背景，也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地理学价值。

在《程正瀛》诗的自评中，作者探讨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历史争议，既指出程正瀛"一枪击中陶启胜"的史实，也提及熊秉坤被孙中山称为"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另一种说法。这种不避争议、力求客观的态度，体现出作者的史识与诚意。

在《李时珍》诗的自评中，作者既提其《本草纲目》，也录其民间药方趣事，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活。这种"以诗塑形、以文传神"的结构，使诗作与自评相得益彰，形成立体的叙事空间

可以看出，余良清先生以《诗说名人在鄂州》实践了他对鄂州山水的审美建构与意象塑造。在这部诗集中，西山不再只是自然景观，而是与苏轼、陶渊明等文人精神相连的文化符号；南楼也不只是一座建筑，而是庾亮、李白等名士风流的见证；白雉山更不仅是地理名称，而是连接古今、召唤乡魂的情感载体。在余良清先生的笔下，鄂州的山水与历史、人物与情感，共同构建出一幅立体而动人的"鄂州意象图"，这将为当代地域文化的书写与传承提供重要的美学范本。

三、地方书写：古典诗词的当代转化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是一部以古典诗词为载体，系统书写地方历史文化的创新之作。这部作品不仅延续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更通过历史与未来的对话、地域文化建设的实践、民间修史与大众文化的融合，实现了古典诗词在当代社会中的创造性转化。

（一）从历史到未来的文化视野

余良清先生的创作，展现出一种贯通古今的文化视野。在《后记》中，他明确提出："鄂州是中国的交通中心、亚洲货运中心乃至世界运输枢纽中心……鄂州成为世界的物流中心，再创辉煌，指日可待。"这种将历史文化与当代发展相联系的眼界，使诗集超越了单纯的怀古抒情，成为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诗中多次出现的意象系统，如西山、南楼、樊湖等，既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也被赋予了新时代的象征意义。例如《白雉山》诗云："敢约故人来此会，招魂屈子赋乡关。"作者以古典意象召唤历史人物，却隐含着对当代文化复兴的期待。而《张之洞》诗的"愁延轨道吹风早，恨筑砖炉炼铁迟"，既是对近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也暗含着对当代发展的期许。

余良清以《山河依旧》为序，以《继往开来》为跋，构建了一种从历史中汲取力量、面向未来的文化叙事。这种叙事不仅是对鄂州三千年文脉的梳理，更是对地方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中如何定位的深刻思考。

（二）地域文化建设的有益实践

在当代地域文化建设中，余良清先生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实践意义。通过对百位历史人物的诗性书写，他为鄂州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强化了鄂州作为"楚文化发祥地之一""三国吴都""诗词之乡"的文化身份。

诗集中对地方名人的系统梳理，如熊渠、灌婴、孙权、慧远、陶侃、庾亮、韩仲卿、苏轼、岳飞、丁鹤年、余国柱、张之洞等，不仅再现了历史，更重塑了地方文化记忆。在《孙权》诗中，"鄂县钟情改武昌，拈须称帝泛红光"，以诗性语言强化了鄂州作为东吴都城的历史地位；在《陶侃》诗中，"走马挥鞭尘土扬，安民大事最难忘"，则突出了鄂州在历史进程中的政治军事价值。

这些诗作通过"今日头条"等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余良清先生以"几万名粉丝"为基础，实现了古典诗词的大众化传播，为地方文化品牌建设提供了鲜活案例。他的实践探索表明，古典诗词不仅是文学创作，更可以成为地域文化营销的有效工具。

（三）民间修史与大众文化融合

作为"打螺丝出身"的民间诗人，余良清先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间修史"特质。他通过诗歌与自评，将正史、方志、传说、考证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大众易于接受的历史叙述方式。

在《戴凯之》诗的自评中，他详细考证了《竹谱》的学术价值；在《程正瀛》诗中，他探讨了"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历史争议；在《李时珍》诗中，他既提《本草纲目》，也录民间药方趣事。这种既重学术性又重普及性的叙述方式，打破了专业史学研究与大众历史认知之间的壁垒。

余良清先生在《小序》中坦言："我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能尽微薄之力，将来过鄂州的历史名人用七律的形式记载一下。"这种平民视角，使他的创作更贴近大众情感，更容易引发共鸣。他将高深的历史知识转化为通俗的诗性表达，实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有效对接。

（四）古典诗词当代转化的示范

在传统古典诗词日益边缘化的今天，余良清先生的创作实践，为古典诗词的当代转化提供了重要范例。他在坚持传统格律的基础上，融入现代人的历史观与审美情趣，形成了"旧体新意"的独特风格。

首先，在形式创新上，他创造了"诗一图一文"三位一体的艺术结构。每首七律配以相关图片和自评文字，既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律之美，又增强了作品的表现力与传播力。这种创新使古典诗词更好地适应了当代读者的读习惯。

其次，在内容拓展上，他将鄂州历史、人物传记、地理风物、民间传说等多元内容融入七律创作，打破了古典诗歌传统的题材限制。在《岳飞》诗中，"背刺精忠血染衣"延续了英雄叙事传统；在《陈东》诗中，"妻子尝新烹白菜，夫君依旧拍黄瓜"，则以鄂州瓜菜喻民生疾苦，展现了现实人文关怀。

再次，在传播方式上，他通过新媒体平台"今日头条"实现了古典诗词的当代传播。拥有"几万名粉丝"的事实表明，古典诗词在当代社会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找到传统形式与当需求的结合点。

总而言之，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创新的艺术形式，为古典诗词的当代转化提供了成功范例。这部作品表明，古典诗词不仅可以是个人情感的抒发，更可以成为地方文化建构、历史传承与社会教育的重要载体。

四、白玉微瑕：诗集修改的努力方向

余良清先生以《诗说名人在鄂州》百首七律为地方文化存证，其挖掘地方历史、传承乡土文化的热忱令人感佩。但是，如果以严格的诗学艺术标准与历史书写视角加以审视，该诗集在叙事范式、语言格律及注释体例上，尚存在可商榷之处。（一）叙事之限：七律叙事缺乏竹枝词的诗意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历来重视诗歌的抒情、言志功能，但从先秦诗经、汉魏东府，到唐宋古风、明清竹枝词，也逐渐形成了"以诗叙事"的诗学传统，创作出无数优秀作品，其中以竹枝词最为突出。中唐以来，自从作为民间歌谣的竹枝词进入刘禹锡、白居易等文人视野，经过明、清文人改造以后，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风味的诗歌体式。它虽然形式短小，却以其瞬间定格的叙事手法、俚俗双关的语言艺术和联章并呈的组诗形式，成功地将诗歌的"贵族性"转向"平民性"，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部鲜活、生动、充满烟火气的社会史与风俗史。

而七律一体，则与竹枝词不同，它在起、承、转、合之中，长于抒情、议论，精于意境营造，其固定的篇幅与严整的格律，对连续叙事构成天然的限制。从这一角度来看，余良清先生虽然致力于"诗说"历史，却没有选择专擅"风土叙事"的竹枝词，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由于律诗的体制所限，诗集中的部分篇章更像以韵文写就的人物小传，缺乏诗的凝练与意象张力。如《灌婴》诗的"受邀固筑鄂王城，草掩残墙也出名",《王睿》诗的"火船烧断拦江索，竹筏移翻戳洞锥"等句，虽然清晰地陈述了事件，但更近乎韵文编年，未能将史实充分转化为鲜活的诗性场景。其叙事多停留于"概括陈述"，而缺少竹枝词那般捕捉历史瞬间的"戏剧情节"与"细节特写"，这使得部分诗作在"讲故事"的生动性与感染力上，有所欠缺。

（二）语言之瑕：七律格律限制下的语言冲突

余良清先生"专攻平水韵"，其所作七律格律工稳，值得肯定。但在具体字句的锤炼上，时见为合律而牺牲语言准确性与典雅性的现象。

例如部分律诗的用词过于现代化或概念化，未能将人物精神与诗性语言深度融合。如《熊挚红》诗的"手段促成开发力，目标简化继承权",《韦良宰》诗的"身居要职惜良才，受贬诗仙就敢来",《韩仲卿》诗的"格局打开飞赤雁，画图绘就舞黄莺",《梅尧臣》诗的"不合时宣谁敢说，先讥黄祖自由行"，其中"开发力""继承权""身居要职""就敢来""格局打开""不合时宜""自由行"等词，颇具现代语言色彩，置于七律中则有"老干体"之嫌。

而《韩仲卿》诗"梅香俩届樊山发，柳秀千年汉水生"的"俩届",《宋之悌》诗"千里征途何显贵，一杯下肚自知惭"的"一杯下肚",《张之洞》诗"取得功名能怎样，清朝气数走游丝"的"能怎样"，则是以口语入诗，削弱了律诗的庄重感。

还有部分律诗的对仗为求工整而流于生硬或空泛，缺乏情感投射，使诗作在"史实陈述"与"艺术创造"之间未能取得理想平衡。如《赵善括》诗的"灯照湖边披发柳，虫鸣墙上砍头刀。欢娱模仿诗词秀，悲愤缘由岁月糟"，两联的上下句意象关联牵强，有"为对而对"之嫌。语言的准确性、典雅性，是七律这一诗体的核心要求，此类瑕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作的整体艺术成色。

（三）体例之失：自评的学术严谨性有待加强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为每首诗附有"自评"，补充所写人物经历、代表作品、名物典故，作为诗作的有力补充。然其内容却与竹枝词（杂事诗）的附注相同，几乎与"评"无关。若更名为"自注"，可能更加准确。

而且"自评"中大量使用"传说""据说""估计""大约""推测""应该""也许"等不确定性词语，如《伍子胥》诗中"传说，伍子胥在鄂州银山伍家墙隐居时",《灌婴》诗中"因遗址不在，估计城有五门"。《韩愈》诗中"根据官员有带家属的习惯，韩愈应该在鄂州生活过",《韩翊》诗中"由于战乱，他也许去过鄂州"，等等。作为题咏历史人物的叙事诗，若引证材料多为民间传说或推测之词，且未注明可靠文献来源，其信度便会大打折扣。若将"自评"明确为考据性质的"自注"，则应遵循"无一字无来处"的原则，增强引证的规范性，区分信史与轶闻，方能提升整部诗集作为"诗史"的学术价值。此外，部分人物如"白雉山"虽为当代鄂州文化名人，但其入列"历史名人",且与前述古人并置，略显不协。

（四）编选之误：选人标准与编排顺序错误

余良清先生的《诗说名人在鄂州》，总体上是以鄂州市历史年代为序编排的，用意甚佳。然而在对鄂州历史地理的精确界定、以名人生卒年为序的编年体例的把握上，存在较为明显的疏漏，影响了诗集的学术严谨性。若能厘清地望，严守时序，此诗集的历史框架将更为坚实可信。

首先是地域概念混淆所致的误收名人问题。在收录对象的选择上，由于对历史上"鄂州""武昌"的地理沿革未作深入考证，没有区分唐宋时期的"鄂州""武昌军""武昌县"与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古鄂州）、鄂州市（古武昌县）的对应关系，以及对"鄂渚"的争议未作全面考察，误将在古鄂州（治江夏）活动的人物，误纳入今鄂州（古武昌县）的历史名人谱系中。据粗略统计，该诗集误收了王维、宋之悌、崔颢、司空曙、武元衡、卢纶、韩愈、白居易、韦蟾、罗隐、朱庆馀、李频、刘得仁、鱼玄机、崔涂、冯京、梅尧臣、文同、陈东、赵善括、郑起、文天祥、赵孟頫、张翥、王士祯等20多人，约占总人数四分之一。上述人物与古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区）渊源深厚，但与今鄂州市（古武昌县）的直接关联甚弱，收入本诗集实为不妥。

其次是编年时序错乱所致的排序失当问题。该诗集虽然大致按时代先后排列，但因未严格以人物生卒年为序，导致排列顺序多处出现混乱，打断了历史脉络的顺序和清晰度。如第14位孙皓（242-284）错排在第15位王睿（206-286）之前；第20位慧远（334-416）错排在第21位葛洪（约283-363）之前；第39位韩愈（768-824)、第40位崔颢（704-754)、第41位孟浩然（689-740）则是倒序排列的。又如第69位辛弃疾（1140-1207）不仅错排在第70位岳飞（1103-1142）之前，而且辛、岳两位南宋名人还错排在第71位苏轼（1037-1101)、第72位苏辙（1039-1112）等北宋名人之前。

总之，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今天，地方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显得尤为重要。有道是：瑕不掩瑜。余良清先生《诗说名人在鄂州》的创作，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他以一人之力，成百首之诗，其志可嘉，其情可感，其诗可传。他的实践告诉我们，历史不仅是教科书上的冰冷事实，更是融入山川风物、民间记忆的情感存在。通过诗性的重构，地方历史得以从沉寂的文献中苏醒，成为滋养当代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而古典诗词的当代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否与时代对话、与地方结合、与大众共鸣。只要怀着对历史的敬畏、对乡土的热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为地方文化的复兴贡献力量。

【作者简介】

徐胜利（1963一），湖北黄冈人。高级政工师，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鄂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鄂州历史文化。

2025.10.15